【罗德独家专访】美国、英国、中国、埃及：何伟的奇妙冒险

何伟肖像（图源：约翰·D·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

本期嘉宾

何伟（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美国记者、作家，199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毕业同年，获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96年，他来到四川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学，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居住至2007年。2011年，他举家移居埃及开罗。2019年，他与家人重返中国，来到成都，执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他著有享誉中外的“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除了描绘中国之外，他的《奇石》及《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中也描摹了美国和埃及的人与事。美国、英国、中国、埃及，又再次回到中国——他总是出乎意料地开始一段又一段新的旅程。今天，罗德中国将和何伟一起，回溯他执笔二十余年来奇异又平凡的旅途。

1 异邦·异旅·异乡人

严严（下文简称“严”）：你曾在专栏文集《奇石》（Strange Stones）中说过，“奇石”中的“奇”（strange）这个字同时可以翻译成“奇异”或“罕见”。这种语义的模棱两可让我联想到生活的模棱两可。为了除却习以为常的观看习惯，我们有时需要将自己放置在陌生的处境中，才能充分欣赏生活的奇异和人的奇异。另一方面，“异”这个字可以翻译为“陌生”或“不同”。你曾在几个不同的国家居住过，并对作为外来者、长期居住在陌生土地上的心理状态有所体会。我们想从你作为罗德学者的身份切入，了解你在牛津英语语言与文学专业攻读第二学士学位时的经历，以及这段时间里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

何伟（彼得·海斯勒，下文简称“何”）：我离开牛津已经有25年了。回首看来，那段时光和我现在的人生真是大不一样。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身为异乡人的感受——我生长在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Missouri）中部的一个小地方，直到高中甚至大学都还没有自己的护照，也不会任何别的语言。但在美国读本科时，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念头，想要出国看看。大四的我只知道两种途径，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其一是加入和平队（Peace Corps）去海外志愿服务，而我也的确这么做了；另一种就是去牛津读书。当我获得去牛津的奖学金时，我其实正在同时准备随和平队去非洲志愿服务。我的人生方向就这样改变了。当时的我比较稚嫩，旅行经验也不多，以为适应牛津不会太难，因为毕竟我在普林斯顿学的就是英语语言文学。然而，我对英国文化的陌生程度，以及我所体会到的陌生感，都让我猝不及防。某种程度上，我在牛津的日子有些失败，因为我不够随机应变，没能充分融入社群。在牛津的第二年，我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高中参与辅导项目，那是我两年中最享受的事情之一。反思那段时光，我本应该做更多这样的事，与他人发生更多的联结。我觉得在当时的牛津，融入当地生活是件不太容易的事：英国文化比较正式，而且奇怪的是，从某些角度来说，我融入英国比后来融入中国更难。当然，想适应中国文化（比如汉语）绝非易事，但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放松感，不那么一本正经，有点让我想起美国。中国人相当耐心，对错误一笑而过，而在牛津时我没有这种感觉。但其中很多是我自己的不对。在牛津的经历是我宝贵的教训，也帮助了我更好地应对日后人生中的一次次转变。我在牛津读的是英语语言与文学专业，当年的情况和现在不同，很多罗德学者会选择第二学士学位（编者注：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可申请进入牛津大学攻读任何专业硕士、博士或第二本科学位，今天的大多数罗德学者选择攻读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当时我的专业兴趣不够明确，还未准备好研究生的学习，所以第二学士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我体验到了牛津传统的本科生教育，包括个人导师（tutor）和考试制度。我从中学到很多，对这段经历有诸多感念之处。我所在的曼斯菲尔德学院（Mansfield College）很小，知名度也不高，所以我的住房条件没有其他一些罗德学者那么好。实际上，我并没有在牛津城里住过，两年间一直住在郊区。这在当时让我比较失望，甚至怀了点怨气。但是曼斯菲尔德学院的英语导师极其优秀，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学术上的支持，并且与其中的几位成为了好友，因此从学术角度来说，我在牛津的体验非常棒。在牛津期间，我意识到自己可能不会从事我之前一直向往的职业，即成为一名英语文学教授。我内心有些飘忽不定，在努力找到新的方向。我知道自己想写东西，但写作是一条困难的职业道路，因为“如何成为作家”是一个开放的命题。你享有高度自由，但这同样也令人畏惧，尤其当你刚刚二十出头的时候。在牛津时，我对此感到很忧虑，充满了不确定感。但我仍觉得，我遇上了我的项目和导师们，是件幸运的事。好笑的是，从牛津毕业时我以为我和英语文学缘分已尽，我终于要奔向新的生活了，而不久之后我便到了涪陵这座中国内陆小城，向中国学生教起了英语文学。牛津的教育对当时的我帮了大忙——那是九十年代的中国，没法上网找教学资料，所以我教授的很多东西都要依靠我对牛津所学知识以及考试内容的记忆。美国已经不再有那样的文学考试，但牛津的学年末考试体系意味着我不得不在一周内参加一连串考试，内容涉及从古至今各个时代的英语文学。这些知识牢牢扎根在了我脑子里，让我即使没有好的教学材料，也能辅导我在涪陵的学生。

