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种人：慢读《中国国民性演变史》（4）

图：网络

前文说过，历史上中国人可分为两种，春秋时代和唐宋两朝为一种，另一种则是明清。同为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变种”？两种人的区别在哪里？这个就需要对比了。

易中天先生好像说过，中国人喜欢明君，清官，还有侠客。张宏杰在这里专门谈到了侠文化，并且把春秋的侠与明清的侠作了对比。

张宏杰说，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两个字的珍视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待客夜食”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孟尝君招待门客吃晚饭，那时没有电灯，有个人挡住了灯光，被挡住那家伙摸黑吃，以为自己的饭菜跟别人的不一样，生气了，拔腿就走。

这让我想起了弹剑而歌的冯谖。穷光蛋一个，跑去“投靠”孟尝君，但绝不低三下四。三次弹剑，一次是抱怨伙食不好，食无鱼，老板马上让下面给他改善伙食，上鱼。第二回抱怨出门不方便，没车，立即安排宝马，还配了专职司机——车夫。按理说这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还嫌不好，继续弹剑，说没钱养活老妈。冯谖算不算侠客？不知道。但那时候的人才，活得就是有尊严，有个性，坚决不吃受气饭。

而明清呢，说是侠客，普遍膝盖偏软，都是些欺软怕硬的角色。春秋时代的侠客们天马行空，无视法律规范，只听命于自己的良心。而清朝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全体侠客却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第四十五回钻天鼠卢方初次见到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展昭是谁？最早投靠官府、专门针对五鼠的“御猫”，——皇上的猫。

以下是张宏杰的原文：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读《春秋》《战国策》和读清代《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儿女英雄传》这些“侠义小说”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清代侠义小说已经完全成了忠君事上观念的宣传品。侠义精神受到专制伦常观念的深刻侵蚀，礼教尊卑鲜明地取代了自尊独立。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说完侠，再看儒。

在读到张宏杰这本书之前，读过熊逸的《春秋大义》，已知汉儒并非先秦之儒，汉武帝时代的学术，乃是皇权下的学术，儒家，成了披在法家身上的外衣，儒给人看，谓之“内法外儒”。后来再读“国学”或与人讨论“国学”，便要划个时间界限：什么时候的孔子、什么时候的儒？

张宏杰写道：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则远比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也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类在后世看来有些大逆不道的话。

历史是一条长河，河里始终流淌着诸子百家的思想，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这里面当然存在着孔孟尚未被阉割的思想。明代以前，士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保持人格独立，在获得财务自由的情况下尚能远离官场，择地隐居，惹不起，躲得起。

到了明朝，士人的麻烦大了，惹不起想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能躲到哪儿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