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恺：关里老家: 生计

微信公众号：上海文学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5年8月号

我和我姥爷之间，隔着巨大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我们共同站在舞台上，应该是互相看不到的。他只看到了幼年的我，不知道未来的我。他在一九七〇年代末离开这个世界，在他的时代，看到了个人努力的失败，也看到了集体主义的登场，不过服从分配的人也未必有好的命运。他的儿子女儿们，四散在祖国各地，默默无闻地过着日子。他们不能像他一样，在奉行个人主义的时代，独自从华北农村的贫瘠土地走出，走向更广袤的黑土地。

他不会设想，未来有一天，他的一个外孙，会想到把他的生命轨迹寻找出来。他已经彻底缺席了。这种寻找，也未必能得到一个好的效果。我不准备为他歌功颂德。
我是他缺席后的记录者和裁决者，我的生命轨迹和他毫无重叠。拿职业来说，他是很好的中医，而我，除了对中医有些好感之外，任何中医的思维都没有，偶尔翻看两页《黄帝内经》，也觉得是天书。我和他没有共同点，与他的生命的偶然重叠，也极为微小，其实这也是我们无数人的生命轨迹——几代人并无相通之处，这不奇怪。

我母亲继承了我姥爷的很多判断事物的方法，包括教育我们要读书，要出人头地，要做个善良的人。其中有一条很有意思，与当下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就是千万不要去做公务员。因为我姥爷的训诫是，做公务员，尤其是进入公检法机构，难免要做很多违背良心的事情。他的子女们，确实都放弃了这一路线，以至于亲戚的女儿考到某个大城市当了狱警，在旁人看来是个稳定的工作，可我妈非常伤感，说，你姥爷要是活着，不知道得多难过。

我妈的上色照，她穿的旗袍是我姥姥自己做的，也确实是这个颜色，上色十分准确，所以应该是自己家人填的颜色。

听起来，姥爷是一个在传统儒家社会被训诫成功的温顺善良的人，他从底层农民变成名中医，在东北成家立业，“土改”之后一贫如洗，但他依然靠自己的行医能力在北京重新立足。他的子女们都健康成长，在那个动荡年代，七个孩子中有六个大学生，如果他活着，看到今天的我，想必会失望。我，没有按照任何一个既定轨道走下去，既不是常规系统中的成功者，也不敢做一个离经叛道的人，基本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写作者，在儒家社会的系统里，应该也是被边缘化的，和一切的穷人、失意者、不无争议的人一样，我们没有走同样的道路，我们是我们的无为，和他想象中受到尊敬的人都不太一样。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如此的没有存在感。
现在却是我来观看他的一生。
我被玉田之行激发了好奇心，他为什么当上了中医？谁教给他医学的基本知识？谁告诉他选择医生的职业可以让他摆脱他的小农身份？站在我姥爷曾经待过的荒凉的农村里，四周都是耀眼的阳光，初秋的华北平原，还没有那么荒凉，但还是荒凉。静穆的玉米秆子，在蓝天下呈现大片的色块，像凡·高的画。走了那么远，我走回来看看他。
姥爷因为家庭的困窘，在清末孤身到了北京，在马连道种花送花。我猜测这花圃是他老乡们的事业，他只在这里打工。所谓的京东八大县，很多出自这里的人承包了古老北京城的底层劳动，比如靠北京的三河县，就出仆妇，所谓的“三河县的老妈子”。那时候旧系统还在日常运转中，有宅院的人家，需要定期更新自己家的花花草草，姥爷就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力巴”。我妈说，我姥爷皮肤白，头发黄，华北平原的人种来源复杂，不知道是什么时代混合了远方来客的基因，在他这辈子凸显了。他去各个人家送花种花，有人不免多看他一眼，多几个脚钱，最多也就是如此了。直到某一天，他在宣武门附近某家院子里，听一位老先生讲中医课程，我姥爷和我妈讲述，不知道怎么就听进去了，别人说的他都听不懂，但是听老先生娓娓道来，就觉得特别好听。
那是个漂亮的京城午后，多少年后，我去了北京工作，才知道，初夏季节北京的蓝天是多么迷人。蓝天里没有杂质，纯粹的蓝，干爽，微热，站在户外，能出一身薄薄的汗，北方少有的能在户外活动的日子。外面的世界再变动，似乎与四合院里的世界没什么关系，他站在窗外听老先生讲中医理论，不知道怎么听得那么入迷。正好老中医也姓王，偶然看到了窗外这个黄头发的小伙子，于是问他，你听懂了？你怎么站这儿不走啊？
姥爷后来才知道，这位王大夫是京城的名医，他站在窗外听见的吟诵，是老先生正在讲给自己学生们听的中医理论，可是学生们大概没什么耐心，交头接耳的。老先生的偶然一眼，改变了我姥爷今后的道路，他下定决心要把我姥爷收为自己的徒弟。这是一个非常明清笔记的故事，我妈的讲述中充满了神秘感，也许是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中的神奇午后。
后面的故事却没有按照既定的路线走。按照电视剧的拍法，也许姥爷就此成了老先生的徒弟，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之旅。老中医确实觉得我姥爷机灵聪颖，适合留下来当弟子学习，可我姥爷压根没有这个条件在此地学习，他还要养活自己，还要送花，还要时不时回老家干农活——看到现在写字楼里到日期来更换绿植的那些沉默的人们，我能约莫想出姥爷当年的样子。
他东奔西走，穿梭在四九城的院子里，只能偶尔在几个时间点，去听听老先生讲课。老先生喜欢他，但也留不住他，最后也无话，只是给了他一本自己手抄的册子，说，你照着这个学，就能学出来，能靠这个救人命。
我姥爷去世后，我的舅舅们把姥爷财产分了个干净，我妈说她只留了一叠纸抄的医方，姥爷之前给她的，说老闺女，靠这个，你能救人命。我非常好奇，但不知道怎么，就从没有要求拿出来看过，也许潜意识里觉得这些近乎传说，属于被封印的故事，不能轻易打破？多年后，搬家时我无意中瞥见了一叠小小的纸片，用毛笔写在笔记本上，一堆药方，都很简单，不是长篇大论的那种，也许就是传闻中的民间秘方？毛笔字写得不好，甚至有点歪扭，我姥爷少年时应该没有很好地习字，还是家庭贫困的缘故。