1992级罗德学者（何伟为第三排左二）

1998年，何伟在涪陵街头与人交谈

严：你在从牛津毕业的两年后动身来到中国。有什么具体的经历促成了这样的决定吗？何：我从牛津到中国的道路其实挺意外也挺有趣的。本科时，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我感觉不到和她的关联，对亚洲也没什么兴趣。但是在牛津时，我游历了很多欧洲国家，并且有了探索世界的想法。在结束牛津的学业时，我没有任何头绪接下来准备做什么。于是我想：“与其飞回美国，何不向东走，来一次漫长的旅行呢？”当时罗德基金会发放的是现金补贴，于是我拿了本该是我回家的机票钱，和学院里的一位朋友一起开始了这次陆上旅行。我们飞到了捷克共和国的布拉格，并在那里买了火车票和车票，开始慢慢地往俄罗斯走。然后，我们搭上了从莫斯科开往北京的跨西伯利亚火车，旅程一共六天。当时我去中国唯一的理由就是有这样一班火车：我想体验一下坐火车坐那么久是什么感受；我的计划是从中国去东南亚。对那时的我来说，中国是那班火车的终点站。但等我1994年8月抵达北京之后，这个地方有种特殊的感觉，一把俘获了我的想象力。北京充斥着一股具象可感的能量，和当时的俄罗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94年的俄罗斯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办事难，就连在餐厅里吃饭都成问题。说实话，当时的俄罗斯让人感觉挺低落的。但到了中国，事情却能办成，虽然当时我一点中文都不会。在中国，我能和人们沟通。他们会尽力把情况弄明白，会试图理解我。如果我想要什么，他们会想方设法帮我解决。当然，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但归根结底，在中国，我时时都能体会到这样一股具体可感的能量。接下来，我一面在中国旅行，一面搜集写作素材，后来写成的旅行故事发表了在美国的报纸上。六个月后，当我回到美国时，我已下定决心重新申请加入和平队，但这一次我想去的是亚洲。当时我知道和平队刚刚在中国启动了一个新项目，于是我对自己说：“就去那儿。”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很大程度上是机缘巧合，并不是长期计划的结果。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没有多少美国人真正把中国当作一个对职业发展多么有益、能学到有用的东西、能够提供独特工作机会或者独特人生经历的地方。我当时也并没有想，“从职业发展角度来说，这是个明智的选择”，而更多是觉得中国有吸引我的地方：我一直想学一门外语；此外，我觉得住在一个我和周围人都不同的地方会是一种宝贵的体验。当然，牛津社群的多样化程度也很高，但我毕竟是白人，而白人是英格兰的主要族裔。去一个我看上去格格不入的地方，去一个我需要作出重大调整、适应一门艰深的语言的地方，对我来说，这样的经历是值得的。

严：你在《奇石》中也说过[1]，和平队的形式虽然是美国人前往世界各地志愿服务，但它其实也是一种反向的教育过程：一些美国人来到不同的国家，在这里，他们的原有想法会发生改变，而这些改变人心的经历可能也帮助塑造了今天的美国。[1] “有时候，我把和平队想成是逆向的难民机构，它把我们这些失落的中西部人遣送至此，它变成了唯一的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骄傲、抱负、缺乏耐心、控制的本能、积累的欲望、传道的冲动——这一切统统被抛在了脑后。”（彼得·海斯勒著，李雪顺译.《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4月）何：我一直把和平队看作一种交流互换。不同的人对和平队有不同的态度——在某些人看来，好像是我们把美国文化带到发展中世界。说实话，我们这些志愿者基本上都不这么想，也不会这样处事。当时的我非常幸运，身边有一群很棒的志愿者朋友，我们都把这次经历看作一种互通有无的机会。我觉得自己有一些技能和观点，是涪陵乡亲们能受用的，而他们也有很多能给我。我希望在这段经历中有所收获，同样，我也想要为这个社会作出贡献。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几乎所有和平队的志愿队员都持这样的观点。它让我们带着一种不同的出发点来到了我们所服务的国家。同样让我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志愿队的大部分人在来到中国之前都没有太多地想到过中国，或者专门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所以我们的头脑比较开放，没有太多的预先设想。对我来说，中国就是涪陵，是我被分配到的那个小城；那便是我的焦点所在，而大背景并不在我的考虑之中。我全心全意地想要适应自己的新生活，和学生与同事们打好交道——日后，他们成为了我的朋友。

