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953】反正AI准备吃掉的绝不只是翻译
【1】@梁州Zz
2024年，西班牙阿拉贡的农民组建了一个抗议团体，这个团队的名称是：“你的云正在晒干我的河”。
过去的几年内，亚马逊新建的几座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被官方许可使用的用水数量，大约在75万立方米/年，这个使用量，足以灌溉233公顷玉米。而玉米，正是阿拉贡这片土地上主要的农作物之一。
2024年2月，智利的环境法院因为公众抗议，撤销了谷歌一座造价2亿美元数据中心的部分建设许可。
因为此时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已经在干旱中度过了超过十五年。当地的法院文件显示，谷歌数据中心的这座冷却塔，每天需要消耗760万升以上的饮用水——这是一整座小型城镇全部居民一天的用水总量。而谷歌取水的中央含水层，正是圣地亚哥这座千万级城市赖以生存的最后水源之一。
与此同时，乌拉圭正在经历74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首都蒙得维的亚的饮用水里被掺入了海水，以维持当地居民的供应。
混杂着海水的日常饮用水，有着浓烈的咸味。当地的孩子们在课堂上询问总统，“为什么我们喝的水是咸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谷歌正在Canelones筹建另一座新的、巨大的数据中心，它们的初期方案显示，这座中心每天的耗水量，相当于55,000人一天的用水总量。
很快，抗议者举着横幅走上街头。横幅上写着：
「不是干旱，是掠夺」（No es sequía, es saqueo）。
类似的事还在荷兰、墨西哥发生。在墨西哥克雷塔罗州的Colón镇，一片本就半干旱的区域，谷歌、微软、亚马逊，这些全球顶尖的巨头科技公司们，正在共同投入近百亿美元建设新一批数据中心。
本地居民眼看着水龙头里越来越细的水流，与不远处一座接一座落成的新的数据中心，愤怒，且无力。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疑惑，如此剧烈的愤怒，为什么大多鲜少进入主流的科技媒体，为人所熟知？
因为它们的关键词是“水",而非角逐更快、更先进，以至于可以引领行业的AI。
但水，恰恰是AI最重要的成本之一。
因为AI的服务器在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而当下主流的冷却方式多半选择的是“蒸发冷却”，也即是用水的蒸发带走热量。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中型数据中心一天的耗水量，就相当于一座小城市的耗水量；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每天可以用掉500万加仑，相当于一座五万人口城市的全部供给。
水和AI，其实是同一条算力链条的两端。
如果把这些数据中心的位置全部标在一张世界地图上，你会发现，前文所提到的阿拉贡、圣地亚哥、Canelones、克雷塔罗，再加上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乡村、爱尔兰的小镇、北欧的冻土带……这些地区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没有一处建在硅谷、西雅图或伦敦。
它们都建在远离镜头的地方，建在电费便宜、土地宽裕的农业地区。因为那里成本更低，也因为那里阻力更小——当地的居民难以聘请大律所的相关律师，没有专业的游说团队，所以，他们难以保护自我处境的话语权。
在各大科技公司角逐未来，投注大量资源推陈出新的同时，那些基础设施可用、资源相对充裕且本地话语权较弱、监管阻力较小的地方，都开始接连成为AI产业的下一个落脚点。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资源转移。
新锐的资本正在对公共资源进行一种重新分配。水、土地、电力，这些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稀缺资源，正在被科技公司转化为私人收益。
