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彦妮Lvyanni：真人，陈其钢

作者：@吕彦妮Lvyanni 

 

「世界上只有一条路，就是你自己的路。」

 

陈其钢传记电影

《隐者山河》剧照

 

「我好奇，那些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就的人，他们是怎么从迷茫中走出来的、怎么应对随时随地的『夹缝』与『矛盾』……

我原先想着，（拍完陈其钢的纪录片之后）一定能有个答案……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意识到，其实没有这么一个标准答案。每个人都需要走出自己的路。世界上只有一条路，就是你自己的路。」

——《隐者山河》导演 郭旭锋

 

 

真人，陈其钢 

 

 

采访、撰文：吕彦妮

1.

 

仙霞湖，钱塘江与瓯江两条水系交汇之地，湖水清澜，与周围碧山同在，岁岁年年无所记。

写作者黄菊、导演郭旭锋、年青人赵婉婷分别在过去的五到八年间，渐次来到这里。

「湖水太好看了——其实那并不是一个湖，而是一条河流，只是到了这里变得开阔了。」黄菊深谙地理智识，还是被初见的光景迷住了，「你就觉得你来时的路和前面的世界之间有了一个结界。不，『结界』这个词也不足以形容。应该说它就像《桃花源记》里写的——『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和她同船的，还有农人、鸡鸭，令人甚为心宽眼亮。

「桃花源」——郭旭锋回想初抵此处的情景，也提到了一模一样的这三个字，「就像做了一场梦。我从北京飞到杭州，再坐车去到那里。赶到时天色已晚，前面横了一条河，对面小山村星光点点，傍晚坐着船，泅渡过水，特别有那种进入桃花源的感觉。」

 

《隐者山河》中秀丽的仙霞湖

由黄菊拍摄的仙霞湖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但是，仙霞湖实则并非他们行脚的终点，他们都只是取道这里。

坐船渡过这片水，再到更深处，岸边会有人接他们，那个人会带他们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躬耕书院，那个人叫陈其钢。

上岸后的第一刻，陈其钢就认出了赵婉婷，念出了她的名字。他不仅认出了她，也一一认出了所有二十来个男孩女孩们的名字。他们此前从未谋过面。躬耕书院创始人戴建军——陈其钢的挚友——说，这是陈其钢自己给自己的「游戏」，「考自己」。陈其钢在其自传《悲喜同源》里有一说一都写了：「当我毫无困难地叫出每位学员的名字时，当看到他们因此而目瞪口呆时，我的成就感不亚于他们！」戴建军的忧怨神色里含混着心疼：「这要耗费他极大的精力。总结一句话，他就是一个令人发指的处女座老男人！」

这个叫戴建军「不舍得不惯着的」「老男人」，却没叫郭旭锋在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就见到。

初入躬耕书院的郭旭锋「很兴奋」，「在周围的村庄路走了一圈，天很黑，灯光幽暗，虫鸣不绝于耳。」他看到一扇窗后亮着灯，他推想那大概就是陈其钢住的地方。「我没有见到他，但见到了他的那扇窗。」他想起唐代诗僧贾岛的那首《寻隐者不遇》，「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图片由躬耕书院提供

躬耕书院入夜后的黑与静谧，也深深烙在黄菊的记忆里。

书院内的池塘里满布着枯荷——黄菊去时正是冬天。戴建军告诉她，「我就是为了留得残荷听雨声。」「你看，他是一个这么任性的人。」黄菊欣然。晚上，有一场分享会，就在池塘边的一室明堂里。

先是戴建军给来访的客人讲述书院的创办始末——「整个书院是在一片垃圾场上建起来的，而且这个地方没有产权，他就是准备30年后就全部还给村民。」黄菊接收到这些信息，「已经很震惊了。」

接下来——

「陈老师就这么出现了。他穿一件紫色的衣服。」黄菊抱着尚不足一岁的女儿站在屋外，「四处都是黑的，只有屋里的光，和他在光里。」

大家一起看了两部纪录片，一个是关于歌曲《<我和你>的故事》，一个是《雨黎的故事》。

从头至尾，陈其钢「很安静」，「他没有想过和你交流，好像你也不想跟他交流，但是好像你们是同在的。那种安静，既不是一种拒绝，也不是一种接纳。我在门外，在一个对角线上，看着他，他头都剃光了，就那么坐在那里。」