2003年7月，何伟在长江支流大宁河区域采访（摄影师：Mark Leong）

严：你曾有一次提到过，你的双胞胎女儿在成都的公立小学就读。就我而言，这个选择和你们夫妇的人生哲学完全是一体的，但鉴于大部分西方人会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你们这么做有些令人吃惊。因此，我想进一步了解你们选择背后的考量。何：原因有好几个：首先，挣着教师的薪水，想付国际学校的学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笑）。但主要还是因为妻子和我觉得，既然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就应该让女儿在公立学校上学，让她们真实体验到中国人的生活。这么做并不容易。举个例子，我们在搬来成都一年前专程来到这里，请这边的朋友帮忙联系，与校领导和校长会面。我们历经了漫长的过程，付出了不少努力，才建立起信任，最终取得女儿们上学的机会。你要知道，我们女儿在成长过程中完全不会说中文。在她们还是婴儿的时候，我们就把她们带去了埃及开罗，她们很小的时候说的是阿拉伯语，我们也从来没教过她们中文。当我们在埃及时，我和张彤禾（编者注：作家、记者，何伟的妻子）都在学阿拉伯语，假如同时还要教她们中文，那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所以我们连想都没想。而且我们总觉得，等我们回了中国，她们到时候学中文也不迟。两个女儿9岁时，我们搬回了中国，并把她们安排在一所公立小学的三年级就读。迄今为止，这段经历非常奇妙，也让人应接不暇——尤其是由于新冠疫情、学校上网课的那段时间。但总地来说，一切顺利。她们现在中文说得很溜，做着和其他孩子一样的事情，参加一样的考试……对彤禾和我来说，既然我们在这个国家生活，就应该以各种不同方式和这里的社群发生关联，而教育当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虽然中国教育的一些方面不够理想，例如给了孩子太大的压力，但是它有我们所尊重的方面，有我们希望自己孩子能接触到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有差异的地方，我认为也是值得接触了解的。对我的女儿们来说，在短短一年内适应新的生活很不容易，但我觉得有这样的体验是好事。我认为，身处一个自己和他人不同的环境里，需要苦苦挣扎，作出调整，这样的经历是很有用的。虽然她们第一年过得不容易，但现在相比一开始已经顺了不少，随着我们逐渐步入正轨，一切也将越来越好。

严：确实像你说的，作为少数群体的一部分、去尝试融入一个新环境，这样的经历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是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我希望是这样。理想情况下，这种经历会使你在未来的人生历程中，看到与你不同的人和当初的你一样努力适应新环境时，更富有耐心和同情心。

2012年秋，何伟与妻子张彤禾和他们的双胞胎女儿在埃及西部的沙漠中

2 奇遇·奇境·奇人周晓睿（下文简称“周”）：访谈的第二部分围绕“奇”字。

在《奇石》中，你提到中国对你而言就像一块奇石（strange stone)，且每个人都会看到自己眼中的那块石头。中文里的“奇”有多层含义：它可以是奇怪、奇特的，也可以是奇异、奇罕的。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想了解你经历过的奇遇，身处过的奇境与遇见过的奇人。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最让你称“奇”的经历是什么？

何：对我而言，来到中国并以其为志业这件事本身就够奇异的了；并且，我在这过程中逐渐发现，中国与我的过去竟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奇特关系。比如说，我的外公在美国南部的阿肯色州（Arkansas）长大。因为小时候家中拮据，他被送到了一个天主教修道院接受教育，最终获得了去罗马深造的奖学金。在上世纪30年代的罗马，他为了成为一名牧师而研习，并梦想终有一天能够来中国传教。最终，他没有成为牧师，原因之一便是教会负责人员没答应送他去中国。在我外公在世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这层关系。直到他去世之后，我读到他的日记，才得知这其中的故事。我和中国的这一关系非常奇怪——虽然我从小并不知情，但来到中国确是我外公的旧日梦想。除此之外，我的父亲读博期间的指导老师是一位在上海长大的华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牛康明（Peter Kong-Ming New）。牛康明是一位活力满满的社会学家，他完全担当得起“老师”二字。他的学生都和他关系很紧密。他去世三十多年了，他们仍对他念念不忘。某种程度上，我的名字（彼得·海斯勒）也是由这位叫“彼得”的老师而来。但虽然有这些缘分在，我小时候并没有想，我长大了要去中国（笑）。但当中国成为了我人生的一部分后，我回头再看这些关系，我觉得它们都是奇事。

