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握尘土 | 王恺：离开的，留下的：生死场（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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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恺

1950年代中叶后，姥爷和姥姥从东北小城移居北京，因为有中医的手艺，他很快站稳了脚跟。成了北京四九城闻名的大夫，最近找到一篇病人回忆他的文章，说他擅长双手把脉，问我的中医朋友。说这属于古老的传统，现在会的人不多，就靠这个手艺，他在北京收入颇丰。从这张五十年代的照片可以看出来，他是一副干部的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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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6年4月号

离开的，留下的: 生死场（选读）

王    恺

姥爷似乎有某种神奇的能力，总是在梦里看到尚未发生的事情，尽管我看荣格学派的“释梦理论”解释梦境确实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能够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但语焉不详，大概是不太好意思正大光明宣传玄学，又或者是真说不清楚。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的“磐石事变”发生之前的几天，我姥爷做了个梦，梦见一家人在逃难中，丢失了刚生下不久的四舅，怀着孕的姥姥的鞋也跑丢了，在街上和姥爷拉着手，披头散发的，就在觉得找不到四舅的时候，在路口发现了号啕大哭的他。

似乎是过于具体了，完整如电影，我估计是梦境中那种自带的扑朔迷离的气氛，与磐石当时的混乱气氛构成同质地的瞬间，蓦然相通了。九月九日，昔日东北军将领宋国荣已经成了“东北救国军”司令，他带领各路武装组成的四千六百多人的军队攻打被日军占领的磐石县城，里面成员混杂，既有被共产党教育指挥的部队，也有“山林队”“红枪队”等地方武装。他们先占领了磐石县城附近的黑石镇，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的凌晨五点，救国联合军开始攻打磐石县城的东门，他们的武器是大刀、长矛，还有长枪。整个县城神速失守了，占领磐石的日军守卫队龟缩在县城东南角的守卫队大院里，而救国军则占领了磐石至高点——天主教堂的钟楼，对着日军守卫队猛烈开火。十一日，日军开始用迫击炮轰击钟楼，钟楼顶被打掉，整个县城陷落于火海之中。

天主教堂还在，是磐石县城老城区内难得的开敞空间。东北小县城的午后弥漫着慵懒的气质，有几个人懒洋洋地跳着广场舞，一个四处流浪、穿着利落牛仔装的浪荡中年的摊位前，聚集了一堆人，走近看，是卖假伟哥的。旁边有大堆的水果和玉米，支着锅卖苏子馅饼和红豆馅饼的红发女人并不热情地招徕。大概是下午人少，没到放学时间，整个天主教堂前的小广场是凝固的状态，像是某种“风俗画”，老勃鲁盖尔的，人人呆头呆脑，像是没有灵魂的小动物，对马上要进行的残杀一无所知，又像是贺年卡上雪地里的简笔小人儿，滑着雪，点着火把，没有面目地笑闹着，充满了某种单调性，但不是不可爱的。

九月是清凉的季节，除了我，没有人知晓将近一百年前这个广场上发生的一切，准确地说，九十三年之前，几乎是“古代”了。我在想，九十三年前的这个广场，九月九日的午后，是不是也是一般模样？也许更安静，更无聊，更是全体人都在做梦，突然，梦被惊醒了，所有的人开始了逃亡模式。姥爷一家人，那一夜应该就是从梦幻中醒来的。当时四舅年纪还小，姥姥就怀上了五舅，她本来不想要这个孩子，觉得照顾不过来，瞒着姥爷，找外面的人来开了堕胎药，在准备喝下去的瞬间，姥姥说自己突然看到了碗边的花纹，是一群笑着的小孩子。她手一抖，碗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闻声而进来的姥爷才知道姥姥准备打胎，这时候叹一声，命不该绝，于是，五舅留在了姥姥的肚子里。

此刻，他们在火光熊熊的小城里狂奔，本来一家人牵着手在逃命，突然发现，四舅不见了，挺着肚子的姥姥的布鞋跑掉了，一切如同姥爷的梦中场景，他牵着她的手，在街道转角，看到了正在地上大哭的四舅。

