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翊云：围城中的生活Life in the Fortress

来源：@Joken是个runner

李翊云Yiyun Li在《纽约书评》的最新文章，谈钱钟书的《围城》，围城中的生活Life in the Fortress

钱钟书的讽刺杰作《围城》，以冷峻而辛辣的目光，审视战时上海的虚荣与荒唐。

我十几岁时第一次读《围城》。这部小说最初出版于1947年，此后绝版数十年，直到1990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在中国重新成为畅销书。小说当时风靡一时，书中的人物很快在大众想象中成为一种种“类型”——事实上，是一种种“原型”，仿佛只要提起某个人物的名字，就足以概括身边某位熟人或某个家庭成员的本质。小说里的名句也广为流传。比如，一位在路边卖馒头的老太太，很可能会对一对正在犹豫要不要买她馒头的年轻夫妇说：“男人吃不饱，就容易发脾气。”这句话出自孙柔嘉之口。孙柔嘉是一个颇似《战争与和平》中薇拉·罗斯托娃的角色：她通过竞争赢得了成为方鸿渐妻子的机会，却最终也得出了与薇拉相似的领悟——男人多少都有点像孩子，只能忍受他们，也得管教他们。中学生则可以把小说的题词引用给朋友听：“婚姻就像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然后推测，这个比喻适用的情形恐怕远不止婚姻；人生本身就一定像一座围城。（我当年就是这样喜欢哲学思考的少年之一。）

据说，自重新出版以来，《围城》在中国已售出1000万册。这部小说由文学学者钱钟书所著，出版于共 产 党执政之前，因此免于20世纪下半叶许多中国文学作品所遭遇的审 查和国家干预。对于那些在党所认可的宣传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两代读者而言，这本书带来的是一股最为新鲜的空气。

这本书能够存在，本身似乎就是一个奇迹。故事发生在1937年至1938年，即八年抗日战争的开端。我的长辈们与方家来自同一个省，他们一代代讲述的故事，是我理解那段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曾祖父是一家布店的老板，腿有残疾，日本人把他抓去做苦役，后来因为他的残疾使他成为一个效率低下的劳工，便草草将他处决；我的叔叔当时8岁，有一天和一个玩伴到田野里玩，傍晚回家时才发现，由于那天战事迫近、家人又找不到他，全家已经逃走，把他独自留了下来。直到晚年，他都无法忘记自己在遭受猛烈轰炸的乡间流浪了数月的经历。

有这种历史的家庭并不只有我们一家。一位家族朋友曾给我一本她姐姐自行出版的回忆录，讲述她们的祖父——一名西医——被自己的外甥出卖，而那个外甥是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老人被捕并遭受酷刑，整个家庭也因此离散。北京的一位邻居曾把自己所有的战时记忆告诉我，其中包括这样一件事：她和一名表姐妹当时还是小女孩，因为长辈害怕她们被日本人抓走、强奸，便把她们一起扔进了一口井里。“就在这里，”这位老妇人指着发际线上的一个凹痕说，“你还能摸到伤疤。我们算幸运的，因为井里有一点水，但水又没有多到把我们淹死。”

战时的悲剧与暴行确实发生在《围城》中，但大多是在幕后发生的，只是被含蓄地提及，而没有被正面凝视。战争最初那些残酷的月份——“从上海撤退到南京陷落”——几乎只用一段话便一闪而过。小说更生动地描写了战争给上海这座被占领城市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而上海也是小说最重要的场景之一。到全书结尾，贫民窟像“癣一样”不断滋生，商品价格则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在风中飙升。

然而，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都用来描写人物吃饭、喝酒、调情、写蹩脚的诗，讨论西方与东方哲学，以及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和琐碎的报复，用微不足道的、比喻性的刀子互相捅伤。在香港、上海，以及一座为了容纳来自沦陷地区的难民学生而敷衍组建大学的内地小城里，小说中的平民生活，都令人想起《战争与和平》里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社交圈。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客厅或餐桌旁；近身肉搏不再用刺刀或军刀，而是通过言语和姿态进行——它们不会让人流血，却会摧毁人的精神。

人们竟然可以在战争时期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生活，并且大体不受战争影响——我第一次读《围城》时，这一点让我大为震惊。它就像是一部“没有战争的《战争与和平》”。方鸿渐是典型的“多余人”。他身上有一点皮埃尔的天真，却没有皮埃尔的好奇心和理想主义。我们跟随他从“留学”归来：在纽约，他从一个爱尔兰骗子手里买了一张假文凭；回到上海后，他陷入了一场三角恋——吊着真正获得博士学位的苏小姐，同时又苦恋她的表妹唐小姐：

苏小姐等着他正式向自己表白，心里责怪他轻浮又迟钝；而他却在等一个机会，解释自己并不爱她，并希望自己不要那么心软，能够鼓起勇气快刀斩乱麻。每次去苏家，他回来后都会责怪自己，为什么又去了一趟，为什么又说了那么多话。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就是西方人所说的“道德上的软弱者”，而且担心唐小姐会发现自己性格中的这一重大缺陷。

最终，他失去了两个女人的青睐，暂时在虚构的三闾大学谋得一份工作，并在那里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桩不幸的婚姻——这场婚姻构成了小说最后几章的核心。（“他们气头上的时候，吵架或许会觉得痛快，可一旦吵完，两个人都感到疲惫而空虚，那种感觉，就像戏唱完了，或者从醉梦中醒来一样。”）想到可能要与自己从前爱慕的人见面，他意识到，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许多个“自我”，如今已经陌生：