两部纪录片，就是一种相见。「陈老师没有跟我们说话，但是所有纪录片（里）的东西就是他要讲给我们的。我觉得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全盘地收到了。」黄菊不仅收到了，而且「震惊了一次又一次。」

片子播放毕，到了交流环节。「一群莫名其妙、形形色色的人从各种别的地方来到这里，问陈老师各种各样的问题——关于音乐、关于他、关于他的遭遇和命运，他对每一个问题都完成诚恳地开放地回答，这其中一定有很多傻问题，可是他从来没有指出过，他真心不觉得任何一个问题是傻问题。」

那天晚上，黄菊说，「太美好了。」「所有人在夜色中走回住的地方，天色太暗了，可是没有人舍得打开手电筒。」

 

赵婉婷拍下躬耕书院的烁烁繁星

 

 

2.

 

郭旭锋的手机闹钟响了。

11月的上海，一个周二的午后。他为自己的纪录片《隐者山河》跑宣传。放映会、交流会、媒体采访……把他的时间切开又复捏塑成一个空碗。闹钟响起意味着他得赶紧奔赴下一场了。

 

 

郭旭锋在《隐者山河》映后交流现场

源自网络

《隐者山河》是他历时六年有余拍摄、制作的作品，被记录和讲述的主人公便是陈其钢。郭旭锋谈论起这个片子时，却存着不止一点的距离感，「好像在谈别人的片子。」——我把我的感觉如实相告，他保持着这场谈话里一贯的很淡很淡的表情，眼帘低垂：「我能明白你的意思，因为我会跳出来——比方今天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的上面还有一个人，一直可以看见我在跟你聊天，不知道你懂不懂。」他也并不追究我懂不懂，径自讲下去，「人在体验到悲喜的时候，可以不要太掉进去，你非常悲伤的时候，就看一下——你只是这么一个人在经历这么一个事情，很多人都会有同样的经历，就没必要把自己全部投入在一个巨大的悲伤或者快乐当中。我指的是生活里遇到的一切。」

悲伤——这个字眼，时隔一个月前在杭州的龙井草堂，戴建军也提到过：「悲伤是人生的一种权利，它来之不易，更值得珍惜。」

他觉得陈其钢是「中国音乐界的苏东坡」，「他很多的音乐都在为离别的痛创作准备。儿子走后，他写了《万年欢》，他期待儿子在天堂万年欢，这是一种神性。」他还曾经对陈其钢说：「上帝公平的。既然你的人生总是凄凉的，我再给你来个大的悲怆，我再来给你个『高潮』——这就是生命的公平性。」相差着十七岁的年纪，也不妨碍他们二人惺惺相惜。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茫在其中，金也空，银也空……人生犹如采花工，采得百花后，到头辛苦一场空——这种生命观显得有点颓废，但陈其钢不颓废。他很积极的。他的《江城子》，某种意义上是在祝福重生。」

戴建军马上又给自己的话缝上一行注脚：「但他（陈其钢）实际上没有像苏东坡那样去走仕途。他甚至断然拒绝了很多挣钱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媚俗。」

 

你叫戴建军聊陈其钢，他是聊不尽的。我们在他主持经营的食肆龙井草堂会面，他特意准备了一餐午饭予我，边吃边聊。

「这个鱼，就是『浪里白条』的白条鱼的鱼肉打出来的，没有任何添加剂。」

「这个冬瓜，你不要小看它，一小块，要三个多小时熬出来，取料很讲究的，就只取冬瓜向阳那一面的瓜瓤，然后加上好的陈汤慢慢地熬煮。」

「这道菜叫舍得——是菜心。一颗青菜，把层层的外衣扒掉，取它的最核心部分。」

豆浆、酒酿馒头、莼菜、黄牛肉、六月黄……样样一份一碟，朴素，但讲究。「一切都是本味本真。」

他告诉我：「像今天我们这样吃饭（的食材、制式），也是平常陈其钢吃饭的形式，但是量要比这个大一点。」

继续讲起吃食，戴建军滔滔不绝——

「菜肴的本真是什么？是用来下饭的，我们浙江绍兴话当中叫菜肴就叫：下饭。」

「李渔的《闲情偶寄》当中就说道，菜和饭也有君臣之礼。饭为君，菜为臣。中国人为什么会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讲的就是协和万邦，五味调和，酸甜苦辣咸。」

与陈其钢结交、相处的这些年，戴建军一次次以他为尺自正：「他给我带上了一个高度，更多地去思考、去问自己：敢不敢于真实地表达自己？我们做餐饮，有很多人现在都在做『意境菜』，花里胡哨地搞的时候，你还敢不敢坚持菜肴的本真？」