“字不好。”我大胆地说。我妈没理我，大概觉得我不懂事，她默默把这叠字收藏起来。

我妈大学刚毕业，在颐和园留影。那时候颐和园很少人。她在里面复习功课，傍晚时份会感到害怕。

姥爷为什么不在北京学习中医，之后回了老家，再之后去了东北，我妈语焉不详，也确实说不清楚，不过最真实的原因，大概还是穷。一个卖力气的小伙计，想要学好中医，凭空跃升一个阶层，无论在哪个时代里，都是困境。我只知道他在北京和家乡玉田两地奔波，北京打工之外，还要回家帮助家里干农活。他农活干得不错，多年之后，我妈回到家乡，她的叔叔伯伯们提到姥爷的农活，都伸出手来，说，是个好把式。至少说明，他勤勉，不懒惰。
农活应该是勉强能养活自己的，只是艰难。历史学家黄宗智写过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内卷化”，这个今天已经烂大街的词语，起源于他的学术专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的术语。在经历了大量的资料阅读后，他写道，当时农业市场的劳动力价格非常便宜，一个劳动力的价格和一头驴的价格一样，劳动力的回报非常之低，但是家庭农场还是把劳动力投入到农业之中，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没有出路”，大概是我姥爷当时越来越深的体会。我看了眼一九八五年版的《玉田县志》里收集的当地谚语，居然一大半都与农活有关。这件事已经刻在每个人的脑子里，最美好的一句，也就是“春种适时谷，秋收满囤粮”，他们的梦，天长日久地、深深犁沟般地刻画在脑里，但姥爷为什么还是要出走，显然这满囤粮食的美梦，就没有实现过。我妈的奶奶，也就是我姥爷的母亲，印象最深的事，就是她嫁过来之后，她的婆婆逼迫着她纺棉花。因为要省油钱，就在院子里，借着月亮的那点光来纺线——贫困彻底的场景。
现在拍影视剧，大概都想象不出来这样的场景设计，灯油都需要省的农村，就着黑夜里微弱的月光劳动，但毫无诗意可言，华北平原上的漫长夜晚大概特别难熬，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女人在织布。农业文明的“男耕女织”的理想图景，经不起研究，脆弱得不堪一击。
如果不务农，在乡村的半大小子能干什么？我不是个社会历史学家，没有认真调查过玉田县清末民初的社会生活状况，依旧是闲散地翻阅着本地的历史资料。灾难始终围绕着乡村生活，他出生没多久的民国初年，一直到他离开后的抗战年代，始终延续着不断的天灾人祸，似乎这里是被灾难看中的歹土。民国二十二年的《益世报》写抗战对华北平原的影响，“抗日战争起，玉田首当其冲，人民损失惨重，兵灾最重者约248村，共约14529户，78745人。”历史课本里常能看到类似的数字，但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哪里会关心这些数字，只有到了此刻，我在玉田的土地上，才能明白，那种蝗虫过境般的天灾人祸，对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姥爷大概不走不行了。