他把一些已经死去的自己埋葬在记忆里，为它们立了一座纪念碑，偶尔前去凭吊，比如偶尔想起唐晓芙时的那一阵感伤。另一些自己仿佛死在半路上，被留在那里腐烂、分解，或者被鸟兽啄食——但又从来没有彻底消失，比如那个从爱尔兰人手里买文凭的自己。

方鸿渐身上有一点哈姆雷特式的优柔寡断，但他是一个没有必要为祖国遭受掠夺和强暴而复仇的哈姆雷特；归根结底，他一生的悲剧，不过是娶错了女人。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哈姆雷特继续活下去，他和奥菲莉娅的婚姻大概也不会幸福。

方鸿渐走到哪里，都能遇见新的愚蠢与虚荣。有一位文学教授，私下经营着敲诈勒索的生意；一位大学校长说起话来像圣人，却觊觎别人的妻子；年轻女子努力设法套住一个丈夫，像简·奥斯汀笔下的人物；已婚女人则操纵、欺骗自己的丈夫，有些手段娴熟，有些则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带着一种惆怅而又无奈的心情。很少有哪部小说，能让中国读者如此直接地面对自己的漫不经心的偏见、精心计算的残酷，以及在方寸之间争夺“蜗角虚名”的巧智与机心——正如中国的一句成语所说，不过是在“蜗牛壳那么大的地方”争夺虚荣与荣耀。

《围城》被广泛誉为讽刺文学的杰作。在中国文学内部，它的谱系可以追溯到吴敬梓（1701—1754）的《儒林外史》和李宝嘉（1867—1906）的《官场现形记》——两部著名的清代小说。这两部作品中对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生动刻画，给我们中学和高中学习其中节选时带来了许多乐趣。然而，我敢说，我们当时很少意识到，那些17世纪和18世纪的人物，其实也以另一种面貌活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比如一个似乎拥有无限权力的居委会女主任（在我家，她和她的手下喜欢半夜闯进我们的公寓，寻找美国或台湾间谍，因为我的一位叔叔在1949年后逃去了台湾）；比如一个卖肉的屠夫，他收走你的肉票之后，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决定，是割给你一片薄却还算体面的肉，还是干脆扔给你一块肥肉；又比如一个坐在公共澡堂门口的女人，她拥有的权力，是决定你是否配得到一把上锁柜子的钥匙，还是只能得到一个用来存放个人物品的竹篮。有时，小说是一面镜子；但在另一些时候，它也会成为一层面纱，遮住最卑劣的现实。

《围城》中的幽默并非所有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次重读时，书中一些拿女性身材开玩笑的段落让我不禁皱眉。但只有一个读宣传材料而不是文学作品的人，才会仅凭这一点谴责这部小说。书中大量的喜剧成分，有些仿佛可以直接出自清代讽刺小说，也有些让人想到狄更斯和《堂吉诃德》。但幽默真的是这部小说的重点吗？我不知道，而且我常常想，钱钟书本人会如何看待“讽刺”这个标签——《围城》是他漫长而显赫的学术生涯中少数几部小说作品之一，而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还曾是毛泽东著作英译工作的主要译者之一。

讽刺作品用笑声和机智承载社会批判，但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层缓冲。毕竟，有多少人愿意真正直面自己的缺点和荒唐？据我所知，很少有中国读者在嘲笑《围城》人物时，是在嘲笑自己。他们嘲笑的是自己的姻亲、老板、抛弃过自己的恋人，以及那些他们鄙视、却只能用嘲弄来对付的高位之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讽刺的存在有其理由：它能够提供一种补偿和慰藉。一部讽刺小说与它的读者，会在一个高度上相遇，彼此挽着手，从上方向下俯视某些人、某些处境，并产生一种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往往是虚假的。

《战争与和平》中有一个名叫比利宾的人物，是一名俄国外交官，以制造能够在社交圈广泛流传的妙语见长。他讽刺法国人、俄国人、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一视同仁；无论军界还是政界要人，都逃不过他的言语嘲弄。他既不会替俄国赢得战争，也不会让俄国输掉战争，但无论处在什么局面，他始终是赢家——只要自己与炮弹之间保持足够安全的距离（而对于那些懂得明哲保身的人来说，这种距离总是存在的）。我常常觉得，他就是过去二十年来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听到的那些机智声音的原型。即便是最伟大的讽刺，也有其局限，因为它依赖的正是这种讽刺者与受众之间的安全距离。

我想，我们可以把《围城》称作讽刺小说，就像我们可以这样称呼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或者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一些短篇小说。但这些作家——哈谢克、辛格和钱钟书——都不只是比利宾式的人物。阅读他们的作品，尽管其中充满机智与反讽，我们仍会品尝到一种恐惧，或听见一种针对身处危机中的人类发出的警报。钱钟书或许有足够的先见之明、足够的悲观，或者足够的冷漠，并不太在意后世将如何理解他的小说。（有一则著名轶事说，一位外国学者想拜访他，他却拒绝了，说一枚足够好的鸡蛋，不应该让吃鸡蛋的人产生见母鸡的愿望。）但如果说三十年前我读《围城》时读到的是讽刺，那么这次重读，我在笑声中感受到的，却是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