谁还能说这片新开垦的土地是乐园呢？就是因为肥沃，才肆意被开垦，被践踏，被抢劫，被占领，也难怪我姥爷始终有一个回归关里老家的梦，大概那里才是他的父母之邦。可怕的关外虽然能挣到钱，能让人发达，但总归不是久留之地。自从“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新京”近在迟尺，可是伪皇帝溥仪所在的新京是一个多么神秘可怕的结合体，它的皇宫、它的街道、它的商场、它的学校、它的往外界散发的各种照片，表面上一片繁华，但都透露出虚假而危险的信息。磐石到长春瞬间可达，是一条平坦的大道，但是我姥爷和姥姥居然没去到长春，除了接我生病的三舅回家，那是后面的事情了。

现在恐怖的迹象降临到县城里，日本驻防军开炮了，天主教堂的钟楼垮塌了，法国来的达宗神父在哭号，他是个矮小的法国人。那是磐石最高大的建筑，即使现在看，也并不显得低矮，颇有点体面。我坐在树荫之下，抬头看着宁静的教堂塔顶，时间已经抹去了这组建筑的魅力，现在的小城的制高点不是这里，这是丧失了魂魄的建筑物。中国城市里现存的教堂，很少有真实的精神魅力，过去往天空无限蔓延的哥特式的大尖顶，现在看，就像个积木搭成的大玩具，沉没在高楼的海洋里。磐石就算高楼没那么多，过于喧闹的世俗的人群，也让这里变得像个简单的城中公园。

门口挂着神父胡若镜的照片，是个面目模糊的中年女人，看过完全记不住。倒也不是磐石独有的场景，最近去云南的边陲小城，礼拜堂也是个平庸的所在，安静的午后，挂在门口的牧师图片，也是个长发的中年女性，简朴的大脸，倒像本单位消防责任人之类。挂在宣传栏的头像无一不可笑，“神性”消失在人群中，是我们的现实。

没人写过东北地区的天主教历史。这个县城现在仅有十余名天主教徒，但教堂还是维系了下来。守卫教堂者一定有某种恒心，才能在这里坚持，他们不关心政治，只关心自己的信众，可是我看外面奔跑笑闹的这些磐石的普通人们，似乎只是把这里当成一个开敞的空间。我们只是清晰地满足着自己的快乐，对遥远的天国并不关心。

是后来修复的建筑。据说钟楼顶被日本军队炮弹打垮之后，还按照外交惯例给了法国的天主教会若干赔偿。《磐石县志》记载，当时磐石的天主教徒有一千余人，基督教徒也不算少数，光绪年间修建的天主教堂，钟楼高有五丈余，房产五十余间，是当时吉林省县一级城市里最大的天主堂，算是某种“境外势力”。也就是因为高大，才被闯进城的救国军看中，当作至高点来发射枪弹，对日本守备队形成了压制式的攻击，日本守备队也才冒着“国际纠纷”的风险，直接对钟楼开了火。

九月十三日，日本军队选派了三名朝鲜特务，高元成、韩景学、李圣宽三人化妆出城，向附近的守军汇报。关东军司令部得到消息后，十五日四架飞机来到磐石上空，开始轰炸，“救国军”彻底撤离磐石，三个月之内，“伪满洲国”的磐石县没有长官敢来上任，史称“磐石事变”。闯进磐石的“救国军”的形象如同恐怖巨兽的形象，终于在那个时间偶然显现了一下，是冬日荒原里走出来的猛兽，被压榨，被惊扰，开始了巨大的反击。我们大概已经很难想象这群衣衫褴褛闯进城里肆意妄为的部队的形貌了，没有照片记录，也没有油画歌颂，他们是恐怖的、无声的，是让人震撼的，几乎有点像《权力的游戏》里“北境”城墙外的那些恐怖魂灵了。

权威的声音没有将此次攻打磐石县城的行动称之为“革命”，或者“起义”，而仅仅是“事变”，一定有他们的道理。我猜想是参加的部队成分过于混杂，本地不少“土匪”的混乱加入，让攻占磐石城的事件不那么正义凛然。大约姥爷的新家也被抢劫一空，不过姥姥姥爷都没怎么对我母亲提起过，可能一家人的性命都在？财产损失就损失了吧。