而当地政府，也常常会主动协助这一过程，因为他们急需短期的GDP数字与就业承诺。但农业是一种长周期的产业。一块土地的水权一旦改作他用，恢复至少需要数十年。
更荒谬的是，这些科技巨头在抗议浪潮中做出的回应。
亚马逊宣布了一项计划，旨在利用AI帮助当地农民更高效地用水——一边申请把现有数据中心的用水量提高48%，一边宣称要用新的技术“帮助”这些被它取走水的农民学会如何效率用水。
一个“数据中心是否应该归还水的使用权”的问题，被调换成为了“农民是否学会了高效用水”的问题。
这是一种再标准不过的问题调换，谁有资格定义“问题”，谁在当下，则拥有了提问的权力。
议程的归属，决定了最终答案的方向。
回头再看那个抗议团体的名字，“你的云正在晒干我的河”。近似一种白描。是啊。云不在云端。云在玉米地的下方。
这片云所侵占的水资源，可能是某片玉米需要被灌溉的用水；它建起来的厂房，覆盖了原本属于野生鸟类与作物的土地。
“云”（cloud），一个看似轻盈、无重量的词汇。实际上只是把自己的重量，在沉默中转嫁给了那些距离话语权最远的土地与人民。
阿伦特说政治的本质是出现在公共空间里被看见。这些被抽干水的农民、被海水勾兑日常用水的乌拉圭家庭，他们的问题不在公共空间中被展示，因此他们没有政治，因此，他们的痛苦不构成“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对AI的讨论，似乎常常停留在有关“未来”的语法中，它会替代什么岗位，会改变什么行业，会引发什么样的伦理争议。这些问题存在、且同样迫在眉睫。
但更遥远的地方，或许有更紧迫的问题存在。它发生在一片玉米地的边缘之下，它发生在含水层每一次缓慢下降的几毫米，发生在一个孩子追问”为什么水是咸的”早晨。
技术从来不会自己选择方向。它只会放大握住它的那双手——放大它调度、走向未来的能力，也放大它所触碰之处，原本就存在的、沉默的脆弱。
【2】@玮语Lety
因为其一，我最近实在太忙，多个语言班每天都要照顾，还有很多一对一学员，以及直播班课。如果要让我去接一个翻译的活儿，一去就是一整天甚至两天，我得把我的教学工作往后推，那对方必须付出足够的酬劳才可以。
其二，我发现现在无论在哪里，意大利尤其，翻译开始越来越内卷，报价越来越低，有些明明是大企业大公司，团队那么多人的吃住开销都负担得了，偏偏不愿意在翻译这件事情上多花应该花的钱，于是宁愿低价随便找个人。我不想主动自降身价，加入内卷。而且多亏了信任我的学生们，给了我这样的底气：再怎样，当语言老师，我也是能够有一定收入的。所以，我不愿意为了多挣那一点点，加速翻译界的内卷。
如果这些大公司认为现在是AI时代了，翻译不值钱，也没问题。至少目前，还没有哪家公司或团队完全有把握整个会场全部都只用AI. 暂时还是没有人敢这么做。人的灵活机动性和即时反应能力，是AI取代不了的。当然，也有人会说，总有一天AI会达到那个水平。没问题，反正AI准备吃掉的绝不只是翻译。
【3】@Frankie126
如今，他隸屬於79th Air Assault Brigade，操作無人轟炸機，對俄軍突擊小隊投擲彈藥。
在全面戰爭爆發時他只有24歲。家人曾勸他不要參戰，但他說：「如果我不去，別人也可能不去，那俄軍就會來到我家門口，那時就太晚了。」
他先在哈爾科夫作戰，之後轉往邊境前線，面對重砲、空襲與機械化進攻。當時無人機在前線仍不普及。
一次機會下，鄰近部隊把一個 Mavic 遙控器交給他：「拿去試試。」他第一次操作就成功飛行，被稱為「天生的飛手」。
2022年時，部隊中甚至沒有正式的無人機操作員編制，他主動在步兵單位內建立小型偵察組，並獲得指揮官支持。
之後他在一次任務中受傷，被調入空降部隊，開始操作輕型轟炸無人機。
Duna 表示：「戰場上最危險的是敵方偵察無人機——它們看得到你，但你看不到它們。一旦被發現，所有火力都會集中到你身上。」
他也指出俄軍戰術的變化：
* 減少裝甲部隊與大規模火力推進
* 改為小型步兵小組（2至3人）滲透
* 使用摩托車、四輪越野車甚至電動滑板車機動
在米爾諾赫拉德（Myrnohrad）附近，一次摩托車突擊被FPV無人機擊中，一名俄軍甚至抓著同伴的腿不願被留下。
Duna 隨後將彈藥投向他們藏身的灌木叢，引發背包起火，其中一人帶著火焰逃跑，最終直接撞上一架等候的FPV無人機。
他總結說：「即使一次投彈也能打亂進攻。第一次爆炸後，他們就會恐慌、四散。這為我們的人爭取時間——而在戰爭中，時間就是一切。」