2

在土地上的农户，经商无能，从军无力，也没有富贵亲戚朋友可以攀附，要想出人头地，剩下的出路是什么？二〇二四年年底，我生平第二次去玉田，因为第一次正逢“十一”假期，没机会看到县志之类的材料，只能在寒冬再去一次。穿着厚重的长羽绒服，从头到脚把自己包裹起来，是黑色的庞然大物，北方的县城里最基本的装束。这次去，朋友帮我联系了一个地产公司的老总，说是玉田没有他办不了的事情。

曾经的记者生涯，寻找陌生人的帮助很是顺利。陌生人就是那片地理系统中的山势，路标和溪流，在关键的时候能指引你方向。第一次去是我大意，没想到是假期，整个县城找不到可以帮我查找到县志资料的人。这次依然是从老地方上车，白天，车上人少得可怜，只有一个高个子司机，还有一个画着浓妆的玉田女人，大概是匆忙从北京回老家处理事情，打扮也就像个办公室里的人事专员之类。他们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谁家的烧饼好吃，谁家的烧饼干净，谁家的干一点。那个好吃的，最近司机去买了，结果也不好吃了，“换了他家的儿子揉面”。
两个人聊吃的，却聊得了无生气，似乎就是一定要找个话题，不让车里彻底冷下去。我因为感冒，觉得自己奄奄一息，只愿意早点收声。
上次去，招牌上写的京东第一的“吊炉烧饼”，我还真吃过，就在我住的酒店附近。大概去的时间比较晚，烧饼已经半温，吃得出里面羊肉馅儿的腥膻之气。要了碗羊杂汤，温吞的，不洁的，本来也不应该对县城食物过分挑剔，但玉田粗暴的食物处理系统，还是很让我生闷气，这次去，也不打算吃什么美味。突然窗外的大片怪石嶙峋的山势让我注意，削瘦的司机随着我眼睛望过去，随便地解说，这是盘山。
盘山？原来这就是京郊的胜景盘山。第一次听这个名字，是在台北故宫的研究员廖宝秀家里做客。她就住在台北阳明山附近的故宫宿舍里，她的研究方向是宫廷瓷器，对乾隆的茶室有很深的了解。原来乾隆的茶室之一，就在盘山，说是环境极好，怪松耸立，白石嶙峋，中间有潺潺的溪水流过。乾隆对茶室要求极高，均仿照古人画意而成，这片山林，原来距离我姥爷的老家玉田如此之近，我估摸着步行走来，也就只需要几个时辰。可是这些，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华北农村子弟的心目中，谋生大概是第一位。廖老师和我聊着乾隆的茶室，悠闲地泡着三清茶，清代宫廷里经常待客之物，由松子、梅花和佛手组合成三清，茶桌布置得典雅，一片清贵气，模拟皇室茶室的场景。这个世界，和几十公里外的华北乡村里的穷困世界，永远平行，永远没有交集。
玉田终归是小县，即使是研究人物志，也没有什么大人物。翻县志里的名人，翻出一条非常有意思的，倒也是彻头彻尾的农家子弟出身，居然靠机缘，也能和清末的大人物攀个缘分。出生在玉田柳庄子村的村民刘煐，幼年上私塾，但是对“四书五经”兴趣不大，“喜欢读一些宣扬妖怪鬼神、天堂地狱、轮回因果的小册子，他性格内向，勤于思考，目睹清王朝的腐败，国土被列强瓜分，人民生活日益贫困，无限苦闷，难以排遣，少年时代萌生出世思想，后在五岭口村道观出家。”
如果留在玉田，刘道士大约还是没有出路的。三十岁之后的刘道长常年在外云游，最后落脚于北京白云观，荣任监院，慈禧太后来白云观降香，见到了出家已久的已经改名圆融的刘道长，觉得他应对得体，举止洒脱，心中大喜。此后圆融名声大振，他一直到民国八年才去世，死后葬在白云观的方丈林中。
玉田县的人们大约都知道这个人物，与当朝太后打过交道的能有几人？虽然并非出身正途，但也是本县的大人物，不知道我姥爷听到他这个乡里名人，是怎么想的。出家去当和尚道士，对于农村子弟，也许同样也是遥不可及？
当时，如果不参加科举，农家子弟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当中医。我去玉田，赫然发现，本县还真是出过名中医的。十七世纪出生的玉田鸦鸿桥的王清任，著有《医林改错》，一直到现在，县城的中医院里还有他专门的汉白玉塑像。出生地点近在咫尺，姥爷不可能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只是王清任的故事有点过于惊世骇俗，多年后看着资料，我还有点惊奇，怎么本地出了这么一个神奇人物。