平平安安，已经是最好的事情，四舅小名因此叫“立荣”，是希望磐石县城从破烂中恢复荣耀。我能理解姥爷他们渴望平静的心思，不过对来攻打磐石的“土匪们”也充满了某种奇异的想象。那是个广阔的世界，不像我们今天，生活在狭窄的世界里，我们的世界表现自己的方式是社交媒体上的琐屑记录，抒情的写作，一次公之于众的职场争吵的长文爆料，一场状态不佳的恋爱反思与微信截屏，最高级别的情绪爆发，也就是戏剧与电影——流落在观者寥寥的剧院里。毫无破坏性。

可在那个九十多年前的世界里，下山攻城的土匪们不分性别，他们表达自己的方式是枪炮，是与那个来自遥远的异国的侵略者们火并，是反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虚无缥缈的“新皇帝”，是用自己的肉体做武器，在东北的天与地之间一次次撞击一头凶猛的巨兽，整个县城处于火海之中。

为什么说不分性别？那还真是女人也冲在前面的世界。在磐石的抗战纪念馆，看到墙上的“伪满洲国”成立以来磐石县域的不间断的反抗，一九三二年二月九日，郭家店的反日活动里，就是三名女共产党员带着七百多人去反对磐石县“保民会”汉奸对党员的逮捕，领头的女性叫金鲁淑，应该是朝鲜族。紧接着是四月三日、五月一日、五月八日九日的接连暴动，“磐石事变”应该是这一系列冲撞的高潮，九日的活动中，处决了当地二十一名“保民会”的汉奸，并不是一般的示威场面，而是“不是请客吃饭”的“革命”。鲁迅先生在给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写序言的时候写到住在英租界里的人们不会知道挣扎在闸北的难民的心，更不会想到哈尔滨的人们，甚至磐石之外的东北人们，大概也无法想象那里的人已经开始了近乎疯狂的与“伪满洲国”的抗争。此时东北大部分地区是风平浪静的——磐石人格外暴烈？大约还是来自于各地移民的闯荡性格，加上此地靠近山区，有充足的打完就跑的条件。

鲜血在磐石的土地上流淌不是一日两日，事变之后，“救国军”散成小部队，到了严寒的十月十一月，就有人开始投降了，陆续地，一个接一个。东北的严寒是最大的敌人，可是也就是十一月下旬，磐石来了一位日后惊天动地的大英雄，杨靖宇受中共满洲省委指派，前来整顿义勇军，将之改编成“南满游击队”。

萧红写《生死场》，第十七节，《不健全的腿》，“二里半又去问青山，青山说：‘你不要问，再等几天跟我走好了！’二里半急迫着好像他就要跑到革命军去，青山长声告诉他：‘革命军在磐石，你去得了吗？我看你一点胆量也没有，杀一只羊都不能够。’”大概率多数生活在磐石的普通人就像“二里半”，默默地恨，默默地如牲畜般生活，他们还能怎么样，也只能像萧红笔下的人一样，“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

姥爷也忙着生存。很大程度上也是无路可走，关里老家也回不去，参加半年在雪地上躲藏的革命军对于一个已经四十多岁拖家带口的人来说，也似乎很难。我觉得自己在不由自主地替他辩护，其实是我内心里有一个症结，我在犹疑：一个亡国者究竟有多少种选择的可能性？他想没想过做点什么来抵抗日本人的统治？就那么心甘情愿地做了亡国奴？就像鲁迅先生写的，“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这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

普通人只能拥有“奴隶的心”。没有权力，没有出走的可能，也没有能力出走。社交媒体上经常可见批判某些境外政权下的人都是恐怖分子，或者都是顺民，我看到常常觉得反感，普通人可不就是如此，姥爷确实也就是个普通人，我悲哀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家园凋敝，国土沦丧，留下的人的道路，也就剩下了“过日子”。姥爷带着一家人继续过日子，他想过正常的日子，从关里老家出来，好不容易挣上点钱，他总以为自己能主宰命运，医生的职业在任何处境下都是需要的，至少还有收入。