周：我的第二个问题关系到你生活过的国家。你专注于不同文化间令人意想不到的共同之处——无论是美国西部、中国城乡，还是尼罗河畔，都留下了你的足迹。我们对你对这些地方的观察特别感兴趣。2011至2019年，你和家人住在埃及开罗。你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你会如何比较中国和埃及？

何：开罗特别好！虽然这座城市有它“疯狂”的一面，但它能量非凡。开罗的历史感十足，过去仿佛触手可及，因为那里有许多老建筑。埃及人非常幽默、外向，他们愿意和人闲聊，也喜欢开玩笑。我们一家人真的很享受我们在那的生活。这座城市对小孩来说也特别好，因此，我的女儿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非常难过——对她们俩而言，埃及是她们的整个世界。我们之所以决定去埃及，是因为我和我妻子有些担心，我们的视野太过专注于中国和美国了。我们希望在这两个国家之外，能有在第三国工作生活的经验。我喜欢生活在有历史感的地方——我很喜欢中国的这一点。同样，这点也吸引我来到了埃及。这两个国家都扎根于过去，也有非常强的身份认同。在美国，人们的身份认同感也很强。在这三个地方，人们都很爱国，有一统的概念和身份的认同。当然，在历史感方面，美国还是和中、埃两国不一样的。中国和埃及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字面意义上，“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而埃及的别称是“世界之母” (أم الدنيا，umm al-dunya)——世界来源于此。这种强烈的中心感，我在中、埃两国都可以感受到。但落到具体之处，中国与埃及和历史的关系又大为不同。中国和过去的连接比较直接，并且和语言相关：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存活至今的古老语素文字。因此，中国人可以通过文字，回看中国的历史长河。但埃及不一样。许多族群与文明在埃及的历史中来来去去：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公元七至八世纪，阿拉伯人的到来更是带来了巨变——语言发生了改变，书写系统也发生了改变。所以，虽然现在埃及人仍然觉得自己就是埃及人，但和中国不同的一点是，他们有很长时间都没有主宰着自己的国家。最后一个自封法老的埃及本地人称王的企图在大约公元前186年终止。也就是说，从公元前186年到1953年，掌管着埃及的并不是埃及人。想想看，这挺让人惊讶的——打个比方，这就好像从西汉到新中国这么长时间，主持国家事务的都不是中国人一样。这会显著改变人们和政治生活的关系，也会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过去。在我看来，埃及人比较喜欢责怪外来者。所有的文明和国家都会这样做，但这种倾向在埃及是非常强烈的。也许，正是因为他们长期以往没有掌握着自己国家的命脉，所以“甩锅”给外国人是自然的举动，这种心态是很复杂的，我觉得它让埃及更难从自己的社会问题中抽身而出，这是中埃两国不同的一点。在中国，人们会因为过去三十年的进步而自豪，怀着一种自己当家作主的心态，而埃及还没有经历这个阶段。长久以来，这个国家停滞不前，甚至在倒退。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非常复杂，地理是其中一个因素。我在埃及时注意到的一点是，埃及可使用的国土面积没有那么大——这个国家的布局沿着尼罗河两岸。人们不大会选择离家太远，这和中国截然不同。我目睹了中国90年代的“流动人口”潮。你如果离开四川去深圳打工，你可能逢年过节才会回家，平时是不会回来的。这样的例子在我妻子张彤禾的《打工女孩》（Factory Girls）中非常常见。假如你是一个19岁的姑娘，离家后，你住在宿舍里，你的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影响，新的朋友。等你过年回家，你的叔叔爷爷们却来对你指手画脚，你的反应可能就是：“去你的。我比你赚得多，我才不听你的。” 但是，由于地理因素，在埃及，“出走”是很困难的。另一个区别在于本国和周边国家的比较。90年代，中国环顾四周，看到的是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这些地方的强劲发展让中国人也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同时，中国人也从这些周边地方的发展模式上汲取了经验，发展了策略，比如说开发区和经济特区。埃及不一样。它周边的国家并没有找到成功的发展路径。在埃及，我经常听到的论断是“至少我们比叙利亚强多了”。但是在90年代，我认识的中国人并没有和我说，“我们至少比朝鲜强！” 大陆人会谈到的是，“既然台湾的生活水平更高，我们该怎么做？”能做到这一切，需要一定程度的反思与自省。

