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电影节，批评它，捍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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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7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Berlinale）在一种充满裂痕与动荡的全球地缘政治语境下落下帷幕。作为欧洲三大电影节中历来最具政治显影功能的一座重镇，柏林电影节近年来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多重奏。回顾过去七年的演变，柏林经历了三任总监时代的权力交接与理念更迭：从迪特·考斯里克时代的政治先行理念与对好莱坞明星效应的高度依赖，到卡洛·夏特里安时代向作者电影、先锋表达的转向，再到如今翠西娅·塔特尔掌舵下，试图在工业优先的实用主义与深层社会介入之间寻找平衡的全新阶段。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我们往往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主竞赛单元的星光正在黯淡，传统意义上的“重磅大片”似乎在不断式微。然而，如果仅仅将三大电影节这样体量的文化盛事视作针对小众迷影群体的、为期十天的追星狂欢，则误读了柏林电影节的价值。

柏林电影节，批评它，捍卫它

作者：张漫盈
编辑：张先声

柏林电影节留给影史的，是它在去中心化的节展架构中，通过欧洲电影市场（EFM）的工业延伸、论坛单元对全球南方“不可见”叙事的挖掘、纪录片伦理边界的拓宽，以及在国家政治意志重压下依然蓬勃的抵抗基因。在全球南方影人的眼中，柏林绝非“鸡肋”，而是A类电影节中一个最不能失去的发声战场。

因此，面对柏林，我虽时常在看完一部糟糕的主竞赛作品后感到无比失望，却依然年复一年地守在这个场域，去反复咀嚼这里发生的辩论或冲突，去试图理解“他者”眼中的世界，重新探知那些我未知抑或就在我身边却被忽视的问题。柏林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展映节，它是一场扎根于反叛精神与沉重历史土壤之中的文化实践。在这里，我们目睹了它的自反与撕裂，也见证了卷入其中的每一个具体个体的挣扎、抵抗与坚守。对于柏林的观众，你大可以批判他们带着猎奇心理，充斥着特权阶级的傲慢与凝视，抑或总是在最安全的政治议题（如性别、环保、反威权等）里打转。但不可否认，他们渴望在银幕上看到对这个复杂世界的质询，也身体力行地参与柏林的抗争运动之中，这里有复杂议题的广阔市场。

这也是为什么我依然想要捍卫柏林电影节。这并非出于某种文化相对主义，也不是要默许或掩饰其在加沙问题的失语与漠视。而是因为在保持批判的同时，希望我们将几束目光投向世界上那些未被主流环境注视的幽暗角落和全球南方影人。

论坛单元：去中心化与全球南方战场

如果说主竞赛单元是柏林电影节面向大众与官方话语的门面，那么由Arsenal（电影与录像艺术研究所）独立策展的Forum（论坛）及Forum Expanded（论坛拓展）单元，则是柏林真正的灵魂所在。

本届论坛被形容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具政治性的一届”，其选片广泛涉及殖民主义遗留、对原住民的结构性压迫、针对女性的暴力以及腐败系统等棘手问题。其策展方向明确指向了一个核心概念：将被遮蔽的、边缘的、属于全球南方的“不可见”转化为可视的影像力量。在策展人Barbara Wurm的视野中，这不仅是对传统视听审美的反叛，更是对深层社会创伤、生态危机以及系统性不平等的直接回应。

Fanfictie: Volcanology

其中，印度尼西亚艺术家Riar Rizaldi的装置作品《同人小说：火山学》探讨了西方殖民科学体系如何与印尼本土的在地知识生产发生摩擦与冲突，提供了去殖民化的认识论视角；哥伦比亚导演Diana Bustamante的《狮吼》利用拾得影像（found footage），将被暗杀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抗议录像转化为对政治暴力的幽灵式冥想；泰国导演Anocha Suwichakornpong的《叙事》则在摄影棚内为遭遇泰国军方屠杀的民主抗议者家属搭建了一个模拟法庭，以此对抗官方的遗忘。（文字来源：Berlinale Press Release）