王清任的成名，走的是解剖尸体为主的路线，三十年间沉迷于解剖尸体，终于把中医的传统解剖学推进了一步。他读了大量医书后觉得，“业医诊病，当先明肺腑”，不明白肺腑，就像“盲子夜行”。嘉庆二年，他在附近的滦县行医之时，正逢当地瘟疫横生，他连续解剖了三十多具因瘟疫而死的尸体，发现古医书记载的人体器官的位置多有错误。在奉天行医的时候，他去刑场上看被剐刑处死的女犯的尸体，还向战场上归来的领兵官员请教尸体横隔膜的所在位置。
看了王清任的资料，我开始纠正脑海里的玉田人的形象。一片贫瘠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人们，本来都是木讷、沉默的，直接跳出来的具体样貌，就是蒋兆和《流民图》里的苦难民众，他那个作品，定有写生因素。我常规的想象力，就制造出这样符号化的场景，可也总有几个发了狂的，像这位写了医书的王清任，居然，他生命里一半的时间，都在解剖尸体中度过。他比我姥爷在医学上的地位，肯定伟大许多，梁启超写过他，说他“诚中国医界大胆革命论者，其人之学术，以饶有科学之精神”。他是怎么走向研究尸体这一步的？一般的中医，即使敢于面对瘟疫，但也不至于去解剖瘟疫后成堆的尸体。他超前太多了，有点恐怖感，是那个时代的外星人？
我在村里的时候，外面唯一的声音，是风吹过白杨树的声音，哗啦啦，哗啦啦，平静中的白噪音。王清任的血管里大概流动着某种噪音，驱使他如何做，平静中的狂躁，也是一种解脱。
安妮·普鲁有一个极短的小说，写荒野里的连续杀人狂，他家距离最近的加油站还有几十公里，于是只能“杀人为乐”，警察在他家发现了不少埋葬的尸体。不知道怎么地，边读王清任的资料，让我感觉到他狂飙式的精神世界，内核颇为强悍，能够突破凡俗约束，走进一个尸体的王国。当然他有改进医学的伟大目标，但是在一个解剖人体压根是天方夜谭的古老国度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我还是诧异。
姥爷家所在的西轩湖店村，距离鸦鸿桥镇只有八里地，相比起道士刘煐，他更应该听说过名医王清任。这时候，他已经是那个回到乡村务农的“好把式”，不知道他是否时不时翻阅一下那个从北京揣回来的中医册子？县志里的医学部分说，玉田算是穷乡僻壤，清代中后期，整个县城登记在册的中医，只有八名。辛亥革命后约十年，县城里才有了第一名西医，由军医辗转而来，开设了同济药房，有听诊器、体温表等物。这个物质匮乏的县城，什么都贫瘠，医学也是。
我姥爷最终去往东北的时候，带着他的铺盖卷，也带着老医生给他的手抄册子，这个是清晰无误的。我妈反复听他说过，这本册子，是他学中医的起点，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再次离家出走，手抄的册子就像他的法宝，大概是他从外界接触到的唯一一点善意。这点善意，不能与自己须臾分开。
想到他临行前在那儿收拾单薄的铺盖卷的样子，突然非常难受。所谓的传统社会的男耕女织、乡风淳朴，终只限于书本上塑造的图景，真实的生活残酷如铁。我特别想穿越回去站在这个收拾铺盖卷的年轻人身后，告诉他，别害怕。
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害怕的，他的家乡和亲人，没有给他任何可靠的保证，连盘缠都没有。
房地产商老荆果然神通广大，第一顿饭，就安排了一桌人陪我。有退休的土地局局长，满族人，清瘦的脸，一直在吃饭时夸奖我的孝心。我到玉田找资料的行为，理所当然被他们认为是个回报家乡、孝敬母亲的义举。有县人大的官员，了解玉田的历史，滔滔不绝和我考证了玉田鸦鸿桥的来历，他还告诉我，当年发现北京猿人的古生物学者贾兰坡也是玉田人，他也在玉田做过一些考古调查，但似乎没有什么重大发现（不过贾兰坡也和我姥爷距离太远了）。面对面的，还有一个模样周正的人，短发，显年轻的脸，问起年纪，却已经是中年——郭医生，原来是北京某著名中医的侄子，现在他自己在玉田行医。他之所以在座，完全是因为老荆听说我姥爷是中医，所以找了一个中医，看能不能提供点情报给我。