旁人其实不怎么喊戴建军的全名，要么喊他阿戴、戴老师。陈其钢叫他阿呆。「我对『呆』字是这样理解的——发呆的目的是为了出神，出神是为了入化。而陈其钢已经到了这一个境界。」

上面这番话，黄菊说她「全都能够背诵下来。」作为写作者，她在结识戴建军与陈其钢的近十年时间里，已经对前者有过很多次对话采访，累积的素材超过八十万字；她同时还是躬耕书院—陈其钢音乐工作坊（后皆写作：音乐工作坊）实录书稿《坦诚》的前期编辑。

初访躬耕书院一年后，一样的路线，黄菊带着另外一队对好山好水颇有兴致的陌生人又去了一次，和第一次一样，「阿戴还是分文不取。」一直到此，黄菊都没有想过她的人生会与陈其钢有什么更多的交集：「我是个写作者，他是个作曲家，我们没有可能产生任何工作往来——因为你无法去写作他、去写作他的严肃音乐，我也不听严肃音乐。可是每次去（躬耕书院），真的很巧，每一次，陈老师都在。」

黄菊记忆中的躬耕书院

图片由躬耕书院提供

2021年1月，生日当天，黄菊因缘际会再访躬耕书院，阿戴精心安排，租了一辆画舫过渡，抵岸到书院时，陈老师也在。「当时他刚从北京做完手术回到书院。来见我们的时候，他穿着很厚的羽绒服，拿了一根拐杖，戴着防毒面具。」黄菊讲话的语速奇快，信息量巨大，但在这里，她顿住了一下，情绪也明显更激动了，「陈老师当时的条件根本不允许见我们的！但是他戴着防毒面具来见我们！」

那一夜，整个书院没有任何别的人，只有阿戴、陈其钢，黄菊和她的一众好友。就这样，「有了第一次我们三人之间的聊天。」黄菊还记得她打趣陈其钢：「陈老师永远这么优雅。」陈回：「不优雅。」戴接：「他今天都没有戴他的紫色围巾。」

也就是那天，黄菊知道了躬耕书院曾经在2015-2019年做过四次音乐工作坊，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素材。她两手扣在一起：「我想机会可算来啦！我终于可以和陈老师的工作发生一点联系啦！」她马上问陈其钢可不可以把素材给她看。「陈老师说，太专业，你们不感兴趣的。我说：感不感兴趣应该是我来判断。」那之后，黄菊收到了陈其钢一点点发去的音乐工作坊资料，她就开始「疯狂地用几个月时间没日没夜地看。」

那一次之后，黄菊告别了自己曾经的的「师父」，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是「师父」。音乐工作坊的书稿内容让她意识到，「陈老师是一个『在家』人，也不穿僧袍，可是他对学生的方式，其实就跟一个师父对待弟子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他对每个人完全都是像对孩子一样的，该骂就骂，该赞扬就赞扬，都是完全毫不留情的。」

「你不觉得我们每个人身边现在特别缺少一个批评（我们）的人吗？我们已经脆弱到不能接受任何批评，可是陈老师给出的每一句话都太猛了，他那些话我都很想把它全部写下来，贴到我的墙上，作为警告我自己的话。」

音乐工作坊有一个习惯，每一期结束之后，每个学员都要在离开之后给陈其钢写一封信，讲出自己参加之后的心里话，陈其钢会一封一封写回信。黄菊在这些回信里看到——

「他和一个学员谈到写作（曲子），他说，你在写作的时候好像有个假想敌，好像作品不是说自己的话，而是证明自己完美，以及打向敌人的炮弹。但忽略了，听众不是来接受炮击的，而是来感受灵魂的。这样的音乐除了能够引起极少的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的共鸣之外，存在的意义何在？」

「有一个学员给他写信，褒贬音乐工作坊里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陈老师回信批评了一顿——『你说，看到学员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觉得无聊。我的感觉与你不同。这些同学，他们在学院的课堂上，面对权威和同学，不能争论，积存了多少问题？不否认有的时候学员水准不都很高，但是我，同样坐在那里听他们讨论，却在深深地同情他们的迷茫和苦衷，也深深地感动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看起来可能无聊的问题，有时因为我回答不了他们的疑问，会很无奈。这很像见到路边的乞丐，我同情，但我又没有能力解决他们的困难一样。』」

黄菊说，读着陈其钢给学员的回信，常常，她都觉得「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说我。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棒喝了。」

 

 

3.

