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相之书：作为终极禅宗公案的《西游记》

被误读的“神话”

        《西游记》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其主旨向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传统的阐释路径，或视其为“崇佛谤道”之宣教文本，或解其为“金丹大道”之修炼密典，抑或读作“降妖除魔”之英雄传奇。然而，细察文本肌理，这些解读皆面临难以自洽的困境：若旨在“崇佛”，何以灵山圣地竟有索要“人事”之陋规，佛祖亲口论及经书价码？若意在“谤道”，又何须屡屡呈请天庭神威以平息凡间妖魔？若核心在于英雄成长，则结局“五圣成真”的圆满叙事之下，何以弥漫着一种深刻的虚无与倦怠？

        上述困境昭示着，既往研究或囿于单一的宗教门户之见，或停留于叙事的表层结构，未能触及统摄全书的深层哲学肌理与批判意图。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一个核心论点：唯有引入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超越性视角，将《西游记》视为一部以“破一切诸相”为终极目的的寓言，方能彻底统摄其文本内的所有悖论与张力，并揭示其潜藏于神魔叙事之下的深刻讽刺本质。

        禅宗思想，自六祖慧能而后，其精髓在于“于相而离相”，即对一切名相、权威、仪轨乃至佛法本身保持内在的超越与警惕。其“劈柴担水，无非妙道”的平常心，与“佛是干屎橛”的机锋峻烈，共同构筑了一种解构一切外在神圣性的批判性世界观。本文认为，吴承恩（或《西游记》最终写定者）正是以此禅宗精神为无形的“金箍棒”，捅破了笼罩于明清社会之上的儒、释、道三教神圣光环。

        为此，本文将采用文本细读与哲学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原著一百回本为基准，辅以必要的学术考据，论证《西游记》如何通过其精密的三重讽刺结构，完成其对时代的终极批判：第一重，破“东土”之相，讽刺基于“君权神授”的儒家政治神学与价值失序；第二重，破“西天”之相，揭露组织化、仪式化的宗教本身如何异化为权力与利益的交易场；第三重，亦是最终极的一重，破“圆满”之相，通过对“取经成正果”这一目标本身的消解，讽刺一切向外寻求解脱的修行方式所必然遭遇的异化与收编命运。

        下文将依此逻辑逐层展开，最终证明，《西游记》的洋洋万言，其终极指向实为“无言”。它并非一部建构宗教认同的赞歌，而是一部以禅宗智慧为利刃，对中国传统社会之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与个体生存困境进行空前绝后之大解构的讽刺杰作。

一、破“东土”之相：对“伪神圣”秩序与儒道价值的讽刺

        “东土”大唐，在《西游记》的宏大叙事中，并非故事的背景板，而是第一个需要被审视与解构的“相”。它自我标榜为“天朝上国”，拥戴“真龙天子”，俨然一个受命于天、秩序井然的神圣国度。然而，在禅宗“平常心”的观照下，这一整套由儒家意识形态与道教神权体系共同构筑的“神圣性”，其根基充满了裂隙与虚伪，呈现出深刻的失序状态。

1. “天子”神话的破产：君权神授的祛魅

        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在于“君权神授”，皇帝作为“天子”，是连接天人的唯一合法中介，其权力源于至高无上的“天”。然而，《西游记》开篇不久，便通过唐太宗李世民“游地府”这一核心情节，对此神话进行了彻底的祛魅。

        李世民何以需要“游地府”？直接原因是泾河龙王被斩一案，其在阴间状告太宗，致使太宗被拘至幽冥对质。此情节本身即构成第一重讽刺：作为“天子”的人间帝王，其权威非但不能上达天听，反而要下赴阴司，接受一套地下官僚体系的审判。 这已然暗示，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并非高高在上的“天”，而是阴森可怖的“地”。更为关键的是，太宗得以延寿还阳，并非因由“天子”身份的豁免，而是依靠崔判官私改生死簿的舞弊行为（“一”字添两画改为“三”）。判官之言——“魏徵处祈他有一个人情”——揭示了这场“神判”的本质，实为人情与权力的地下交易。