在论坛拓展单元中，由Petna Ndaliko Katondolo与Laurent Van Lancker联合执导的实验散文电影《尤鲁古:隐秘的分界》，将矛头直指1885年的柏林会议——那场在柏林发生、将非洲大陆如切蛋糕般瓜分的殖民分赃会议。影片通过梦境、仪式化实践和祖先的节奏，试图重新缝合（re-member）被殖民计划所肢解的文化与生态联系。在柏林这座曾经作出肢解决定的首都，放映一部解构其殖民遗产的刚果/比利时合拍片，这种跨越时空的策展互文性，展现了柏林电影节的自省意识。

纪录片如何拓宽边界与重塑道德

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其核心权力结构往往隐藏在摄像机背后：谁在看？看什么？怎么看？在纪录片领域，这种关于“凝视（gaze）”的权力质询尤为尖锐。当一个享有特权的欧洲白人摄影师或导演前往全球南方进行记录时，这种观看是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结构性的、新殖民主义的“特权凝视”？本届柏林电影节的多部纪录片，正是通过深度的自我反身性与前沿技术手段的挪用，试图回应并重塑这一道德与伦理边界。

（一） 《蜡与金》对殖民视角与历史叙事的解构

在Berlinale Special单元首映的奥地利资深导演鲁特·贝克尔曼（Ruth Beckermann）的新作《蜡与金》（Wax & Gold），提供了一个关于欧洲影像创作者如何处理其自身“局外人”身份的范本。影片将镜头对准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希尔顿酒店，这座由前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于1960年代主导建设的现代化地标。

面对如何呈现全球南方这一难题，贝克尔曼并没有掩饰自己作为一个“为了解非洲而在此停留几周的欧洲白人”的特权身份。相反，她将一种温和而具有探索性的反讽转向了自身。影片的片名“蜡与金”借用了阿姆哈拉语中的一种修辞技巧：表面上的意思是“蜡”，而需要听众自行领会的深层反义或隐喻则是“金”。通过这种修辞隐喻，导演试图剥开希尔顿酒店这一现代化“蜡壳”的表象，去触碰周遭被贫民窟包围、仍在为基本生存挣扎的真实埃塞俄比亚。

在处理历史叙事时，贝克尔曼将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的著作《皇帝》引入文本。她邀请酒店员工和当地作家大声朗读书中关于海尔·塞拉西的独裁统治段落，而现实中当地人却对这部西方人眼中的经典知之甚少（因为该书从未被翻译成当地语言）。通过这种处理，纪录片不再是单向的“客观记录”或简单的“白人拯救者凝视”，而是变成了一场关于记忆的可靠性、西方话语霸权以及后殖民现实的对话。贝克曼通过暴露出自身凝视的局限性，反而在道德上获得了一种更深层次的诚实。

（二）《如果鸽子变成黄金》

荣获本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Berlinale Documentary Award）及卡利加里电影奖（Caligari Film Award）的捷克/斯洛伐克纪录片《如果鸽子变成黄金》（If Pigeons Turned to Gold），则在拓宽美学叙事与重塑伦理边界的维度上迈出了大胆的一步。导演Pepa Lubojacki将镜头对准了自己遭受代际创伤和严重酒精成瘾折磨的家庭，主要记录其无家可归的哥哥David。

这部影片的先锋之处不仅在于其私密的日记体拼贴形式（大量使用iPhone粗糙素材），也在于其对前沿人工智能（AI）技术的挪用。影片中，导演使用AI技术对童年照片进行了动画处理，让照片中的人物开口说出他们可能从未说过的话。

在传统的纪录片道德框架中，这种对家庭档案的AI篡改和对人物话语权的直接“夺取”无疑是具有高度争议的。卡利加里奖的评委会在颁奖词中指出了这一点：“记忆是一个不可靠的讲述者。当你可以让照片中的人说出他们自己可能从未说过的话时，记忆和档案就完全成了两码事。”然而，影片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从未试图掩盖这种使用AI带来的伦理虚假感。导演运用一只会发出吱吱声的“鸽子”作为反思的滤镜，将所有的自然主义特征颠覆。这种将控制欲（对影片叙事的控制，以及试图控制家人成瘾行为的隐喻）外化为技术滥用的手法，使得AI不再仅仅是一个视觉特效工具，而是成为了探讨代际痛苦、记忆异化与家庭权力关系的全新方法论。