【4】华科大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赵逵教授发文
【5】@子陵在听歌
在回来的飞机上，我读了一篇Huttner等人2015年Science文章。人类如何成为人的？这是个无比宏大的哲学问题，也是整个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如果把这个问题具体化，人类是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中分化而来的，其中最重要的跃迁，是人类进化出了认知，而认知最重要的是语言。因为语言，人类才形成了真正的记忆和逻辑（所以AI为什么是语言模型，因为语言是人类文明的开端）。那么这个表型是怎么从黑猩猩进化而来的呢？这主要是由人类的前额叶皮层（PFC）进化而出的。
人类是猿类谱系的一个分支，在大约600-700万年前从黑猩猩/倭黑猩猩谱系中分化出来，而更早的灵长类分化发生在约2500-3000万年前。分化之后，人类祖先在东非日益多变的环境中演化（约100-300百万年前），气候波动形成了森林与稀树草原交替的复杂生境。这种环境压力偏向于选择具备灵活性、规划能力和社会协作能力的个体，而非狭隘的专业化特征。
随之而来的，是大脑容量的显著增长：从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的400-500cc（立方厘米）增长到智人（Homo sapiens）的1200-1500cc。与此同时，行为创新不断涌现，包括工具的使用（约260万年的奥杜威工具，约170万年前的阿舍利工具）、火的受控利用（约40-80万年前）以及符号行为的出现（约10-50万年前）。
人类进化的核心特征是PFC的扩张与重组，该区域支持规划、决策、工作记忆和社会认知。在人类大脑中，前额叶皮层约占大脑皮层的25-30%（相比之下，猴类约为15-20%，猿类介于两者之间）。人类大脑拥有约860亿个神经元，其中相当大比例分布在包括前额叶在内的联合皮层。
有趣的是，人类大脑不仅体积增加，其长程连接性（尤其是额顶网络和额颞网络）也得到了增强。此外，人类皮层发育过程极其缓慢，前额叶的成熟一直持续到25岁。这种漫长的发育周期为突触可塑性和学习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使抽象推理、语言和自我反思能力的涌现成为可能。
在分子进化层面，这些显著的神经发育演变源于一系列精准调控神经祖细胞动力学的关键突变。也就是我读的Science文章。人类特有的基因ARHGAP11B约在500万年前由ARHGAP11A部分倍增产生，它通过增强基底径向胶质细胞（Basal radial glial cells）的增殖能力，驱动了新皮层这一关键祖细胞群的扩张。实验证据显示，在模式生物中异位表达该基因足以诱导大脑皮层出现显著的扩张与褶皱。
与此同时，人类特有的NOTCH2NL旁系同源基因通过放大Notch信号通路，有效延长了神经祖细胞的增殖周期并增加了神经元的最终产出，这一效应在灵长类大脑特有的外下脑室区（Outer subventricular zone）尤为显著。
此外，尽管FOXP2基因不直接导致大脑体积的增加，但其与黑猩猩版本之间仅有的两个氨基酸差异，通过优化涉及动作序列和言语表达的神经回路，为人类复杂的语言能力提供了遗传基础；临床研究也证实，该基因的功能性突变会导致严重的言语障碍。这些遗传因素共同作用，展示了微小的基因调控与倍增事件如何通过改变发育时序与细胞输出，最终形成了人类的认知。
这些基因是在过去1000-2000万年进化成的。我读到这些，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就是人类进化的漫长、复杂及偶然性。其实人类不是必然产生的，而人类之所以能够产生，来源于很多巧合，这些巧合在几千万年的时间，逐渐积累，变成了一种事实，也就是一个一个巧合的量变最终形成了质变。如果没有很多巧合，那么人类就不会产生。我们生活在2026年，其实十分有幸地享受了人类几千年进化的结果，和现代人类文明带来的各种极致体验。也就是直接坐享其成，这些本质上也是偶然结果。当然，我们知道，人类的生育方式，我们每个人能够出生，也都是极偶然的事件。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的一切，因为我们每个人能够出生并成为人类都是无比幸运的。