        还阳后，太宗为超度地狱中无主冤魂、巩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敕命举办“水陆法会”。这一系列行为，构成了对“天子”神话的第二重，也是更为致命的一重解构。试看原文第十二回，太宗对众臣言道：

        “朕得益判官助力，欲营建道场，一则感谢幽冥，二则普度冤魂。……但有司钱库空虚，欲使有善信者，开一场水陆大会。”

        此处，太宗明确道出了其行为的功利动机：“感谢幽冥”与“普度冤魂”。他所畏惧与讨好的对象，已非抽象的“天”，而是具体的、曾审判过他的地府官僚。他所行的“王道”，其根基已从“天命”滑落为对自身罪责（玄武门之变所积冤魂）的恐惧与对权力稳固的算计。当“天子”需要通过贿赂幽冥、举办法会来寻求阴间势力的认可与庇护时，所谓“君权神授”的神圣面纱便被彻底撕下，暴露其建立在暴力（玄武门）与权谋（安抚幽冥）之上的世俗本质。这正应了禅宗所破的“权威相”——一切被神圣化的权力，究其根本，无非是“我执”的膨胀与制度化。

2. 名相泛滥与道家神权的失序

        东土的失序，不仅体现在儒家政治神学的破产，更体现在其道家神仙体系的内部混乱与价值崩塌上。所谓“人皆可称圣”，正是此一混乱最显著的表征。

        在儒家正统观念中，“圣”乃至高无上之道德与人格典范，不可僭越。然而在《西游记》的神话语境里，“圣”之名号却可随意自封与赐予。孙悟空自封“齐天大圣”，天庭在征剿失败后，竟予以官方承认。此例一开，名相的严肃性荡然无存。玉帝的外甥亦称“小圣”，凡此种种，标志着东土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当核心的价值符号（圣）可以被武力挑战、被政治妥协所玷污时，其所维系的神圣秩序便成了一个空洞的、可被随意操弄的“名相”，这正是禅宗所着力批判的“认名为实”，众生在虚妄的名号中争斗不休。

        这种失序，在道教天庭的日常运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以孙悟空两次反天宫为例，天庭的应对充分暴露了其作为一个臃肿、低效且赏罚不公的官僚机构的本质。初次招安，仅予一“未入流”的“弼马温”之职，此非量才施用，实为体制性的傲慢与羞辱。二次招安，承认“齐天大圣”之名，却“有官无禄”，不过是一个虚衔，意在“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这种权谋之术，与人间官场何异？

        更堪玩味的是天庭的军事行动。巨灵神为先锋，败阵而归，李天王竟欲问斩，可谓赏罚不明，统帅无方。及至二郎神助战，天庭众仙却只作壁上观，最后靠太上老君暗施金刚琢偷袭，观音亦曾欲出手，全然不见堂堂正正之师的气象。整个天庭，从上至下，呈现出一种裙带关系盛行（如二郎神与玉帝）、职责不清、赏罚凭私的混乱状态。这无疑是对明代中后期现实官场，以及与之纠缠甚深的国教（道教）体系的辛辣影射。

        孙悟空那句石破天惊的宣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第七回）——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颠覆性，正是因为它道破了这套神圣秩序背后的真相：所谓的神仙天庭，其权力基础与人间王朝并无二致，并非源于不可挑战的永恒正义，而是建立在力量平衡与既得利益之上，一旦出现足以挑战其力量的存在，其神圣性便摇摇欲坠。

        东土大唐及其所对应的天庭神界，在《西游记》的笔下，绝非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它通过“天子”通幽不能通天的悖论，解构了儒家政治神学的核心；又通过天庭的官僚化、腐败化以及“圣”之名号的泛滥，揭示了道家神权体系的内部失序。这个世界，是“我执”制度化、神圣化后所形成的“伪秩序”，其一切痛苦与混乱，皆源于对名相与权力的执著。禅宗的批判锋芒，在此首先刺穿了笼罩在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威之上的双重光环。