嘉奖

当我们将目光从论坛单元和纪录片的探索转向主竞赛时，常常会遇到一种关于“选片稀烂”的批评声音。然而通过最终的颁奖结果，我们看到它所嘉奖的，永远是那些敢于直面时代痛点的政治叙事与生存挣扎。

经历了发布会的“去政治化”的官方话语以及一系列反抗活动和舆论风波，评审团却在最终的颁奖典礼上彻底解构其先前的立场。由文德斯领导的评委会最终颁发的核心奖项，却无一例外地是对现实政治进行强烈抨击的作品。这从侧面印证了柏林主竞赛策展团队在选片时所深植的抵抗基因。

金熊奖 (最佳影片) 《告知信》 (Yellow Letters) 导演：İlker Çatak

描绘了土耳其安卡拉一对戏剧界夫妇因政治观点被极权政府剥夺工作与生存空间的故事。将生存 抗争与艺术尊严直接抛入政治风暴眼，是对国家审查制度与压迫的直接控诉。

银熊奖 (评审团大奖)《解放》 (Salvation) 导演：Emin Alpe

聚焦土耳其库尔德地区部落间的土地纠纷，隐喻更为宏大的社会撕裂与暴力。导演在领奖时公开发表极具政治性的演讲，声援被监禁的土耳其反对派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

《黄色信件》夺得金熊奖揭示了：在宣称“非政治化”的电影节语境中，艺术作为一种生存与抵抗的挣扎，不可避免地会被抛入政治的风暴眼。在国家机器的威权面前，个体的私人生活本身就已沦为政治战场。电影节策展团队挑选《黄色信件》与《解放》，实际上是在为那些在现实中被噤声的群体提供一个发声渠道，通过视听语言的合法性来对抗地缘政治中的话语霸权。

正如导演恰塔克在领奖时所呼吁的，面对全球独裁政权的崛起，创作者应当“与他们斗争，而不是相互斗争”。这种具有强烈现实干预色彩的策展选择与最终的获奖结果，构成了对文德斯“远离政治”言论的最有力反驳。它证明了在柏林，艺术无法脱离政治而独活。

塔特尔被辞退风波

所以，柏林变了吗？作为一个很大程度上由国家财政主导的文化项目，柏林电影节究竟拥有多大的自由度？我们是否只能将其视为德国国家机器的一个“品牌形象工程（Branding）”？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看官方叙事，更要看在这个生态中活动的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件，以及官方话语与左派运动之间交织的角力。

获得“视角（Perspectives）”单元最佳长片首作奖的叙利亚裔巴勒斯坦导演Abdallah Al Khatib（影片《围城纪事》），在领奖台上披着巴勒斯坦传统头巾，并指责德国政府是“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的同谋”。随后，总监塔特尔与该团队合影，被德国右翼媒体《图片报》（Bild）大肆渲染，引发了保守派政治势力的强烈不满。官方甚至试图通过严峻的行政干预来开除塔特尔。

然而，面对这场政治风波，与柏林电影节相关的具体的人们，迅速展现出了其反抗力量，超过510名电影节各级员工发表联名公开信，史无前例地以“唯一的声音”团结起来，表达对总监塔特尔的绝对支持，抵制体制控制。超过700名国际重量级电影人（包括多名以色列左翼导演）联署抗议。他们明确警告官方“不要触碰柏林电影节”，坚决捍卫其不受政治恐吓。

这场风波揭示了柏林电影节当下的处境：它始终在官方话语与反叛运动的拉扯中生存。正如塔特尔在颁奖典礼及早前声明中所坦言的，电影节或许无法直接解决世界的冲突，但它能够为“复杂性、倾听和使彼此人性化”腾出空间。员工与电影人对她的声援，正是对这种“保留复杂性”空间的拼死捍卫。它证明了柏林电影节内在的自由度是由无数个体的勇气与抗争共同撑起的。

结语

在历经了选片的美学争议、政治立场的风口浪尖以及高层人事的动荡传闻之后，我们可以确信：柏林从来都是柏林。只要那些关注社会现实、坚持反抗的影像还能在这个舞台上被看见、被奖励，只要还有电影节员工和影人愿意为了捍卫一个独立文化空间而向国家机器发出抵抗，柏林电影节就永远不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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