从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角度考虑，北京猿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与现代中国人之间的直系演化关系已被现代科学研究彻底否定。在此之前，必须厘清的是直立人（Homo erectus）与智人（Homo sapiens）这两个处于完全不同能级的演化阶段。直立人起源于约200万年前，北京猿人正是这一阶段在东亚的典型代表，其解剖特征表现为低平的颅骨和约1000毫升的脑容量。而智人（即现代人）则是约30万年前才出现的更高级物种，拥有高耸的额头和平均1350毫升以上的脑容量。这种形态差异的背后，是PFC发育水平的差距。智人的PFC容积不成比例地扩张，赋予了我们抽象逻辑、长远规划及复杂语言等高级认知功能；而北京猿人的PFC发育极其有限，其行为模式仍受本能驱动，石器技术数十万年无迭代，处于演化链条中相对低等且原始的阶段。
科学界普遍认为，将“地理发现”与“生物进化”相混淆是导致认知误区的根源。北京猿人化石在周口店被发现，仅证明远古时期该区域曾有直立人活动，并不等同于现代中国人承袭自他们。这种逻辑错位忽略了物种在漫长地质年代中的迁徙与更替。根据分子人类学的基因溯源，现代中国人的遗传序列清晰地指向了约6万至10万年前的近期非洲起源。在智人抵达东亚之前，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北京猿人早已因环境剧变或生存竞争而灭绝。地理空间上的偶然重叠，并不能跨越物种间的生殖隔离，更无法填补PFC发育水平上巨大的进化鸿沟。
从进化学角度考虑，北京猿人作为一个认知系统尚未完备、且在数十万年前就已走向演化终点的支系，其生理特质并不具备现代智人的竞争优势。进化论揭示的是优胜劣汰的动态过程，现代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建立辉煌的文明，正是因为中国人的祖先是那批在演化竞赛中脱颖而出、拥有发达前额叶皮层的高级智人。因此，盲目地因地理情感而认同演化水平较低的低等猿类支系为祖先，违背了实证科学，在进化学逻辑上也并非一种理性的价值取向。现代中国人的生理与智力成就，源自于晚期智人这一演化顶峰的遗传，而不是源于停滞在直立人阶段的相对低等猿类。
另外，其实种族的分支（亚种）出现的更晚。现代非非洲人群的共同演化史始于距今约6万至7万年前的走出非洲。当时，一小支智人群体通过非洲之角跨越红海进入阿拉伯半岛，成为后来所有欧亚及大洋洲人群的祖先。在这一关键阶段，所有迁徙者的遗传特征仍保持高度一致，尚未出现明显的肤色或面部特征分化。直到距今约4万至5万年前，进入亚洲的智人群体发生了地理上的大分流，形成了西部欧亚支系与东部欧亚支系。前者向西扩散至中东与欧洲，成为白种人的演化基础；后者则沿亚洲南岸向东迁徙，最终进入东亚及东南亚，形成了黄种人的遗传主干。这种地理大分流标志着现代人群表型分化的关键转折点。
有趣的是，现代人所识别的肤色等典型外貌特征，其最终定型的时间远比遗传分支的发生要晚。遗传学研究通过对SLC24A5等基因的分析显示，欧洲人的浅肤色特征是在距今约1万至6000年间，为了适应高纬度地区较弱的紫外线辐射以合成足够的维生素D，才在自然选择下完全定型的。与此同时，东亚人群特有的铲形门齿、单眼皮以及针对寒冷气候演化出的脂肪分布，也是在进入东亚后的数万年间，受特定环境选择压力的驱动而逐渐强化。这些科学证据明确指向，所有人种在生物学上均属于同一个物种 — 晚期智人，各族群间极小比例的核苷酸多态性差异，仅是人类在适应全球多样化环境过程中留下的生物标记物。
另外，昨天有朋友问，不同种族之间的基因是不是不同。全球任意两人间的基因差异，甚至比同森林里的两只黑猩猩还要小。全人类基因组的相似度高达99.9%，没有任何种族拥有独特基因。我们视觉上的显著差异，本质上仅由DNA序列中极少数碱基的多样性（SNP）决定。例如SLC24A5基因上一两个碱基的变化，就足以产生完全不同的表现型（Phenotype）。 人类基因如此高度同质，主要源于两个关键节点。首先是母系溯源：全球80亿人的线粒体DNA均可追溯至约20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这奠定了共同的遗传底色。其次是极端的演化筛选：约7.4万年前，多巴超级火山（Toba Supereruption）爆发引发“火山严冬”，智人遭遇严重的遗传瓶颈（Genetic Bottleneck），有效人口锐减至仅数千人的濒危边缘。 这种收缩产生了强烈的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导致绝大部分基因多样性丢失，仅极少数幸存者的蓝图被传递。尽管随后人类为适应各地气候演化出肤色、体型等差异，但因演化时间极短，生理核心的序列仍保持高度同质性（Homogeneity）。现代80亿人，本质上都是20000个“超级幸存者”在短时间内繁衍而来的近亲后代。