 

赵婉婷也收到了陈其钢的回信。

2019年，第四期音乐工作坊，主题是「真我」。「我们每天反反复复都在说这些事情，陈老师也会向我们开诚布公讲出自己所有经历，他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开放给我们看。」

赵婉婷所参与的第四期音乐工作坊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那一年，赵婉婷27岁，身处「27岁俱乐部」的精神危机里，「我深切地感受到我要活不下去了」，「同龄人他们都已经开始找到自己的剧本了——开始有工作了、开始结婚了、开始找到一条轨道上走了……但是你没有，与此同时你的青春已经消失了，你不能再以一个青春期的姿态去活着了。」爱写又能写的她当时写了一句话：「我已经被之前的领地驱逐，但是也没有被成人的世界接待，处于一个中间状态，是一个没有位置的人。」

赵婉婷1991年出生于江苏徐州，5岁开始学起钢琴，在一个开明到「爸妈不喜欢我接受应试教育，不喜欢我去参加高考，小学的时候我妈就会学校请假，让我至少半天课，还会帮我写作业」的家庭里长大，一路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到本科再读到研究生、博士，赵婉婷的成长路径可堪令众人艳羡，但她依旧要与具体的「痛苦」缠斗。

「你太小就被选择了一个道路，你其实已经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事情。而你一直身处的学院环境又是一个特别封闭的系统，所有人都是按照这条道路走，没有人想着说要主动跳出去。」2019年之前，赵婉婷一直在尝试转行，但现实又总让她却步，「我去尝试了各种工作，但我都不喜欢，我都觉得我活不下去，我也做不了。」

陈其钢的音乐工作坊让赵婉婷「解放了」。

她被陈其钢指定和另外一个女生分配到一个房间住——事实上，所有学员的住宿分配都是陈其钢一人所定，他会根据学员们的报名资料、文本、作品，来做出他认为最合理的安排。「我被安排在一个大房间，四个女生一起住，果真就是，那两个女生关系很好，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关系很好。」赵婉婷对陈其钢的直觉判断能力无话可讲。

赵婉婷（左二）与在音乐工作坊

结识的学员朋友

「（音乐）工作坊前几天，陈老师说他很后悔，觉得不应该选我进来——他说我一直都不说话，一言不发，也没有很积极地参与活动。但是当我真正开始发言的时候，他就发现我是有很大的力量的，可能我前几天在积蓄自己的力量。」赵婉婷说，是的，陈其钢的「观察很精准」，「前几天我不说话，因为我在思考。」

音乐工作坊一共七天，大家同吃同住，到最后，「所有人对所有人无话不说」——「这无疑是陈老师创造出来的。」初见时觉得他「一丝不苟」「仿佛周身有一团寒气」的印象，也随着陈其钢越来越多的笑意和幽默，叫赵婉婷把心放下了。

其实，是陈其钢率先把自己的真心「啪」一下放在桌面上给所有人的。

「不说假话，不说套话。」赵婉婷说，在那之前，她长期所处的都是一个「高度权威化」的环境，「老师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陈其钢则在音乐工作坊里「反反复复」跟学员们说：「你真的要百分之百地遵从『权威』吗？你真的要百分之百地去做『权威』的环境所要求你做的那些事情吗？真正的你在哪里？或者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以为的你自己，说不定也是权威所塑造的？」

陈其钢告诉他们——「我这里没有『权威』，没有『老师』跟『学生』，没有『等级』之分，你有什么就说什么。」赵婉婷记得，到后面，大家的发言「越来越大胆」「一个人说完了，另一个人直接就会站起来说——『我不同意！』」

 

在音乐工作坊，

没有「老师」或「学生」的分别

比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氛围」更叫赵婉婷「激动」的，是躬耕书院让她感受到了「自然」之力，「我是一个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但从躬耕（书院）离开之后我想，我要去一座大山里死——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力量存在。」她把自己的想法，都写在信里，让陈其钢知道了。字字句句，诚实如是。「我说，我从山里回到城里的这趟路上，越接近城市我的心情就越沉重。我看到那些地上的垃圾会觉得特别的刺眼，我听到人们讨论房价觉得特别的厌恶……」陈其钢回信跟她说：「大自然这么的美好，同时也包容着乱糟糟的我们。它包容一切。」