何伟在埃及南部考古现场作采访

周：从1996年到2007年，你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十年里居住在这里，但在2007年到2019年你又离开了中国——在你离开的这12年里，这个国家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埃及回到中国后，你在年轻一代的身上看到了什么变化呢？何：我在1996年至1998年执教于涪陵师专，1998至2007年住在北京，专职写作，又在2019年从埃及回到中国（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教学。从我上次教书到这次重返课堂，中间隔了21年，一代人。90年代我教的那些学生都可以做我现在学生的爸爸妈妈了。我之前的学生都来自农村，生长在大家庭，基本上都有兄弟姐妹。他们搬到了城市里生活工作，这一代学生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我现在的学生基本上都在城市长大，大多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了解了这两代人之后，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令人咋舌。有的区别是外表上的：刚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会给同学们看我和以前学生的老照片——这些合照里，我比他们都高不少。看完照片之后，我会让大家站起来，然后你就会发现，我现在的班上，大部分男生都比我高！90年代我教过的学生尝过贫穷的滋味。现在我还会收到一些之前学生的留言：“我之前没有告诉你，但是1996年的时候，我一天只吃得起一顿饭，所以我上课总是打瞌睡。” 那时，他们的手上也有搓洗衣服留下的冻疮。现在我班上的学生大不一样了。他们大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上世纪90年代，贫穷驱使着我的学生们拼命努力。现在的学生也许大多家境没有那时贫寒，但他们在大环境的竞争压力下也不得不努力。回想起90年代，我在涪陵的学生不大讨论高考。而对我现在教的大一新生而言，高考是一场刻骨铭心的体验。他们入学前，高考是他们生活的绝对重心，部分学生会觉得很久都走不出来。我猜想，竞争压力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代人里有许多是独生子女。父母长辈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尽可能地去鼓励他、支持他。虽然，在西方一些人预测独生子女会被宠坏，但我觉得不尽然。资源的集中并没有让这些孩子变成“宠坏的一代”。我到现在还会为大家的努力程度吃惊——不仅是学生，任何工作者都是这样——虽然社会条件变好了不少，但是大家依旧加倍地努力。

我正在写一篇讲中国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的文章（编者注：本文发稿时，该文已发表）。在防疫上，中国人投入的力气同样令人乍舌。年轻一代身上仍然保留了能“吃苦”的品质，没有消失。我挺好奇的，这种强调努力和吃苦的精神会延续下去吗，还是会在某个节点改变呢？我不知道，但我非常钦佩我的学生们，也很珍惜能再次深入接触年轻中国学生的机会。时过境迁，但我还是能认出来许多“旧”东西。现在的中国对我来说并不像一个陌生的异国——变化没那么夸张，有一些根本的东西还在那儿。我仍然能够在这代人身上看到上一代人的影子，同时也可以看到一种新的自信。这种自信的态度是在我2007年离开中国前就感受到了的。我们可以拿我的第一本书《江城》（River Town）在中国出版的经历举个例子。我在2001年完成了这本书，但当时并没有在中国出版。我一直认为，如果《江城》当时就在中国出版，也许大家并不会这么喜欢这本书：可能会有人觉得我是一个看不起中国人的外国人——毕竟我提到了贫困，还有当时一些无知与封闭的心态。但是当《江城》在2007年出版的时候，社会已经向前走了几步——大家对“外国人视角”很感兴趣，因为他们足够自信，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这和我在埃及的出版经历很不一样。埃及的精英阶层对我的作品一直不太感冒——但说实话，这些反应并没有太影响我，因为我还是照样写我的所见所闻。作为写作者，我不能总想着读者会不会喜欢我的作品。

何伟著作《江城》（River Town）、《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奇石》（Strange Stones），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3 罗德奖学金