二、破“西天”之相：组织化宗教的神圣祛魅

        倘若“东土”的失序尚属显而易见的混乱，那么“西天”的幻相则包裹在更为精妙的金光与梵音之中，其批判的笔触也因而更为幽深曲折。取经事业的终极目标——灵山雷音寺，在文本的展开中被一步步剥去其超然物外的神圣光环，显露出其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等级森严，且深谙利益交换的宗教-政治复合体的本质。禅宗所破的“佛法相”、“僧宝相”，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灵山教主如来佛祖的形象，是解构的第一重关键。在禅宗谱系中，佛陀是“觉悟者”，其本质是“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清净自性。然而，书中的如来，却更像一位威权深重、精于计算的教派领袖与行政长官。当他首次出场镇压孙悟空时，固然展示了无上法力，但其言行却充满了“我相”与“法相”。他训诫孙悟空时所言：“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尊位？”（第七回）此语首先着于“猴子”之出身相，继而以“玉皇上帝尊位”这一权力体系的顶点作为不可挑战的权威，已然落入了分别与执著。更为反讽的是，在安天大会上，他安然接受天庭众仙的献礼，并将妖猴“镇压”这一暴力行为，转化为一次巩固自身在三界内权威的政治表演。这与禅宗“不立权威，直指人心”的精神，不啻天渊之别。

        然而，对“西天”幻相最彻底、最致命的解构，莫过于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中那场“真经”交付的戏码。当唐僧师徒历经千辛万苦抵达灵山，虔心求取真经时，掌管经楼的阿傩、迦叶竟公然索要“人事”。在遭到唐僧“不曾备得”的婉拒后，二尊者在如来默许下，传了无字之经。事发后，孙悟空径到如来座前状告：

        “如来！我师徒们受了万蜇千魔，千辛万苦，自东土拜到此处，蒙吩咐传经。被阿傩、迦叶掯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儿教我们拿去，我们拿他去何用！”

如来的回应，堪称全书点破题旨的“禅机”所在。他非但没有惩戒下属，反而笑着为这一索贿行为辩护：

        “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

        此番言论，彻底将“真经”从无上法宝的神坛拉入了世俗交易的集市。“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这八个字，为一切组织化宗教的功利化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三斗三升米粒黄金”与“忒卖贱了”的估价，更是以有价的金钱，衡量并玷污了那本应无价的法。当佛法可以被计价、被交易，并且其价值由体系的最高权威亲自确认时，这“法”本身就已异化。它不再是照亮心灵的明灯，而是维系组织运转的“商品”。至此，无论后续传下的有字经书是真是假，从其被纳入这一交换系统起，它作为“终极真理”的纯粹性便已丧失殆尽。这无疑是对一切将信仰仪式化、将修行功利化的行为，最辛辣的讽刺。

        此一系统性弊病，并非孤例，它根植于灵山世界的整体结构之中。如来座下的妖精，如黄眉老祖假冒佛祖、狮驼国三大王中有如来“舅舅”大鹏雕，皆暗示着这一神圣系统内部的裙带关系与治理失效。尤其是大鹏雕，食尽一城百姓，恶行滔天，最终却因与佛祖的亲缘关系而被收编，安然享受极乐世界的供养。这与孙悟空当年因挑战秩序而被镇压的遭遇，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所谓“净土”之内在的权力逻辑与特权法则。

        综上所述，“西天”在《西游记》的叙事中，绝非一个单纯的理想国。它通过如来权威的世俗化、真经的商品化以及系统内部的特权腐败，被描绘成一个将神圣教义与世俗权力、经济利益完美结合的庞大体制。取经团队千山万水追寻的，并非一个纯净的乌托邦，而是一个更高级、更精致的“名利场”。禅宗的批判在此达到了顶峰：它不仅破人相、我相，更要破那最不易察觉、也最为执著的“佛法相”。当修行者孜孜以求的“西天”与“真经”本身都成为需要被超越的幻相时，真正的觉悟之路，才在解构的废墟上，显露出其必须向内探寻的本真方向。