「他看出了我有那种过度追求理想化和高洁的倾向，然后马上把我拽回来。从他那句话开始，我觉得我的性格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不再很愤世嫉俗地追求一个所谓的『纯粹』『美好』和『理想化』。理想是一种暴力——对一切的暴力，因为『理想』里潜藏着的，就是一种不容忍。」赵婉婷说，陈其钢的一句点醒，之于她的心灵，「是一种丰容。」

 

赵婉婷所记录下的躬耕书院

从音乐工作坊离开之后，赵婉婷选择入职了一家亚文化公司，「然后我的人生就改变了，因为我终于发现了，原来我是一个亚庇。」她和所有同事成为了朋友，即使现在她也已经又从那家公司离职，大家依旧保持着昔日的亲近与懂得，「我们从来不去去评断彼此，也不会评断任何人做的任何事情。」

 

 

4.

 

赵婉婷参加的那届音乐工作坊，是陈其钢音乐工作坊的最后一期。2020年起，这件事便被无限期搁置了。

阿戴为了音乐工作坊专门定制的那张大桌子，却还在书院厅堂里摆着。那是一张可以容纳20个人围坐的木桌，「（制作和运输）这张桌子花了很大的精力，是因为陈其钢怕大家不在同一张桌子吃饭，会显得厚此薄彼。」

阿戴永远秉承着「只要陈其钢有说法，我一定给他想办法」的原则，桌子是从宁波专门定做好，一路舟车，翻山过水，运过来的。赵婉婷记得，每顿饭之前，会用抽扑克牌的方式决定谁坐在哪里，这自然也是陈其钢的主意，「这样的话，所有人都可以跟所有人交流。」

阿戴说，做音乐工作坊的四年，是「又燃烧陈其钢生命，但是又能带给他来无比欢乐的一段时间，真的是叫——耗尽他所有的精力。」「而且，这一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你……」阿戴义正严辞，「（音乐）工作坊没有（赚）钱。他说他不收，我说那我（躬耕）书院也不差这点钱，我也不要（赚钱）了。人和人就是这样，物以类聚，互相被带着跑。」

郭旭锋的《隐者山河》里引用了学员拍摄的音乐工作坊素材。

出生于80年代的山西吕梁的郭旭锋，少时第一个梦想——「是做一个作曲家」。但他什么乐器也没有学过。「只是喜欢，后来我分析过，因为我家是农村的，所以这个（从小学习乐器的）条件并不具备。」那时候家里有很多磁带，他「非常狂热」地听，「甚至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每逢周五，放学之后我都可以一个人唱歌，可以唱很久。」他专门提到刘德华的《天意》，爱听，也爱唱，因为「有感觉」，「你唱得挺苦的，嗯，我也挺苦的。」

为什么后来没有学音乐？

「因为，挺搞笑的，当时对于外面的世界其实一无所知，而且你要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去学音乐，其实有点不太现实，对吧？」郭旭锋也不是一点努力都没有做过的，他去考过一个音乐特长班，当着考官们唱了两嗓子，「下去自己都一身鸡皮疙瘩，唱得太难听了，……因为根本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流行的（歌）可以唱，人家让你唱一个民族的，你能唱吗？就这么算了。」

他长大的时代，还是一个大多数人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期，考学大抵都讲求实用性。「我就老老实实上学了。」

大学，原本郭旭锋想去上海、杭州，却也没能如愿，阴差阳错考去了贵州财经大学，学广告学。但他终于是感到「自由」了，「再不用以考试为目的学习了。」

「我没有只是好好上学。」学院的院长要建立院里的图书资料室，是郭旭锋接下来去执行和完成的。他也趁课余时间去校外发传单、打工，赚到一些钱就去旅游。「贵州有个梵净山，应该是我给一个夜间的补习班学校去做辅导员，赚了几百块钱，然后我一下子就把它花了，去了梵净山……印象非常深刻，脚下都是云海，感觉像升天了一样。」

从小到大，郭旭锋都觉得自己「总会有些不合时宜」。但凡能有点钱，他都「瞎折腾」，拍纪录片的同时，他还做过一个「叫『飞观APP』的文化类内容聚合平台，纯公益，运行了好几年，我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商业化的思路。」

想拍纪录片，也是他一系列「瞎折腾」抉择中的一个，「最初的想法很宏大，想用十年时间拍摄十部甚至一百部『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人』。做起来才发现，真正想把一件事做好，都很难。」

