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父母对李翊云的获奖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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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明

2026年5月，作家李翊云获得普利策奖的消息引发舆论。读者无法忽视书籍背后的家庭悲剧：2017年，李翊云16岁的长子文森特在家附近的车站卧轨；2024年，19岁的次子詹姆斯同样卧轨。此次获奖作品《自然万物只是生长》，出版于两个儿子相继自尽之后，是李翊云的回忆录。

在书中，李翊云说“理解和尊重他们结束自己生命的选择”。这种冷酷的、绝对尊重的、逗留深渊的叙事，引发无数家长的不安。在青少年抑郁率居高不下的当代，紧抓着孩子的中国家长被李翊云的疏离姿态冒犯。

人们好奇：为什么同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相继结束生命？如果说悲剧的一次发生有偶然性，那第二次呢？孩子的离世是否揭露父母的失职？兼具作家与母亲身份的李翊云，又是否滥用了对两位亡子的叙事权？

不安

第6章，是26岁的李冉所能忍受的极限。她是一个低龄孩子的母亲，购买了李翊云的获奖自传《自然万物只是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的英文纸质本。封面上写着推荐者的话“我今年读过最好的书”，以及不同人的评价：英勇、美丽、杰出、难忘……

李翊云在书中讲述自己的经历：在大儿子文森特自尽的6年后，小儿子詹姆斯同样卧轨自尽。前者去世时16岁，后者是19岁。这种经历是惨痛的，而作者保持着“冷静、克制、甚至优雅”的叙述语调，也在替亡子解释：“他的自杀确实带有一种平静的必然性，是长期而彻底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这种语调是李翊云一贯的风格。自2002年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开始写作后，她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福克纳小说奖等无数褒奖。2022年，她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除了小说作品，自传《自然万物只是生长》在2026年5月获普利策奖。

阅读这本获奖作品，李冉却持续地不安，直到在第6章放弃阅读。当她读到父母们尊重孩子的自由意志，哪怕是结束生命，她感到“一种诡异的寒意”。李翊云在孩子死后，希望“彻底接纳”现实，把所有反思视为“事实的反论”。

作为母亲的李冉不能接受，最需要干预的心理危机似乎被合理化了。她看到当亲子间讨论书籍时，李翊云放任孩子用一个“哦”来结束交流，让沟通变成母亲的单向灌输。

她把读后感发在社媒平台，她的不安引起广泛共鸣。网友们讨论李翊云的抑郁、回避，以及两个孩子自尽的事实。问责的读者们，难以共情李翊云，“不喜欢那种即便是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摘出来像旁观者那般的清醒冷静。”

获得普利策奖后，李翊云回忆两个亡子的文学性写作，出圈成一桩公共事件。由于李翊云尊重丈夫的隐私，较少在书中提及父亲角色。无数家长的不安涌向了身为母亲的她。

针对李翊云的不安指向多种感受：有人被悲剧震撼，难以认同李翊云的自我纾解；有人难耐她行文的冷峻克制，回忆惨痛经历却抽离情感；有人无法忽视李翊云对母职问责的回避。

图｜李翊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拍摄

四十多岁、有一个低龄孩子的梁乐发现，忽然之间，许多朋友带着类似的不安，来找他讨论这本书。

这些朋友都被不安驱使，希望寻找共鸣。一位母亲对他说，非常不喜欢李翊云的写作，觉得“这两个娃选她当母亲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她认为，两个孩子的自尽，与李翊云推崇的尊重与自由密不可分；对抑郁的放任，比伤害孩子的行为还要可怕。

另一位还未生育的朋友，已经和梁乐有十多年没有联系，专门来询问他作为一个父亲的想法。梁乐感知到对方的不安。对方解释说自己不愿批评李翊云，但是“她的写作我实在是不理解”。

广泛不安让同为家长的梁乐震撼。去年，他读到李翊云最初发表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是《自然万物只是生长》中内容的选编版本。当时他就困惑于李翊云的叙事：为什么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沉重事实，却没有写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

他感觉李翊云的叙事笔调过于平静，作为当事人的自己，在平滑的文字中包裹得严密结实，好像冷静过了头。

重读之下，他再次被李翊云的文字吸进去，能共情书里的疏离、回避，“底子里好像是那种无能为力。”但这次，共情反而令他恐惧。他自忖无法像李翊云一样，接受两个孩子相继离世的事实。

如今，李翊云引起的不安变成了一场关于“公共伦理”的审判：渴望标准答案、正经历着孩子高抑郁率的中国家长，感到被李翊云这种“冷酷的、绝对尊重的、承认深渊”的叙事所冒犯。

