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忆萧红

我们在上海定居之后，最初安稳地度过了一些时。我们在上海定居之后，后来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度着隐晦的生活，朋友来的已经不多，女的更是少有。我虽然有不少本家之流住在近旁也断绝了往来。可以说除了理家，除了和鲁迅先生对谈此外，我自己是非常孤寂的，不时在鲁迅先生出外赴什么约会的时候，冷清清的独自镇守在家里，幻想之中像是想驾一叶扁舟来压下心里汹涌的洪涛，又生怕这波涛会把鲁迅先生卷去，而我还在船上毫无警觉，这时总时常会萌发一些希冀，企望户外声音的到来。

大约一九三四年的某天，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之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从此我们多了两个朋友：流亡到来的两颗倔强的心，生疏落漠用作欢迎；热情希望换不来宿食。这境遇，这境遇如果延长得过久是可怕地，必然会消蚀了他们的。因此为了给他们介绍可以接谈的朋友，在鲁迅先生邀请的一个宴会里，我们又相见了。亲手赶做出来用方格子布缝就的直襟短衣穿在萧军先生身上，天真无邪的喜悦夸示着式样，那哥萨克式在哈尔滨见惯的一一穿的和缝的都感到骄傲满足而欢欣。我们看见的也感到他们应该骄傲满足欢欣。

“我看见两只核桃，那是不知经过多少年代用手滚弄的了，红色的光滑滑的在闪动，好像是两只眼睛在招呼着每一个人，而自己却用色和光介绍了它在世的年代，这是我祖父留传下来的。”还有一对小棒，也是我带来在身边的玩艺，这是捣衣用的小模型，通通送给你。萧红女士在宴席上交给了海婴，把这些患难中的随身伴侣或传家宝见赠了。

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但她自己不承认，她说我太率直，她没有我的坦白。也许是的吧，她的身世经过从不大谈起的，只简略的知道是从家庭奋斗出来，这更坚强了。我们的友谊何必多问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面庞，不用说就想到其中一定还有许多曲折的生的旅程。我们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样的感情招待了他们，公开了住处，任他们随时可以到来。鲁迅先生不时在病，不能多见客人，他们搬到北四川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来住下。据萧军先生说：靠近些为的可以方便多帮忙，但每天来一两次的不是他。在楼下客厅陪萧红女士长谈，她有时谈得很开心，更多的是勉强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常侵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自然萧红女士也常用力克制，却转像加热在水壶上，反而在壶外面满都是水，点一些也遮不住，终于她到日本去了，直至鲁迅先生死后才回到上海来。

鲁迅先生死后第五天，她曾给萧军先生信说：可怕的是许女士的悲痛，想个法子好好的安慰着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静下来，多多的和她来往，这个动议大约是被采用了。所以鲁迅先生死了之后，萧军和黄源等先生来了，其他如聂绀弩夫妇、张天翼夫妇，更有胡风夫妇等许多人都时常来了。有一次萧军和黄源等半劝半迫的叫我去看电影，没法子跟着去了，在开映的时候利用光线我一直在暗中流泪。十年来在上海每次踏入电影院都是和鲁迅先生一道的。看到会心的时候会彼此用臂膀推动意下这生动的情境在电影院中更增加我的伤痛我，但我怎能辜负他们的好意呢？来他们哪里会想到发生相反的结果呢？

战争的火焰烧蚀了无数有作为的人，萧红女士也是其中之一个。当我刚刚跳出监狱的虎口，相信活下来的时候，到家里不几天意外地收到端木良先生的简单噩耗，大意说萧红女士于某月某日死了，葬于香港某花园的某处，并且叫我托内山完造先生设法保护末了，又说末了又说他预备离去，但到什么地方还不大能够决定。

鲁迅先生逝世后，萧红女士想到叫人设法安慰我，但是她死了，我向什么地方去安慰呢？不但没法安慰，连这一封值得纪念的信也毁了，因为我不敢存留任何人的信，而且连她死的月日、地点都在我脑中毁了，这不能推说“不敢存留”。只可承认是我的脑子的确不行了，是我的无可挽救的过失，更其对不住端木良先生的是我并没有把他的意思转向内山先生请求，因为我觉得萧红女士和上海人初次见面的礼物是《生死场》，她是东北作家而又是抗日分子，想来内山先生不会不清楚的，请他“保护”也许非其权力所及，请他“保护”也许非其权力所及，请他“保护”也许非其权力所及或者能设法了也于他不便，在我这方面也不甘于为此乞求他援助。我把这句话吞没了，直至现在才公开出来，算是自承不忠于友自责两句不就算完了良心的呵谴。我不知道萧红女士在香港埋葬的地方有没有变动，我也没法子去看望一下，我们往来见面了差不多三四年，她死了到现在也差不多三四年了，在我的生命的记录簿上就多加几页黑纸乌黑的一片。久视了眼珠子会有许多血红的火星在飘浮，久视了我愿意这火星加多增长结成大红火球，把我包没，把我包没，把我周围一切包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