在郭旭锋的所知里，陈其钢「也想过放弃」，「多年前，他的作品第一次在欧洲演出——《逝去的时光》——他也被所谓的『主流』批评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不但没有改行，反而在自我表达的路上更加坚定和努力了。」

郭旭锋与陈其钢在拍摄工作中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拍摄纪录片过程中，陈其钢的只言片语也回应了郭旭锋内心的挣扎。郭旭锋曾困惑：「艺术创作是否要作为一种功能性的交换或者讨好粉丝和观众？」「陈其钢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写，肯定是出于有感而发，为了表达自己。」

陈其钢一生与音乐相伴。阿戴曾在数年时间里与他在躬耕书院同一幢木楼里楼上楼下同住，「他的创作日常，真的就是埋头苦干，……就每天在不停地重复，电钢琴，嘀嗒嘀嗒，还有就是一台电脑。除了每年把新做好的龙井茶拿上去给他，我们几乎从不多进入他的房间，很少去打扰他，就是不进入他的（音乐创作）世界的。」

《万年欢》的每一个音符，都是陈其钢在躬耕书院写就的。阿戴说，「那段时间我是听着它入睡，再听着它醒来。」他曾和陈其钢的助理说，「伟大的音乐家，有一个音符一定是为你写的，因为你喊了一声『陈老师吃饭』，那一个休止符就是为你写的。」

阿戴与陈其钢相差了十七岁，却懂得他音乐里那些「嘶声裂肺地悲鸣」为何，「陈其钢给不了你什么，陈其钢能给你的是一碗热腾腾的泪流满面。」

 

 

5.

 

清晨，天色还没有完全大亮，陈其钢已经醒来了。

他从屋后的陶罐里捡拾起一根趁手的细木棍，推开木门，吱呀声才落下，他已经跨过了门槛。一个白衣黑裤，戴草帽的人，时不时挥一下手中的木棍，就那么信步走进山林里了。

这是《隐者山河》开头处的一个画面，一个寻常的日子，陈其钢在躬耕书院的日子。

《隐者山河》片段

阿戴说，陈其钢多年前第一次来躬耕书院，「就不想离开了。」「他后来变成了我那里巡山的人。他（在意）细节到什么程度？我经常会收到他的信息：『阿呆，猪圈你要管一管了，不够干净。』」至于那根木棍，是做什么用的，阿戴讲，一是用来扫网，山里的蜘蛛会到处自然结网；二是为了打草惊蛇。躬耕书院经过数年自然调节，生态建构已经基本复原，生态系统的天然食物链也得到了重构。

村里的人起初不知道陈其钢是谁，「只知道躬耕书院有这么一个老头儿住着，是一个音乐家。村民们不会深究，陈其钢更不可能去自我宣扬。没有必要。他跟谁都是和和善善的，像一个老方丈一样在那边呆着。」这些阿戴的所言，郭旭锋也都拍到了。陈其钢想学一个村民扎深步子蹲住干活儿，扎得极稳，他蹲不住，佩服得不得了，一面自嘲一面笑得脸上像开了花。

郭旭锋还拍到了陈其钢和小猫小狗玩，嗔怒着给猫狗劝架，阿戴说，「（躬耕）书院养的那些小猫小狗都是中华田园犬，没有著名的犬种。他对众生都有平等的心。」

躬耕书院有一位保姆大娘。陈其钢出国回来，专门给大娘的老公买了一条烟。「这就是陈其钢的考量，他如果买瓶香水送给保姆大娘，会被人家说什么？他『细节控』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但这就是他的教养。」阿戴说，「陈其钢是，谈笑有鸿儒，往来皆白丁。」

「谈笑有鸿儒，往来皆白丁。」

郭旭锋在《隐者山河》里，几乎最大程度地淡化了陈其钢曾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的这一抹「人生高光」，也对世人多会提到的他的爱子意外离世的遭遇只是浅浅带过，即使他深知「这样拍可能会有更多传播点」，「现在的人不缺故事——短视频、爽剧、AI视频已经生产了太多了；也不缺『吃瓜』，陈老师的可贵不在故事，而是他一路走来，在中西文化不同标准之间的挣扎，以及经历了生命的苦难和痛苦之后，依旧坚韧不拔。」

