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印度为何从全球中产阶级版图上消失

Why India Fell Off the Global Middle-Class Map
2025年12月19日

作者：安迪·穆克吉（Andy Mukherjee）是彭博观点专栏作家，专注于报道亚洲的工业公司和金融服务。此前曾供职于路透社、《海峡时报》和彭博新闻。

照片：Monique Jaques/Corbis/Getty Images
1980年，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中产阶级”中的代表性都很有限——所谓全球中产阶级，指的是既不属于全球收入分布底层一半、也不属于全球前10%的人群。近半个世纪过去，情况发生了变化，但路径截然不同：如今，中国在全球较富裕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而印度的相对重要性似乎已逐渐减弱。
这一发现出自年度《世界不平等报告》，令人费解。毕竟，全球唯二人口超十亿的国家都被认为在苏联解体后通过开放经济取得了不错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印度则成了“全球后台办公室”。那么，为何两国公民的命运却如此不同？

1980年全球收入群体分布

2025年全球收入群体分布

来源：《世界不平等报告2026》
要解开这个谜题，先看看印度那些被排除在中产阶级之外的人群。金字塔顶端是孟买Marcellus投资管理公司所称的“章鱼类阶层”——约100万名超级富豪，他们的富裕程度和可支配收入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个极小群体通过金融市场获得高额回报，并以企业高管、银行家、律师及其他顶尖专业人士的身份，主要为彼此以及全球高净值客户服务而致富。而金字塔底端则人满为患，尤其自疫情以来，有8亿人依靠政府发放的免费粮食生存——至今仍是如此。
在财富与福利这两个极端之间，是问题重重的中间地带：工作与工资。
在中国和印度，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都遵循了教科书式的发展路径：为工业化、城市化和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在中国，男女青年都纷纷涌入城市；而在印度，主要是男性外出，无地农民家庭的女性则只能在砖窑和建筑工地从事季节性工作。大多数人仍留在农村，使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之一。疫情后，这一比例有所上升，但主要是因为农业劳动和自营职业增加——而这些工作的报酬并不高。
与此同时，进入城市的男性所面临的机会也受到种姓制度的限制——这是一种南亚独有的、基于出身的社会身份体系。尽管近年来底层群体的社会流动性略有改善，但整体仍严重受限。过去，政府职位曾为历史上受歧视群体提供平权措施的通道，如今这类岗位已日益稀少。和父辈一样，大多数男性劳动者仍被困在低生产率、低收入的职业中，如保安、司机、园丁和杂务工。
上述多数发现源自班加罗尔阿齐姆·普雷姆吉大学（Azim Premji University）阿米特·巴索勒（Amit Basole）及其团队发布的《2023年印度就业状况报告》（新一版预计将于2026年发布）。正如这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印度错失了将劳动力从自给型职业向利润驱动型活动转移的关键机遇。四分之三的非农就业者仍被困在非正规经济部门。
这种极端不平等可能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发育不良。社会顶层人士并不将庞大的底层民众视为有意义的市场，除了水电煤、肥皂、短视频和小额个人贷款之外。而金字塔底端的人群则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技能，无法为国内外富裕阶层制造产品。随着经济快速数字化，新兴的零工经济（如10分钟快送服务）需要大量年轻流动人口。尽管这类工作并非通往中产生活的阶梯，却是年轻人唯一的选择：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印度每多接受一年教育所带来的收入回报，不仅低于中国，甚至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教育回报率
仅靠更多教育无法拯救印度挣扎中的青年

在全球范围内，社会顶层的流动性本就有限。印度的商业大亨大多是1947年英国殖民统治结束前繁荣起来的商贾阶层的后裔。他们更关注短期回报，而非效仿中国同行大力投资科技。他们提出的制造业扩张“妙招”，竟只是游说政府放松劳动法——以便推行每天12小时的工作制。
顶层1%的印度人掌握着全国40%的个人财富，但Z世代的亿万富翁们对经商已感厌倦。他们宁愿把财富放进家族办公室，也不愿创办新企业。在延续至1980年代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时代，他们的祖辈曾为争取经营牌照而奔波；如今，他们的父辈则忙于相互争夺有利的政府政策，并与私人信贷机构讨价还价以获得再融资。
一个被金融宠坏、缺乏雄心的精英阶层，加上一个因教育不足及种姓与性别不平等而受限的工薪阶层，共同阻碍了印度形成真正的全球中产阶级。而能够弥合这一鸿沟的社会变革，目前尚无任何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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