三、破“圆满”之相：修行路上的终极幻灭与收编

        倘若《西游记》的叙事仅止于对东西方神圣秩序的讽刺，其批判尚属有限。然而，其最深刻、最悲凉，亦最具禅宗精神的锋芒，恰恰指向了这场宏大修行之旅的终点本身——“取经成佛”这一看似不容置疑的圆满结局。禅宗以为，“凡圣等一”，执着于“成佛”之念，本身即是最大的迷障。而全书正是通过将八十一难重构为“八十一证”，并最终揭示“被封佛”乃是最深的一难，完成了对修行者自身命运及其所追求目标的终极解构。

        取经路上的八十一难，传统上被视为妖魔阻道的重重考验。然而，若以禅宗“对境炼心”的视角观之，它们实则是一系列精心设置的“公案”，其目的并非物理上的消灭妖怪，而是为了勘验并破除取经团队（尤其是作为“心猿”的孙悟空）内心的执着。这些妖魔，其来源“半道半佛”，恰恰象征着修行路上内外交织的“心魔”。遭遇道家系统的妖魔，如太上老君座下的青牛精（金兜山）、寿星的白鹿（比丘国），考验的是对“金丹”、“长生”等道教方术的执着；而遭遇佛家系统的妖魔，如灵山脚下黄眉老祖假扮如来、如来舅舅大鹏雕占据狮驼国，则更为凶险地考验着对“佛祖”、“果位”乃至整个佛教权威本身的迷信。每一难的渡过，在故事表层是神通的胜利，在隐喻层面则应是一次“心执”的破除。然而，作者匠心独运，在最后一难安排了“通天河老鼋湿经”这一看似凑数的情节。此难寓意极深：老鼋因唐僧忘问其年寿之托而怒沉师徒，致使经卷浸水破损。这一情节绝非赘笔，它象征着 “言语道断”——任何以文字形式固定、承载并传递的“法”，都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都将被无常（老鼋所代表的时光）所侵蚀、毁坏。这最后一证，证的就是“无字”方为真，一切有形的、可得的“真经”，终究是镜花水月。

        然而，所有这些对境破执的修行，在最终的“被封佛”这一戏剧性高潮面前，都黯然失色，并显露出其作为预备功课的性质。“被封佛”才是那隐藏的、未曾明言却最为致命的第八十二难。此难之险，远胜于金兜山、狮驼国，因为它并非以狰狞的妖魔面目出现，而是以无上的荣光、圆满的奖赏形式降临。它让修行者“得偿所愿”，从而心甘情愿地卸下所有警惕与批判。

        其悖谬与讽刺性，在授职仪式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来佛祖依功行赏，其言辞本身便构成了一种权力话语的规训。当孙悟空被封为“斗战胜佛”时，那个曾喊出“皇帝轮流做”的、代表绝对自由与批判精神的“本心”，被一个金光闪闪的职位名号所定义、所收编。“斗战”是他的功能，“佛”是他的名位。这无异于系统成功地将最强大的“反叛者”招安为最高级的“守护者”。他的“空”，最终被一个名为“佛”的、更大的“有”所占据。这与禅宗“本来无一物”的精神完全相悖，标志着个体精神最终被纳入一个严密的等级秩序之中。取经团队欣然接受封赏，证明他们已从“求道者”堕落为“求封者”，他们并未真正“悟空”，反而执着于一个更辉煌、更稳固的“果位相”。

        由此，我们必然触及那个终极的禅机式追问：“封过之后又如何？”吴承恩的文本于此戛然而止，只留下一个看似光辉的结局。但这正是其讽刺艺术登峰造极之处：答案正在于“不可说”。因为一旦被“封”，便进入了“如来”的言语和名相系统。在那个系统里，一切皆有定义，有果位，有职责，有高低。而禅宗所指向的“本心”，是“说似一物即不中”的，是离于言说、超越名相的绝对自由。“被封”即意味着与本心最深的真实隔了一层厚厚的名相之壁，故而“不可说”、“说不出”，一说便错，一动念即乖。这最终的沉默，比任何喧嚣的结局都更具震撼力，它暗示着一种深沉的迷失：那个曾经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心猿，最终为自己戴上了最精致、也最牢固的金箍。