我们尝试请教赵婉婷，请她从专业视角，以我等极业余的音乐门外汉可能理解的方式，讲解一下陈其钢到底厉害在哪里，她稍作思量给出的释疑是：「在专业上，陈其钢确确实实代表了中国现代音乐的一个高度，毋庸置疑。但我认为他真正的『厉害』在于，你知道很多作曲家年纪大了之后会无可避免地『老登』化，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你会发现，他年轻时候的那种叛逆跟锋芒跟先锋性没了，全打磨完了，他会越来越向主流靠拢——而且他也丝毫没有什么不适，因为他自己也变成主流了。但是陈老师没有这样子。」

「陈其钢所有的作品，都没有违背和偏离过他自己创作的主线——哪怕是他做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他给张艺谋的电影做配乐，你都听不到他偏离自我了，你也听不到他有一点点受这个时代或者是其他力量的偏移，这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做到的，是需要耗很大的力气才能保持在这里的，它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陈老师的作品看似一直在一条线上，他一定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做到的。他知行合一。」

陈其钢，在工作中

阿戴说陈其钢常常说自己「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有人可以几个晚上就写完一部歌剧，他不是这样的，没有达到他自己的目标和要求的东西，他随时可以取消、删除，重来。他很决绝的，和他做人一贯的本真一样。」

《隐者山河》里，郭旭锋也留下了一笔，陈其钢的「决绝」。

 

 

6.

2021年开始编辑音乐工作坊的书稿之后，黄菊的家里就总是循环陈其钢的作品，「有段时间，我小孩睡觉的时候也一直放着陈老师的音乐伴她入睡。」

陈其钢曾与黄菊探讨过「音乐为谁而谱」的问题，黄菊后来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命题，事关「一个时代的终结」，「以前我们都有音乐厅、剧院听音乐会、看演出的习惯，可是现在大众似乎离这些地方越来越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来到一个悬崖边上，好像到了一个道路的尽头了，发生了什么？黄菊说，「这个『悬崖』不只关乎现代音乐界，其实也适用于我们所有领域。我们共同在一个困境里面。」

「人生总是凄凉的。」阿戴说，陈其钢的作品里总带有这份了然，「但他的音符不屈，他不屈。」话音落下，又重新拔起来，「陈其钢永远是不屈的。」

阿戴忆起，多年前，一个机构给了陈其钢一个奖，由一个身份很高的人给他颁奖，那个人对他说了一句：「你是中国最伟大的作曲家。」陈其钢当时就回了一句：「你真这么认为吗？」

结识一年多之后，阿戴给陈其钢起了一个绰号：陈真。他从来不叫陈其钢「大师」，「这已经是『大师』纷繁的一个世界了，我看到太多的所谓『名望人士』，我给他们取个名字叫宛真——宛若是真的。而陈其钢，是『真』的。」「他不会因为半斗米而折腰」「他不会去唯唯诺诺地附和你」「他不盲目自信，他只是信自己。他在信自己的过程当中，又会不断地去反思」。

黄菊说，有人说陈老师有「距离感」，「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最没有距离感的人，只不过他说真话，而我们害怕真话，我们被真话吓跑了。」

赵婉婷不怕真话，「所有人都可以和陈其钢直截了当，有一说一，无需介怀遮掩任何。你接近了他，就是得到了一种自由，或者是你追寻的自由得到了确认。」

离开躬耕书院之后，陈其钢与赵婉婷依然保持着交流。他看过她写的文章，对她说，感觉她的文字好像在说：我是一个小人物，但是我不服。赵婉婷笑了：「我觉得您的后半句的判断非常对，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小人物。」这份属于她的坦荡和叛逆，恰是在走进躬耕书院之后，才被她自己看到的——

「郭（旭锋）导（演）刚才说他『不合时宜』，我长久以来的感觉是格格不入。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在『音乐学院』舒服过，我就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地方。因为那里是一个特别精英主义的地方，我的感受就是——我好像是一个丑小鸭，然后我上了一个白天鹅培训学校，所有人都在告诉我们，你们有一天也会成为白天鹅。我也非常想成为白天鹅，而且我也会自卑。但是我现在才意识到，我们丑小鸭才是最新风尚，我们比白天鹅并不差。」

黄菊今年还给陈其钢写过一封4000字的「抗议信」，大意是，「你朋友对文章的建议，我不同意。」黄菊的先生在看过一次《隐者山河》的映后交流后说，「我发现陈老师身边的人，都是对他不客气的人。」黄菊回：「这不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吗？」

7.