可是即使是有点资产的人，在这个时代，“过日子”也成了奢望。麻烦不断，以为可以消停时总不能消停，你有钱？有什么用？你有地位吗？在“伪满洲国”，一个中国人被当作第三等人的“新国度”里，家里轮番碰上事，谁都可以来称王称霸。绑票的土匪，化装成火车站的铁道上做工的人，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半夜来敲门，王大夫，王大夫在吗？有急事，赶紧开门，姥爷姥姥穿着袜子偷偷下地，害怕鞋底碰到院子里的硬泥地有声音，蹑手蹑脚走到门口，就着月亮那点光，透过药房的门缝往外头看。是暗黑的人影，就看得见头上的“法国帽子”，打一个激灵，是土匪，本能地知道，那可不敢开门，好在门杠子够结实，外面的人也不敢大吵大闹，破门而入。第二天就知道县里的某某家被绑走了两人，中招了。

后来越来越乱，大白天也有来抢劫的，姥爷坐在家和姥姥下围棋，腰一紧，后面捅了个硬东西。“王大夫有钱没有，借一点。”姥爷忙说有，有，打开箱子拿“绵羊票”，“我们给你写个字条，以后还。”“不用不用，你们拿着用就好。”姥爷后来学故事给我妈听，他知道是苕帚裹着布，冒充枪，可哪里敢反抗，息事宁人是那时代的处世良方。

家里各种不太平的传说太多了，我妈妈从小就听着长大。有天夜里遭了大贼，家里的衣服首饰，还有昂贵的药材，不见了十几箱物件，雪地上一排排的脚印子。赶紧去报案，可是报案也没有结果。离奇的是，这案子，被家里的孩子给破了。大姨和二舅在家里追着玩，有只蜜蜂嗡嗡嗡在药房的仓库里飞，嗡嗡嗡撞着窗户纸，两个孩子一定要抓，大概冬天里的蜜蜂少。打开门两人到处找，爬来爬去的时候，堆起来的牛皮纸药袋子噼里啪啦往下掉，第一袋东西，就是刚失窃的姥姥的皮毛大衣，没来得及运出去的脏物都藏在药房里。大家反应过来，可不是出了家贼？

药房伙计的小头目，我妈妈记得他叫石连举，看到姥爷就跪了下来，头磕到地上，姥爷也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东西是前夜里偷的，没法运出去，全藏在药房里，要不是那只蜜蜂，真破不了案。怎么办呢？赶紧去撤销案子，声称家里东西没有丢，给石连举二十块银元，让他去做个小买卖，走了就别再回来。姥爷在这种时候也忙着当好人，“体面”大概是他的信条，也未必不是乱世里的一张护身符，他相信。

他忙着当乱世里的好人，各种安排事，安排人，穿着棉布袍子，戴着厚厚的帽子，尽量温和地笑着，忙着给各种人鞠躬作揖，是县城里的绅士，是遵循孔孟之道的老好人，应付着，周旋着，但绝对不是抛头露面的那些人里的一个。

我翻开“伪满洲国”的县长姚祖训编辑的《磐石县乡土志》，姥爷的头衔没有出现在任何组织里面，他只是默默出钱。县城里有各种慈善组织，一九三三年在县城成立了“道德会”，总部在沈阳，解放后编辑的资料说，“每天会务活动就是以讲演方式宣传封建伦理和道德等内容”，收了几十名县城里的孩子上学，在会里学做人都是最穷困的家庭出身，其中许多孤儿，不收学费。姥爷出了钱，又出人，家里有治好了癫痫无处可去的病人，一个温和沉默的妇女马华亮，被安排来道德会烧开水，还有名讨饭晕倒在药房门口的女人朱本德，本来也在家里打杂，现在也来道德会做饭。一群人每天在小房子里嗡嗡嗡地讲道德，讲做人的道理，外面兵荒马乱，小屋子里暂时苟安。姥爷负责了全部的伙食供应，资料上说，“县城里有一百多人参加捐款，大部分为了沽名钓誉”。每天晚上大人们和孩子们一起，还要上课，姥爷也每天都去，喝茶，聊天，大概也是他排遣自己苦闷的一种方式，好不容易从贫困的家庭出来，挣了钱，有了名声，却沦为了不能吭声的“奴隶”。日本人的法规，他的各种好不容易学来的“体面”，完全没有价值。幼年的贫困大概给了他深刻影响，他总觉得靠做善事，能够帮助到一点人。他有某种茫然的目标。