失去孩子的恐惧笼罩在梁乐这样的中国家长心中。根据相关机构数据，不断增长的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中，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40%、初中生为30%、小学生为10%。家长在鸡娃、放养、打捞孩子的育儿漩涡中打转，竭力寻找平衡的方向。

但李翊云身上恰恰有新一代精英父母的影子：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她受过良好教育、反思过原生家庭、带着空前精细的育儿理念试图“开创历史”。在读者眼中，她本应成为最成功的家长。结果却击碎新一代父母的信心：有足够教育知识、自信、爱意的高学历父母，也可能让孩子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心理危机似乎无法避免。2025年11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青少年心理健康蓝皮书》揭示，我国约34.3%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但主动寻求专业帮助的比例不足5%。在青少年自杀案例中，超过60%的孩子在事发前曾向家长发出过“求救信号”，但被忽略。

因此，读者最尖锐的不安，指向李翊云行动的空白。人们好奇：为什么同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相继结束生命？第一次悲剧是偶然，第二次仍旧具有偶然性吗？孩子的离世是否揭露了父母的失职？

空白

回忆录中，李翊云回顾和纪念了两个离世孩子的生命，却没有提供有关失职的回应。未被解答的问题，给不安的读者留下空白。

李翊云在书中也曾自问：“我自己的自杀企图又是如何影响文森特的？我试图结束生命的行为，是否也让他意识到，这也是终结自身痛苦的一种可能？我是否成了那个指着生与死之隔板的人，并告诉他：看，这道屏障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坚固？”

2012年至2014年间，李翊云曾患重度抑郁症，并两度尝试结束生命未遂，最终入院治疗。她的抑郁与原生家庭密不可分。她的母亲对外是受人尊敬的教师，却在家中情绪极端且不稳定，常通过语言暴力和情感勒索来实施精神控制。听天由命的父亲，和同为受害者的姐姐，指望李翊云自我牺牲以使母亲稳定。但知道李翊云试图结束生命的母亲，依旧情感勒索：“你为什么要那样对我？”

李翊云曾从侧面否定抑郁的影响：“我是一位母亲，即便不为了自己，为了孩子，人生也是值得活的。”母亲的职责，让她克服了死亡本能，感到活下去的必要。

但这种“活下去的必要”能否准确有效地传达给孩子？相较于自证，李翊云直接地否定了追问：“人们对那些遭受自杀性抑郁或其他精神疾患折磨的人，往往极尽苛刻与挑剔。”她指责公众凭借猜测来探查个人的私密决定。

在她拒绝回应的空白中，一些读者填补了对李翊云的最坏想象：在两个孩子相继离世后，一个有厌世情绪的抑郁患者、一个高知而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悲观主义者、一个宁肯思想碰撞也回避情感交流的母亲，最终间接成为将孩子推向绝地的凶手。

这种想象滋生了谣言与审判。传言说：不光儿子抑郁，李翊云家里的保姆也抑郁离世；她在儿子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工作不停，出任一项世界级文学奖的评委，同时写书。李翊云回应，保姆的职责仅仅是遛狗，和家中联系不强。还曾解释，她依赖工作对抗摧毁一切的悲伤。

这些谣言是为了满足对惊世骇俗事实的困惑。读者终究渴望了解，孩子相继离世的背后，一定有其人为的原因。学者彭小华在一篇评价李翊云的文章中指出：“文学当然可以写死亡，甚至可以写得极其精致、冷静、克制、有哲理。但如果这种精致和哲理没有通向生命的守护，没有通向对家庭责任的反思，没有通向对年轻人自杀风险的警醒，那么它留下的不是智慧，而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空洞。”

彭小华将这些空洞指向了李翊云没有记录在书中的具体干预：是否持续评估次子的自杀风险？是否要求孩子接受稳定的专业治疗？是否基于自杀风险，对家庭生活有较大改变？尽管李翊云表示，她没有怀疑过次子有自杀可能，但家族有抑郁病史、长子意外在前，这种怀疑也许是必要的。

李翊云没有强调自己的干预，而是书写父母对孩子的理解、尊重：“在我看来，尊重孩子们的敏感和独特之处，让他们每个人都能有尽可能多的空间成长为独特的个体，这是我作为母亲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的，我爱他们，而且我依然爱他们，但比爱更重要的是理解和尊重他们，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理解和尊重他们结束自己生命的选择。”

为此而不安的读者梁乐，能理解这种尊重的本能：面对现实，创作者往往保持距离、审视一切，从中整理自己所需的素材。

但他质疑这种尊重，使父母“忘记了自己应该在家庭成长这套剧本里面做好的角色”。他认为在孩子18岁以后，这种尊重会变成疏离，造成亲子关系中的冷淡。18岁以前，则意味着监护责任的放弃。

