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89 曹操与华佗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还军洛阳，不久病逝，终年六十六岁。这位乱世英雄，最终带着未竟的志向离开了人世。依照他的遗嘱，二月廿一日，他被安葬于邺城西郊的高陵。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曹操的结局添上了几分戏剧色彩。据说曹操打开木盒见到关羽首级时，关羽忽然睁眼，吓得曹操魂飞魄散，从此落下头痛的病根。这段描写，差点把历史演义写成了志怪小说。但人们似乎总是对这类怪谈更感兴趣，久而久之，竟将其当作正史传颂。

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曹操找来名医华佗治病，华佗提出开颅手术，曹操因疑心他与关羽有旧，将其下狱致死。后来曹操头痛加剧，后悔莫及，只能在悔恨中离世。这段故事常被用来佐证曹操的多疑与残忍。

然而，当我们翻开陈寿的《三国志》，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据《三国志·方技传》记载：“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

华佗本是读书人，精通儒家经典，行医并非其本意。曹操得病后，召华佗专门诊治。华佗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这病短期内难以根治，长期治疗可延长寿命。于是曹操将华佗留在身边作随侍医官。

后来华佗因离家日久思归，便借口收到家书，需暂时回乡。到家后又称妻子患病，多次请求延长假期不归。曹操屡次写信召还，又命郡县遣送，华佗仍不上路。

曹操大怒，派人查验，发现华佗撒谎，遂将其押送许昌狱中。荀彧求情说：“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含宥之。”曹操答：“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最终将华佗拷问致死。

华佗临死前，取出一卷医书给狱吏，说：“此可以活人。”狱吏畏法不敢受，华佗也不勉强，索火将书烧毁。

华佗死后，曹操头痛未愈，他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后来爱子曹冲病危时，曹操才叹道：“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表面看，这只是一场君臣间的争执。但细究起来，却别有深意。

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汉书》更直接说华佗“恃能厌事，且耻以医见业”。华佗出身士族，行医并非为谋生，而是一种施舍。让他专职伺候曹操，实在有失身份。

而曹操的出身，向来为士族所不齿。他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在当时被视为“阉丑之后”。让一个名门之后去伺候宦官之后，即使华佗自己不计较，家族颜面何存？

华佗若在曹操帐下为谋士，或许还能接受；但做专职医生，实在有辱门楣。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一再推脱不肯返回了。

曹操何等聪明，自然看出华佗的心思。他那句“天下当无此鼠辈耶”，道破了士大夫对寒门出身者的轻蔑。华佗的敷衍，在曹操看来不仅是违命，更是对他人格的羞辱。

这场悲剧，实则是两个阶层矛盾的缩影。

东汉末年，士族与寒门的对立日趋尖锐。华佗代表的是传统士族，曹操则代表新兴的寒门势力。华佗宁愿死也不愿屈尊事曹，曹操宁可杀之也不愿容忍这种轻蔑。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过：“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华佗与曹操的冲突，不仅是个人恩怨，更是政治身份的较量。华佗要维护士族的尊严，曹操要确立自己的权威。

这种冲突，在历史转折期屡见不鲜。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士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华佗之死，在士大夫眼中或许是“成仁”；而在曹操看来，不过是顽固不化。

曹操杀华佗，真的只是因为愤怒吗？或许不止于此。

作为政治家，曹操深知权威的重要性。华佗的违命，若不加惩治，他人效仿，权威何存？《韩非子·五蠹》有云：“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曹操杀华佗，也是在杀一儆百。

然而，政治家也是人。曹操后来后悔杀华佗，不仅因为失去良医，更因为看到爱子夭折而无力回天。这时他才明白，有些东西，比权威更重要

曹操一生英明，终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华佗坚守士节，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两人各有坚持，也各有遗憾。

华佗若肯低头，曹操若肯宽容，结局是否会不同？但历史没有如果，每个人的选择，都受制于其所处的时代与身份。

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华佗与曹操，都在各自的身份局限中做出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