周：我们刚刚聊了很久中国的年轻人——说到这里，你连续两年参与了罗德中国奖学金的选拔。这个选拔过程的体验如何？何：2019年是我第一次参与罗德奖学金的选拔。我之前没有在罗德选拔委员会做过评委，而且过去我碰巧经常住在奖学金选区没有覆盖的地方。所以这对我而言也是全新的体验。选拔过程激烈而有趣。在中国申请难度不小，我希望罗德基金会可以增加中国奖学金的席位——他们好像正在为此努力——我也希望能够在中国申请人的身上看到更多的地域多样性。在中国，我觉得大家都很关注某几所高等学府。这种心态很难改变，即使年纪很小的中国孩子都会说：“我要上北大，我要上清华！”在美国不会这样。当然，也许美国人应该更加重视教育，但美国的学生可以说：“我非常喜欢文理学院的环境”，或者“这个公立学校的项目师资力量特别强大，就选它了”。在这些不同的环境里，学生都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时，我会安排我现在的学生就中国教育的现状与高考问题进行课堂辩论，因为这是他们平时关心的话题。他们常常会说，希望能有机会寻求更多追求人生道路的方式。某些层面上，中国的教育系统还是很像一个漏斗，学生们被导向了极少数高校。而在我看来，除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学外，罗德基金会也应该多多和不同的学校开展合作，毕竟中国是个如此多样化的国家。

2019年罗德中国奖学金最终面试晚宴现场，何伟与候选人们交流（摄影师：张洋）

严：我觉得我们中国学生常常愿意向着某个特定的方向一路前行，而对于需要你做出冒险的抉择却有所迟疑。很多高考导向的公立高中出来的同学会考上重点大学，这些同学可能会选择在国内升学或申请海外的研究生项目，但他们有可能并不会申请罗德奖学金，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罗德奖学金要求你对自己的个人选择和未来计划有着独立审慎的思考。你觉得，在大多数学生都会经过高考体系筛选的情况下，怎么才能增加申请人的社会背景和所在区域的多样性呢？何：这个问题挺难解决的。我回中国才一年，这一年还因为新冠疫情而格外混乱，因此，我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分析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体系。我在校园环境里注意到了一些现象，但我目前还在进一步思索这些观察的意义。显然，罗德奖学金应该进一步扩大宣传力度和范围，我也想在四川大学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如你所见，我被教学、写作和帮助女儿们渡过在这里的第一年搞得有些手忙脚乱。我在这里遇见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有不少学生慕名而来，想选我的新闻和非虚构写作课，我也在这门课上遇见了不少一流的写作者，十分擅长观察和报道。我觉得，中国大学是人才辈出的。“冒险”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也是一个中国社会很突出的问题。大家在成长受教育的过程中容易受到限制，比如从小就被教导，不要逆流而行。在现在的大学生看来，可能人人都得读研；很多人选择本科毕业直接读研，因为不间断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更容易，而政府也鼓励大家这么做。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我其实会真的挺为这些同学遗憾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更多人，比如说，去某个小地方支教两年，经历某种意义上的人生探险，并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不也挺好的吗？在中国之外，作为罗德学者的我同样认为，在人生选择上求稳的心态是一个问题。在美国，如果你就读于所谓名校，有时会难以作出冒险的选择。幸运的是，我没有生长在一个精英家庭。我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我父亲退休前是社会学教授，母亲教历史。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但他们并无野心，也不争强好胜。他们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必须考上普林斯顿大学”这种话——我可以说是误打误撞走上这条人生道路的。他们也从来没有关心过金钱或者名声——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不重要，而他们的态度给予了我相当的自由。就拿我离开牛津后决定加入和平队这件事来说吧。我决定通过和平队来到涪陵——某个无论是我还是身边的人都完全没有听说过的中国城市——教两年的书，每个月挣120美元。我在普林斯顿或牛津认识的人里，会选择这么做的人是少数。奇怪的是，这反倒成为了我所作过的最佳的职业抉择。不过，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这些。我向往的是个人成长、过上有趣的生活，和做一个有用的人。年轻时，这些或许恰恰是你最应该考虑的。

周：罗德奖学金的信条是“为世界挺身而出”（fight the world's fight）。作为一名作家，你觉得应该如何通过写作促成结构性的改变？何：挺有意思的，我一直都不是一个特别政治化的人。我在个体层面上研究教学，但制定政策这些我一直都觉得是别人的领域，而我的“技能点”可能并不在这里。不过，我有时确实觉得有一点惭愧，因为我不一定有所谓的全局观。我明白的是，我相信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力量。我相信中美两国之间应该保持往来。我相信，凭住在中国、书写中国、任教中国，并同时和身处美国的人保持交流——我可以作出那么一点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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