图｜李翊云在普林斯顿大学官网的照片

作为一名原版英语教材老师，柴斯卡在阅读李翊云时也感到气愤。三十岁的她回想自己这几年的从业，接触上百名儿童和青少年后，深刻意识到，“作为一个能言善辩、见多识广的成年人，究竟能对孩子的思想和情绪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更何况身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作家的李翊云。

柴斯卡认为，不可避免的影响带来责任，“我应该帮助孩子们排解一些他们的压力和负面情绪，我们学习知识当然要思辨，但是思辨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求知。”而不是像李翊云那样，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悲观。

由于书中解答的缺席，柴斯卡质疑李翊云：“从朴素的、关爱下一代的价值观来说”，是否有转学等措施，帮助詹姆斯获得更强的身份认同。

在长子文森特去世后，李翊云相信次子詹姆斯的安全。直到詹姆斯去世后，她开始追忆次子深藏在心的孤独。在书中第二十章记录的母子交流中，李翊云劝小儿子詹姆斯活下去。对话发生在詹姆斯自杀的前几周。此前，她已经感知到詹姆斯回避和自己交流，生活在痛苦中。

李翊云告诉孩子：“生活中只有百分之十是由我们所爱的人和事组成的。”剩余的百分之九十，她希望詹姆斯凭借自己理智的品性、强大智识、隐忍坚韧，让生活保持在“过得下去”的状态。

听到母亲如何理解苦乐比例，詹姆斯没有回答。李翊云写道，“他用他那温和的微笑表示了赞同，没有言语”，便不再追问。

当时詹姆斯已19岁，进入大一，习得至少八种语言。在他使用母亲陌生的语言封闭自我之后，李翊云相信他有熬过痛苦的能力。可等到詹姆斯离世，她反省：“我错了。一个仅仅是过得下去的人生，对詹姆斯而言或许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参与感。”

李翊云没有夸大过人生的美好。在书中的其他部分，她也诚实地怀疑着所有歌颂生命的陈旧话语。长子文森特曾问她：“你理解痛苦，而且你把痛苦写得那么好。那你为什么要生下我们呢？” 李翊云没有在书中完整记录对话。只是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一个好的答案。”

作者暴露的回避气质，也许同样影响了两个孩子。李翊云无法为他们提供一种强大的人格样本，因为本质上她也感到孤独，宁愿独处，无法达到迷恋生命的地步。

但李翊云绝非没有任何挽救孩子的行动。长子去世前，表现出明显的倾向。老师提醒她，文森特的学校作业在生死间思辨；文森特的心理治疗师告诉她，文森特可能突然做出自尽的决定。她持续为文森特感到焦虑，在夜里溜进孩子的卧室查看。

文森特去世后，李翊云也并未忽视詹姆斯。她和詹姆斯一直在定期接受心理咨询，试图共同度过这场沉重的家庭灾难。她还去读詹姆斯感兴趣的哲学书籍，试图更加了解他。人们建议她，替智识超绝的詹姆斯选择适合他的教育，但她和丈夫依旧希望詹姆斯留在同龄人身边，有一个正常的童年。

在李翊云的叙述里，那是一个拒绝交流的有天才气质的男孩。身为母亲，哪怕是大学教授、作家，在孩子面前也感到无力。常常是她抛出一个话题，詹姆斯以“哦”结束，或仅仅回以肯定而温和的微笑。她意识到，“詹姆斯存在的那个空间，除了文森特，他无法也不愿与第二个人分享。”

伦理难题

互联网上，对李翊云的争论分裂成两边。质疑之外的另一边，读者们面对李翊云极具风格化、叙述优雅克制的文本，认可其文学价值。

接近三十岁的读者张景然，会将这本回忆录归入哀悼文学的谱系。他想起美国作家琼·狄迪恩纪念离世丈夫、女儿的非虚构作品《奇想之年》。狄迪恩坦诚地记录了自己这种看似“疯癫”的心理状态：不敢扔掉丈夫生前穿的鞋子、隐瞒丈夫的死讯、钻研医学理论。悲伤混乱、庞大、违背理性，哀悼文学通过写作，为无法言说的痛苦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安放之处。

张景然看到网上读者的猜忌后，才去读了《自然万物只是生长》。他发现，和《奇想之年》一样，李翊云的写作聚焦于哀恸，有强烈的语境：写作开始于两子离世、创伤难以克服，也仅仅关于她如何克服这种创伤。