在巨大的灾难之下，所有的个人奋斗都是无效的，他能做的，就是“行善积德”，野心已经彻底消失了，只能求一个全家平安。他大概率是没有任何行动指南的，“帝国殖民主义”之类的事情他不会了解，那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伪满洲国”的新“皇帝”溥仪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在光绪年间出生的他，刚出生就遭受了饥荒；“新京”的建设近在迟尺，但一切如此虚伪，不需要我姥爷这种智力的人，就能明白自己所寄身的东北正在被掠夺，被蹂躏，唯一能成为他的精神支柱的，大概还就是那点儒家道德，虚无缥缈的“做个好人”，他尽力地做。

翻看《磐石县乡土志》，此时的磐石县属于“伪满洲国”“八大模范县”，是产粮大县，县公署的执政人员，除了两名中国人，一水的日本人，参事官前岛升、平鹤林次、荒谷千次、森一郎，不少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完成县政使命”，这里已彻底殖民地化了。

他会教我母亲唱歌，“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华年如水，你知道秋声添得几分憔悴？垂，垂，垂，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你想想呵，对，对，对。”我妈妈现在还会唱这首歌，我查了查资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萧友梅作词的《问》。如果不是我妈告诉我，打死我也不相信，姥爷还会唱这种文艺腔调浓郁的歌，与《叫我如何不想他》一样，是那个时代的黄钟大吕，是那个时代的满怀愁绪。

姥爷告诉她，“咱们可不是什么满洲人，咱们是中国人。”可这种话，也就偷偷在家里说。四舅五舅恨“二鬼子”朝鲜人。当时按“伪满洲国”的政策，朝鲜人是二等公民，他们本来也就是来这里垦荒的农民，东北的大量水稻田是由朝鲜族带进来耕作方法，可现在突然有了凌驾在汉族人民头上的权力，也不免趾高气扬起来，在街上走得横行霸道，四舅五舅编了歌，跟在他们后面唱，“黑衣服，白裤裆，头上顶着狗肉筐，高丽棒子爱喝狗肉汤。”小孩子就只会这种押韵的俏皮话，唱了几次，被朝鲜人追打到家里来，也不能出门唱了。

家里空间大，隔成了一间间的小房间，屋子里住着各种亲戚。姥爷亲近的马子霖大叔突然就走了，说是待不下去了，要到北平去，把自己的女儿托付到了家里，这女儿后来发了疯，我妈把着门偷看，她跪在地上，对着天空磕头。

每天都有意外发生，河北老家来投奔的子弟也神出鬼没的，我的大姨夫王克斌，那时候还是个高中生，还和我大姨也没有丝毫关系。不知怎么的，说是日本人要抓他，他在县公署当值的叔叔某天晚上突然带着他，敲开了姥爷的家门，说是有消息说王克斌危险了，他听到了消息，求姥爷帮忙，姥爷说得赶紧走。

王继才和我吃饭，说大姨夫吕平（后来改的名字）长得帅，非常帅，说了两遍。我妈妈和我大姨家早就断绝了来往，我从没有见过这位大姨夫，包括他的照片，被说得好奇，大家寒暄完毕，坐下吃了会儿饭，我就要求看照片。微信里的黑白小照片本来就小，就看到一张硕大的男性的脸，鼻子挺立。大姨夫四十多岁，古巴领衬衫，是那个年代的男性领导者形象，真说不上帅。“像不像陈毅市长？”王继才说，我才醒悟，眉目夸张的吕平有某种强烈的雄性气质。

王继才查过大量史料，原名王克斌的吕平，和早期参加抗联的不少战士关系密切，被抓应该是这个原因。当年这些抗联战士，也不过是磐石高中的学生，吕平最亲近的朋友叫初向辰（当时吕年纪略小，尚在读初中），初向辰一九三〇年考上磐石高中，“九一八事变”之后，和一群高中生投笔从戎，磐石的抗战纪念馆图片上史称“六学子投笔从戎”。后来他们都成为杨靖宇麾下的骨干力量，初向辰一九三二年就担任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分队长，之后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的政治委员，一九三三年，初向辰和一起投军的王兆兰一起牺牲，两人都是二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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