微博正文）。我让ChatGPT通过已发掘的北京猿人（直立人）化石和摩洛哥发现的智人化石，分析并重建他们的外表。北京猿人介于人和猿之间。但走出非洲时期的智人，和我们现代人的外表没有差异；甚至35万年前的智人和我们现代人差别也很小（可能除了身高较矮以外）。从生物学和演化角度来看，解剖学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早在约20万至30万年前就已经定型。这意味着10万年前的智人在生理硬件上与我们几乎完全一致：他们拥有高耸的额头、圆润的脑颅、明显的下巴（下颏）以及与现代人持平甚至的脑容量。假设我们能穿越到10万年以前，那么我们见到的智人和我们现代人没有区别；我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因为他们外表和我们一样。
如果你将一个10万年前的智人婴儿接到现代社会抚养，他完全能够无缝衔接现代文明。他们很可能可以完整地学习现代知识、语言和技术，成为一个现代人，在今日的硅谷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由于他们已经具备了FOXP2等与语言相关的关键基因和现代形态的舌骨，他在成长过程中可以流利地掌握任何现代语言，并学会编程、驾驶或物理研究等复杂技能，其智力天花板与现代人并无二致。这种“硬件相同、软件升级”的现象说明，10万年前的人类只是生活在石器时代的现代人，我们之间的鸿沟实质不是外型和智能，其实是数万年文化和知识积累，也就是所谓的人类文明。实际上，这点我之前也说过，这也是个有趣的知识，就是人类过去10-20万年其实是没有真正外型和智能进化的。
那么他们和我们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我们的疾病谱不同、免疫系统不同、共生菌群microbiome不同。当然，这些也不是硬件差异，而是软件升级。这点我在疫情期间写了很多。我们现代人感染的病原体和10万年前完全不同。10万年前智人死于外伤（野兽袭击）、寄生虫、细菌等感染。但我们现代病毒的跨种传播均发生在近代，如冠状病毒、流感病毒，甚至脊髓灰质炎病毒和天花病毒。所以我们现代人被病原体筛选出了B细胞、T细胞的特殊记忆表型（B和T细胞本身有上亿年进化史），及BCR（VDJ）及HLA基因型。而智人更多是naive（初始）适应性免疫细胞，因此，他们很可能不会在一次现在的流感中幸存。这点我们很多人见证了病原体感染对人类的迅速驯化。6年前，普通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往往会进展很严重；短短6年后，全人类获得了对它的适应性免疫，所以不论群体的疫情还是个体感染后的严重程度，风险都下降了很多。6年况且如此，可想象10万年我们的免疫系统被传染病疫情塑造过多少次。当然，这些是自然选择过程中的量变，但并不是真正的质变。
我们只有一生，遗憾的是，我们基因只编码了我们的形态和功能（蛋白质），但没编码我们10万年来积累的知识。所以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原因，要从幼儿园一直上到大学，甚至更久。我们要在PFC在25岁发育成形之前，学习尽可能多的积累的人类知识、技能和经验（尤其是过去一百年的），以成为现代人。这25年其实是我们克服我们基因不能编码知识的短板，也是我们超过10万年前智人的关键所在。
【6】X上的帖子。 澳洲木匠@aozhoumujiang
ai对发达国家就业的打击真是空前绝后的，私校都有一种全军覆没的荒谬感
我在澳洲，最近和几个孩子同样毕业于私校的华人家长聚餐，交流近况，现实触目惊心。