我姥爷和我的小舅舅（左一），他们刚搬到北京。我感觉除了服装，他们那代人的气质还是很民国。

我感冒很重，但也需要应付这样的局面，毕竟是为我请客，两大瓶白酒放在桌上，也不能滴酒不沾，总归要客套。他们推荐各种菜给我，说这是玉田首屈一指的大酒楼，但和亲戚们在乡下请我吃饭的酒楼一样，这个城市对食物极其轻慢，所有的菜肴都散发着陈旧的味道。我其实挺想和那个中医聊聊的，压根没机会。
不得不把找他的机会放在了后面两天。玉田的冬天极冷，虽然离开北京不远，但似乎往北一点就多了点寒气，简直不愿出门，他的诊所距离我也就步行十几分钟，都犹犹豫豫。早晨，太阳有气无力地挂着，这么短的距离还是步行吧。拖拖拉拉走了许久，县城确实不大，他的诊所，在一条小街上，二楼，下面全是商店。县城的小商店，是各种零食铺子、早点摊，还有烧鸡摊，北方特有的棉布门帘把所有的灯光都挡住，看不清后面有什么，只依稀透出点热气。门帘又厚又油，甚至都不愿意动手掀开。街上和我一样走动的人极少，瑟瑟发抖的多，寒潮又来了。
我爬着楼梯，进到他的诊所，进去之后一愣，倒像个按摩店，几张按摩床就挤占得满坑满谷，一个脸上有个痦子的女人正和他喋喋不休着。前两天看起来挺周正的郭医生，面目模糊了不少。他似乎不是很会说话，愿意把话交给他的同伴说。同伴是个县城里的江湖人，戴着大金链子，穿着黑色外套，平头大脸，脱了手上盘的串儿，上手去给那女人推拿，边向我介绍，这女人，是县里中医院的大夫，生了病也不去中医院，搁这儿按摩。这句话，显然是夸赞他们诊所的专业。
我鼻塞严重，正好让郭医生给我把个脉，也是聊天的缘由。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说自己的叔叔如何厉害，在北京给各部委的领导看病。这种话，我在北京也常听，知道是开场白，也并不以为意，我好奇的是，他是怎么去北京的。“去开车，给我叔叔开车。”他倒是坦白。
高中毕业后，郭医生学了开车的手艺，家乡却没有事情可做，他奶奶做主，把他派到北京，跟着自己的叔叔，说是叔叔身边没有靠得住的人，他开车，睡地铺，帮叔叔当小力巴。虽然是叔侄关系，但似乎叔叔把自己的医药经验看得很紧，直到一次叔叔病重，身边在的人只有他，他天天端茶倒水，此后叔叔康复，之后教他学医，十三年，就在北京待在叔叔身边。
我又想到我姥爷，和给他手抄册子的那个王姓老中医。
郭医生说自己有几个秘方，掌握了之后回到了县城，开了自己的诊所，结果没多久就声名远扬，不仅本县的大夫找他问诊，北京大医院的大夫和他碰面之后，也崇拜得不得了，几乎每天晚上都和他交流医学经验。我也算见过许多中医的人，在这个黑黝黝的小诊所，听他宣讲自己的神通，有点不耐烦。确实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就说，要不你给我抓点药吧，我这感冒，真重得很，连续好几天，也没好转。
我应该是甲流，也是自己不注意，大冷天还往北方县城受冻，后来才明白。郭大夫得意洋洋，说这是小事，你不用开方了，就吃我现成的去感冒的中药吧，别人要的，煎好了还没拿走，你先吃着。我看了看，是那种大江南北通行的上面有只棕色小鹿的绿边塑料袋，浑浊的药液，也看不出所以然，有种日常的气息。
他找我要了一笔“巨款”，四百元，远超平时吃感冒药的费用。盼着能赶紧好，也就付了这笔钱，可吃了后毫无好转，拖拖拉拉也将近熬了一个月，显然他的药，疗效甚微。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