再看到人们讨论书中那种违背理性的“尊重死亡”时，张景然认为，不应忽视这句“尊重”的语境：死亡业已发生、不可违背，李翊云和丈夫孑然一身，只有尊重与不尊重现实这两种选择。并不能据此推断，身为父母的他们没有及时干预。

借助事后“尊重”，李翊云完成了对创伤经验的表达。在自传中她写道：“在我喜爱过的那些作家里，又有谁能够像我所经历的那样，精准地唤起那种深渊感呢？”她力图在文学的谱系中，拓宽文学经验的范围，而私人经验本就包含公共价值。它可能不在今天、对一个健全的人有价值，却一定会在人类社会某个属于私人的时刻，唤起一次心灰意冷的共鸣。

但脱离语境、针对表达的谴责不可避免。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为一部以作者亲身经历为蓝本、揭露未成年人性侵创伤的文学作品，也遭遇质疑。有评论认为房思琪的悲剧是因为她过度沉迷于文学，被美丽的修辞和话语所迷惑，从而患上一种所谓的“文艺病”。还有人质疑林奕含的书写，是替侵害者寻找借口。

拒绝向公众解答困惑后，李翊云承受着人们的猜忌。以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身份，她不得不读到那些谣言，以及指责她背弃母语的中文评论。她还在书中提到：“（阴谋论者）假设我属于某个邪教，诱导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自杀，并提议我任教的大学调查过去几年自杀学生与我的关系。”

李翊云有无可辩驳的表达权利。但质疑的这一边，公众面对文本之外李翊云亲身经历的极端处境，渴望对事情有更多了解。

一种声音认为，当李翊云尊重孩子的决定而忍受创伤时，作为公共卫生议题的自杀却被忽略。自杀具有传染性。创办自1960年的国际预防自杀协会，曾指出媒体报道对自杀的潜在影响。报道所使用的语言和声调、照片和画面等都会对观众的心理产生影响。

既然普利策奖为一种极度私密且独特的个人理念而背书，这种个人理念便具有公共性。相应的伦理反思和公共引导不可缺席，如彭小华所问：“这样的叙述是否完整？是否会误导公众？是否会让一部分正在痛苦中的人以为，死亡也可以是一种被理解、被尊重、被庄严接受的选择？”

两方争议的背后，是一种根植于现实的写作普遍面对的伦理疑问。叙事行为是一种制造不公的天然权力，需要面对质询。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虽意在通过“不可靠叙事”批判恋童癖，却在现实中被罪犯引为脱罪借口。

2018年，记者萨拉·魏恩曼通过非虚构作品《洛丽塔原型》，还原了受害者原型的视角。这种努力并非否定文学价值，而是为了补全话语权。萨拉说，“女孩们的可怕遭遇，不该在天花乱坠的文学作品中被稀释。”

另一个作家母亲，艾丽斯·门罗，曾长期独占叙事的权力。在她1994年出版的小说集《公开的秘密》中，有一篇故事关于孤女莉莎长期遭到一位中年男人的性侵犯。在故事中，侵犯者的妻子却在知情后选择了回避。这本小说集出版于门罗知晓家族秘密的两年后。门罗的女儿斯金纳，在1992年的25岁时，决定向母亲写信，控诉继父对她进行了长期性侵，最初一次竟然是斯金纳9岁时。

但控诉并没有让斯金纳收到母亲的帮助。门罗短暂地离开丈夫几个月后，选择复合。这一罪行被彻底地掩盖在家族中，直至门罗2024年去世后，斯金纳才公开揭露秘密，从母亲那里夺回叙事的权力。被侵犯的49年来，她的痛苦一直被母亲的写作事业掩盖。

长久以来，文学曾为现实生活中的当事人提供豁免权。门罗在文学的世界里无数次触及责任与逃避的往事，却在现实里放弃负责的决定。

李翊云的文本同样未能展示她生活的全貌。文森特去世了，没有发声的机会。詹姆斯在兄长去世后的6年里，步入成年，也欠缺发声。丈夫重视隐私，不参与写作。唯一掌握叙事权的李翊云，选择叙述创伤，以及克服创伤的心路历程。

因此，有李冉、柴斯卡这样的读者，不接受一件刺痛大众的事情，被隐藏背后的多方因素。柴斯卡认为，母亲垄断了唯一的解释权，并将死亡转化为国际文学声誉，“对于那些正在深渊中挣扎、试图发出求救信号的现实中的孩子们，究竟是抚慰还是冷酷的示范。”

文学的叙事权力可能掩盖现实，制造伦理的隐忧。围绕李翊云的公共不安，成为这一现象的又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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