样本一，孩子就读于悉尼大学计算机专业，待业8个月仍未有工作，目前在coffee shop打工，同学里除了能直接去顶级公司的聪明孩子和拿到银行入门职位的，大规模失业，还在啃家里吃家里的，心态也很差，和父母经常吵架，有很多矛盾。
样本二，孩子就读于UTS商科专业，同样没有工作，只有银行招了少数的几个graduate，其余全在闲散就业，最可怕的是样本二里的很多人包括这个小孩竟然在学编程，想去样本一碰碰运气，巨大的荒谬感。
样本三，悉尼大学法律毕业，法律因为ai的影响，就业目前非常差，他多数同学待业，打零工为生，最可怕的是下一届毕业的人又开始找工作了。
其他的样本具体就不列举了，现在AI对于发达国家的就业打击真的是空前绝后，这么多优秀的孩子就因为晚毕业了两年，连自食其力都是一件难事，AI再这么发展下去，我看也没人要小孩了，过去是小孩赡养父母，以后是父母还要养小孩一辈子，因为没有工作，把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尤其是念私校培养的投入在澳洲是天文数字，多少父母节衣缩食，结果迎来这个结果。
【7】@渔老板钓鱼
原因有很多
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供给太多了。
本来已经过剩，这两年依然有很多新场子开业，而且是越来越多，都是前一些年的规划。
国内有个特点，不管干啥，全都过剩，全都干到严重过剩。商铺、商场、写字楼就是如此。
大量空置的商铺、商场、写字楼，同时又有大量的新商铺、商场、写字楼开业。
举个例子：转塘店附近，左右100米内开了两个新商业中心，附近500米也开了几个，附近1000米开的更多，消费者就那么多，分流之后，大家都吃不饱。抛开消费萎缩这个因素，就算不萎缩，也会出现恶性循环的竞争，没有赢家。
新签约的租户会好一些，毕竟租金便宜了一半，老租户就惨了，降房租不可能，按照协议还要递增。
这两年，还会有大量的新楼盘出现的
金地广场马路隔壁的10米范围内，新楼盘马上就上市了，会出现大量底商进入租赁市场的。
规划基本都是前几年红火的时候的规划
【8】@奥卡姆剃刀
不少人都在抱怨现在高校的门禁越来越严，想进校园需要提前预约还要配合安检，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来去自由。
过去人们的确可以随意进校园溜达，甚至蹭课旁听。三十年前我在武汉读研，那时候常常花两块钱坐公交车去武汉大学里面逛，因为武大的书店氛围特别好，即使樱花季出入也毫无限制。
记得20年前带着爱人孩子去北京游玩，我特意订了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宾馆，一晚七百块不算便宜，但好处就是住在校园里面，凭房卡从清华西门进出十分方便。
那时候清华校内宾馆都对外正常营业，校外人员入校基本没有什么门槛，你想不到吧？
高校门禁从全面敞开到逐步收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是突然之间就关上大门的，跟口罩管控没啥关系。
就拿武汉大学来说，樱花季渐渐成了很多旅行团零成本的旅游项目。每到花期大批旅行团乌央乌央聚集在校门口，不少中老年游客随意攀爬樱花树、折花断枝，好好的校园景致被弄得乌烟瘴气、一片狼藉，逼得校方不得不逐渐收紧。
再看清华大学，每逢暑假就成了所谓的研学朝圣打卡地。很多旅行社看中清北无需门票的优势，带着大批外地来京旅游学生进校园游览。导游拿着扩音喇叭一路喧闹，熙熙攘攘、吵吵闹闹，每天都会发生争执纠纷。
前阵子我去西湖游玩，一路上亲眼见到至少四个法海在路边直播，清华大学名师课堂直播岂不是流量更大。
现在通州和燕郊的名校分院基本都是开放式的，可以随便进，但根本就没人来。
游客心里都门儿清，盯上的都是那些底蕴深厚、位置核心的老校区老校园。
如果现在老牌名校彻底放开大门，那武大的樱花树恐怕真的很难保全。清华北大的课堂里，也一定会有不少蹭课的人当场开直播、拍视频。
所以说，现在高校收紧门禁，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
时代变了，要实事求是，要与时俱进。
【9】正方：AI 让我们离共产主义更近了
反方：AI 让我们离共产主义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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