        “五圣成真”的圆满叙事，由此被彻底颠覆。它并非修行的凯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以喜剧形式上演的悲剧。它通过一个盛大的“成功”，演示了最深刻的“失败”——本心向名相的屈服，自由向秩序的归顺。《西游记》以此最终证明，任何向外寻求认证、追求果位的修行，无论其路途多么艰险，其终点都不过是换一种形式的囚笼。这，是对所有执着于“有所得”的修行观念，所施与的最彻底、也最悲悯的讽刺。

四、取经之始终：一场始于妄念，终于虚无的表演

        在剖析了东西方神圣秩序的虚伪与“成佛”本身的异化后，我们必须将目光回溯至这场宏大旅程的起点与终点，审视其最初的动机与最终的实效。禅宗强调“初发心”与“因果不虚”，而取经工程从唐王交付的任务伊始，便已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至其终结，所谓“广度众生”的承诺更沦为一纸空文。这首尾的照应，构成了对整场修行运动最彻底的否定。

1. 发心的谬误：政治任务与“御弟”的枷锁

        取经事业并非源于玄奘对宇宙人生真相的纯粹求索，而是源于一场精密的权力运作与利益交换。唐太宗李世民在经历了地府惊魂后，其一切行为的核心动机，并非慈悲度世，而是稳固皇权、安抚幽冥。他需要一场盛大的法事来超度那些因他而死的冤魂，以消除其统治合法性的潜在威胁。为此，他需要“大乘佛法”这一被认为更具威力的工具。当他选中陈玄奘时，其逻辑并非基于后者的佛法修为已达寻求更高义理的境界，而是因为他是“天下大德”，且“根源良好”，是可堪此政治任务的理想人选。

        隆重的仪式化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捆绑：太宗与玄奘结拜为兄弟，赐号“三藏”，御口称其为“御弟圣僧”。这一身份的确立，是全书极具讽刺意味的一笔。玄奘从此不再是游离于体制外的求道者，而是皇权在宗教领域的代理人。他所肩负的，是“皇图永固”的政治使命与“江山永固”的帝王私心。临行前，太宗亲手递上紫金钵盂，嘱其“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此情此景，哪里是修行人的辞别，分明是君王对使臣的饯行。这枚钵盂，从此成为唐僧无法摆脱的世俗身份象征，亦是他此后屡屡以“唐王驾下”自居的心理根源。

        因此，取经之路从第一步迈出，方向便已偏斜。它不是指向内心的觉悟，而是指向长安的皇宫；其目的非为“自觉觉他”，而是为君王“解冤释结”。以如此充满“我执”（帝王对权位的执著）与“法执”（对某种特定佛法功用的执著）的初心，去追求无上菩提，无异于南辕北辙。这注定了纵然取得真经，其内核早已被异化，所谓的“圆满”结局，从出发那一刻起，就是一种方向性错误的“成功”。

2. 结果的虚无：未渡的世人与沉寂的东土

        取经事业的终极承诺，如观音所示、太宗所期，在于大乘佛法能“度亡脱苦，寿身无坏”，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然而，当三藏法师功成回国，举行旷世罕见的“七七四十九日‘水陆大会’”，宣扬三藏真经之后，文本的叙述便戛然而止。吴承恩以惊人的沉默，回答了这一切的实际效果：东土大唐，并未因此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文本没有记载任何一个凡人因闻此经而顿悟解脱，没有描绘世间苦难因此有分毫消减，更没有展现社会风气为之焕然一新。那费尽千辛万苦取回的五千零四十八卷真经，其最终归宿，似乎仅仅是皇家图书馆的珍藏与高僧讲论的谈资。它们未能，也根本不可能完成“普度众生”的宏愿。因为根据佛法真义，众生之渡，终究要靠自心的觉悟，而非外在的经典。李世民期望用一套来自西天的、至高无上的“法”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妄念。