决意开始拍摄这部事关陈其钢的纪录片时，郭旭锋身处夹缝。

「那时候我想做一份事业，而不是生意。但是很难。一方面你不得不赚钱，养家糊口；另一方面你又有自己的追求，想做出有意义的东西，可以打败时间的东西——当时的我，就在那样的夹缝中。」

另一重困惑同样难敌——「我们处在的世界，信息越来越碎片化、粉尘化、雾霾化，价值观也越来越多元，每个人都会迷茫。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所以他好奇，「那些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就的人，他们是怎么从迷茫中走出来的、怎么应对随时随地的『夹缝』与『矛盾』的？」

他原先以为，拍完陈其钢的纪录片之后，疑惑一定能得到解答。但是直到今天，「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意识到，其实没有这么一个标准答案。每个人都需要走出自己的路。世界上只有一条路，就是你自己的路。」

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郭旭锋都感觉自己「徘徊在头脑和心灵之间」，但后来很多次回过头看，他发现，「凡是逻辑（推动）的东西好像都错了，因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今天你这么认知，可能十年之后你会完全推翻自己，但是心灵的感觉，是很难改变的。」

郭旭锋镜头下的音乐工作坊

赵婉婷把本来染得五彩斑斓的头发重新染回了黑色。她又结束了原先那份自由自在的工作，回到了一所大学任教。她知道自己终究不是陈其钢，她需要工作。做出选择的时候她就清楚，「我肯定会不适应，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怎么『不适应』，你要自己试试才知道。」她也经常会想，「陈老师就是因为没有走过这条路，他整个人才是舒展的，没有被折叠。他的灵魂没有折痕。」

最让赵婉婷感到痛苦的并非个人意志收到挤压或者限制，「反而是没有人压迫我，没有对我不好，事物也都很透明，很公平，但为什么我还是感受到一种窒息？」她一直没有停下向自己的发问，她也知道自己不会一直在这里，「我肯定要想办法，找自己的道路。」

龙井草堂的小径弯折，曲径通幽，每一条岔路都引人去往一处明室。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是阿戴亲自设计的。很多人不理解他固守的做事原则，就像更多人不理解陈其钢。

你们不为别人的不理解感到痛苦吗？阿戴笑了：「你要人家理解干嘛？自己理解自己是最要紧的。这个世界已经容下了我，让我出生就是对我最大的理解，我还要求什么其他的、别人的理解呢？」

阿戴一直送我到龙井草堂门口，并坚持要等接我的车来了，看着我上车。他说，这是奶奶从小教他的，「送人要送到底，如果人家走了，回头没有看到你，都不可以。」

临别之际阿戴告诉我，前些日子见到郭旭锋，他直言不讳给《隐者山河》提了一个意见：「我说你片子里缺乏了一样东西，整个电影当中，少了陈其钢那条紫色的围巾。因为真正了解他的人就知道，陈其钢最喜欢戴的就是那条紫色的围巾，配着他的气质就特别显高贵，这是陈老师最喜欢的一条围巾。」

戴紫色围巾的陈其钢

黄菊看过《隐者山河》之后最强烈的感受则是「不舍」，她想陈其钢可以再陪着大家很久很久。《隐者山河》里有一个细节她觉得「特别美」，是一个只有一两秒的镜头，「陈老师就穿着一件很宽松的麻布衬衣，着一双布鞋。他说：辛苦了各位，然后戴上帽子，就走了。」

黄菊不想去区分和厘清陈其钢对她的影响改变云云，她说人类学者郭净讲过，当他从「研究者」变为「朝圣者」时，「我和他」的关系，就会转变为「我和你」，「我和我」，乃至无我、无他、无你的境界。与其说被改变，不如说相融。

熙攘的城市，繁华路口的红绿灯变色的一瞬，赵婉婷轻轻拦住了冒失大意要横行过去的我。我们在地铁口分开，约定好要再相见。她说：「最好是夏天！夏天我比较好看！」

郭旭锋的锋，不是山峰的峰，是锋利的锋。他大概已经被问过很多次一样的这个问题了，但依旧不厌其烦地又讲了一次：「真的，我不追求唯美的画面，甚至不喜欢人为塑造的唯美……大家伙说到（《隐者山河》）这部影片视觉的美，只是因为本就如此……这只是陈老师美丽心灵的镜像……」

 

黄菊在某一天黎明即起时醒来，独自打坐，听见街上传来又轻又稳的一连串扫地的声音。她从声音就断定出，这个扫地的人必不是个简单的人，因为那频率和节奏是如此自持，如此平静。

车开出去了很远了，回头看，阿戴真的还在那里，向远行的人，挥着手。陈其钢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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