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始人模式对抗癌症

以创始人模式对抗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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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经营公司一样对抗癌症：GitLab 创始人的“创始人模式”生命实验

在硅谷，“创始人模式”（Founder Mode）正被奉为一种生存哲学。但在 Sid Sijbrandij 看来，这不只是经营一家市值 64 亿美元公司（GitLab）的手段，更是他在一场夺命竞赛中唯一的救命稻草。

Sid 是典型的硬核技术精英。他治下的 GitLab 以“极致透明”和全远程办公文化闻名。然而，2022 年，由于 T5 椎骨处一个 6 厘米长的骨肉瘤（一种极其罕见的骨癌）复发，这位亿万富翁被推向了标准医疗体系的边缘。主治医生给出的信号近乎绝望：手术、放疗和化疗已穷尽，接下来的路，只能靠“运气”。

面对传统医学判定的死刑，Sid 意识到，如果继续以“经理模式”——即被动听从医院官僚体系的安排——他必死无疑。他决定开启“创始人模式”：将癌症视为一种复杂的信息疾病，用构建软件栈的逻辑，重新编程自己的免疫系统。

1. 组建 SWAT 团队：CEO 不必是生物学家，但必须拥有专家

在“创始人模式”中，创始人并不会事必躬亲，而是会深度切入关键细节。Sid 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盲目阅读文献，而是招聘顶尖人才。

他聘请了 10x Genomics 的前总监 Jacob Stern 担任自己医疗事务的“CEO”。Jacob 不仅协助他组建了一支由肿瘤学家、计算生物学家和研究人员组成的“SWAT 团队”，更负责协调这家“生命初创公司”的日常运营。这种策略彻底打破了传统医患关系：Sid 不再是一个等待被救治的病人，而是一个高效率研发项目的发起人。他不再只是阅读报告，而是雇佣精英去“运营”他的健康。

2. 医疗记录的“版本控制”：Sid Health Notes

在 GitLab，Sid 建立了一本超过 3,000 页的《公司手册》，记录了每一项决策。在病房里，他将这种**极致透明（Radical Transparency）**发挥到了巅峰。

他创建了名为“Sid Health Notes”的动态文档，仅 2025 年一年的记录就超过了 1,000 页。每一场与科学家的会议、每一项实验数据、每一份化验单都被精细地索引和链接。

这背后的哲学是：癌症是信息的丧失。 基因组信息的错误导致了细胞的失控，而对抗它的唯一武器是更高密度的信息。通过建立这个极其详尽的“医疗技术栈”，Sid 能够以软件工程的思维去回溯每一个治疗节点的得失。

3. 极限诊断：打破“福尔马林”的诅咒

Sid 认为，常规医院的诊断过于粗糙，简直是“信息荒漠”。他确立了**“最大化诊断（Maximal Diagnostics）”**策略，涵盖五大支柱：单细胞测序、药物反应建模、MRD 监测（微小残留病灶）、DNA/RNA 全测序以及病理染色。

这里存在一个极具技术深度的冲突：FFPE vs. 冷冻组织。传统医院为了方便保存，习惯用福尔马林固定样本（FFPE），但这会彻底破坏核酸信息，导致深度的单细胞测序无法进行。为了获取真正有价值的冷冻组织，Sid 采取了极端的“创始人举措”：他雇佣并派遣了**“前线部署组织提取器”（forward deployed tissue extractors）**。

这些专业人员像 Palantir 的前线工程师一样，直接切入医院笨重的官僚流程，在手术室外接力，确保肿瘤组织在被切下的瞬间就能进入冷冻链路。这种对供应链的掌控，是普通病人甚至名医都难以想象的。

4. 德国之行：从单细胞数据到“微型核弹”

Sid 的“创始人模式”在寻找治疗方案时表现得尤为激进。通过单细胞测序，他的团队发现其肿瘤不仅包含癌细胞，还利用**成纤维细胞（Fibroblasts）**构建了一层保护基质，且高度表达 FAP（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

基于这一精准画像，Jacob 团队在德国找到了一种实验性的放射性配体疗法（如 Lutetium-177）。这是一种“诊疗一体化”技术：先用配体识别 FAP 锁定目标（诊断），再发射高能同位素像“微型核弹”一样定点清除（治疗）。

由于这套针对 FAP 的方案在当时尚未获批，Sid 毫不犹豫地全球化寻找生机，这种“不惜代价寻找最优解”的路径，正是对传统医学“串行逻辑”的直接挑战。

5. 对抗“否决权政治”：为什么医疗系统在杀死创新？

在寻求救命药的过程中，Sid 深刻批判了医疗体系中的**“否决权政治（Vetocracy）”**。

在传统的医疗伦理中，希波克拉底誓言要求“首先，不造成伤害（First do no harm）”。但在 Sid 看来，在极度保守的 IRB（机构审查委员会）体制下，这已经异化成了**“首先，什么都不做（First do nothing）”**。只要委员会中有一个人提出微小的疑虑，一项可能救命的实验性疗法就会被封杀。

Sid 同时意识到了 **Eroom 定律（Eroom’s Law）**的残酷——这是摩尔定律的反向表现：药物研发的成本正呈指数级上升。目前开发一种新药平均耗资 44 亿美元，这种高昂的成本导致只有“重磅炸弹”药物能存活，而针对像 Sid 这样个体的个性化疗法被排除在商业体系之外。

Sid 的抗争在于：“活下去成了我自己的工作，因为在这个官僚系统中，没有人会为此承担最终责任。”

6. 可编程医疗：从“化学式”到“生物流程”

目前的 Sid 处于缓解期，但他并未停止。他正在接受**个性化新抗原疫苗（Personalized Neoantigen Vaccine）**的注射。

这代表了医疗范式的根本转型：

1. 测序与 AI 预测： 获取肿瘤基因数据，通过 AI 预测哪些蛋白质片段最能激活免疫系统。
2. 制造与反馈： 生产定制的 mRNA 疫苗，就像部署一段代码，指挥 T 细胞去精准猎杀残余癌细胞。

这种疗法不再是针对成千上万人的“某种化学成分”，而是一个可编程的闭环流程。为了将这种经验规模化，Sid 已经创立了新公司 Kilo Code。他不再满足于一个个案的成功，而是试图将这套“创始人医疗栈”转化为一种可以被优化、降低成本的产品。

7. 结语：未来已来，只是分布不均

Sid Sijbrandij 是一个“超级异常值”。他拥有亿万身家、顶尖的技术认知和足以撼动官僚系统的执行力。但正如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所说：“未来已来，只是分布不均。”

Sid 的故事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视角：如果我们将生物学视为信息学，将医疗体系视为可以优化的操作系统，那么癌症的定义将被改写。

目前的这场“创始人模式”实验耗资数百万美元。但 Sid 已经在畅想一个未来：通过 AI 介入、流程标准化和规模化运营，这种全套的个性化诊断与治疗方案——从 1,499 美元的初始筛查到最终的精准根治——总成本如果能降至 175,000 美元，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到那时，医疗将不再是一场关于运气的博弈，而是一个可交付、可预测的工程学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