        取经前后的东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讽刺闭环：始于一个无法实现的妄念（以佛法固皇权），终于一个毫无意义的结果（经典被供奉而非被领悟）。 这场震动三界、历时十四年的宏大工程，对于它最初许诺要拯救的东土众生而言，不过是一场喧闹而过、未留痕迹的表演。它的真正“成果”，仅仅是成就了五个个体的“封圣”，而这，如前文所论，恰恰是修行者最大的迷失。取经大业，始于唐王的恐惧，终于如来的封赏，其间芸芸众生，不过是这场神圣戏剧的背景板。这种对“利他”承诺的彻底落空，最终将《西游记》的讽刺推向了最深刻的虚无之境：它揭示了一切试图通过外在形式与宏大叙事来拯救世界的努力，若非自欺，便是欺人。

结论

        《西游记》构筑了一个宏大奇幻、光怪陆离的神话殿堂，并亲手将这座殿堂，连同其内供奉的所有神佛偶像，一并拆解于我们眼前。本文以禅宗“破相”为枢机，逐层析解了其三重讽刺结构：从“东土”伪神圣秩序的崩塌，到“西天”组织化宗教的祛魅，最终直指“取经成正果”这一圆满叙事本身的虚妄。这一路的论证表明，吴承恩（或最终写定者）绝非任何单一宗教的虔诚信徒，而是一位手持禅宗利刃的、冷峻的文明批判者。他并非在书写赞歌，而是在进行一场空前绝后的文化解剖。

        此书的讽刺艺术，之所以能达到中国古典文学中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在于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终极策略。它利用了一个最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修行-成长-圆满”的叙事框架，却在读者期待着功德圆满、弹冠相庆的终点，引爆了一颗形而上的炸弹。当孙悟空头戴“斗战胜佛”的金箍，他失去的，恰是那个曾令天地失色的、代表绝对自由与批判精神的“天生石猴”。这并非修行的成功，而是本心的沦陷与批判力的终极驯化。取经团队用九九八十一难证明了自己的“纯粹”与“虔诚”，最终换来的，却是被一个更宏大的名相系统所“编码”与“收编”。这场被精心策划的“成功”，于是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深刻、也最悲凉的“失败”寓言。

        由此，我们方能真正领悟您那石破天惊的判词——“整部书洋洋十万言，却什么都没说”的究竟义。这并非价值的虚无，而是禅宗“标月之指”的最终完成。全书所有的情节、神通、劫难，其全部价值，就在于作为引导读者窥见“月亮”（即“本心”）的工具。一旦目的达成，手指（文字与故事）本身便需被忘却。它用尽一切言语，只为演示“言语道断”；它铺陈所有神圣，只为揭示“凡圣情尽”。真正的灵山，不在西天，而在“汝心头”；真正的真经，非关文字，而是“无所住”的那颗清净心。当读者合上书卷，若能放下对书中一切佛、魔、是、非的执著，甚至连“放下”之念亦不滞留，那么，这部“万言”之书的终极目的——引导人归于超越言诠的“无言”——便算真正达成了。

        故而，《西游记》绝非一部劝人向佛的宗教宣传品，恰恰相反，它是一部以文学形式写就的、伟大的“禅宗公案集”。它通过一个看似圆满的史诗，完成了对明代以降中国社会所有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权力神学、道教的方术权威、乃至佛教的制度化与功利化——的一次总清算。它的永恒魅力与价值，正根植于这彻底的、不给予任何精神鸦片与虚幻安慰的批判性之中。在笑声与奇幻之下，隐藏着作者最深切的悲悯与最冷峻的智慧：向外寻求的任何形式的皈依与解脱，终将是建造另一所精致的牢笼。真正的自由，只在当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的那一念回光返照之中。

        这，正是掩藏在龙宫探宝、大闹天宫与西行历险神话表象之下，深刻而悲怆的禅宗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