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寻找谢烨》：边缘者的经验不会自动成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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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烨在⾹港酒楼，右⼀为谢烨，1992，孔慧怡提供

去年十月，我们发表了马欣宜的非虚构作品、「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五季得奖作品《寻找谢烨》。

历经数年的研究与寻访，马欣宜从那段被“天才杀妻”叙事覆盖的历史中，打捞出“谢烨”这个名字。

时至今日，《寻找谢烨》仍在被阅读、被讨论。在乎这个故事的不只是文学爱好者，更是自关心女性处境与边缘视角的人们。

不久前，马欣宜在柏林参加“真的故事节”（Damn True Festival）期间，分享了自己的写作过程中与作品面世之后的思考。从妈妈转述给她的一段对话开始，欣宜谈论将私人经验转化为公共记忆的意义，也讲述她眼中对语言与权力的关系。

今天，我们向你分享她的讲稿《辨认的时刻：经验何以成为记忆》。写作通常面向当下与未来，它无法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但通过让个人经历进入公共叙事的脉络，我们便可以辨识世界上相似的故事，并以此为支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辨认的时刻：经验何以成为记忆

演讲者：马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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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寻找谢烨》的作者马欣宜。今天的分享，我想从两个礼拜前我妈妈转述给我的一段对话开始。

她告诉我，她把我的文章转发给了自己的姐妹，也就是我从小认识的一位阿姨。阿姨说，她已经读过了，“原来是你女儿写的啊。”然后我妈妈对她说：“这个文章里的人，她跟你是一样的。”阿姨说：“是的呀。”

我很受到触动。我觉得这个对话里发生的并不是一个“理解”的时刻——难道没有读我的文章，妈妈和阿姨就无法理解她们所面对的现实吗？

这个现实是：她嫁给了一个烂人，他打她，把她的钱拿去赌博，把外面的女人带回家羞辱她。然后我妈妈会对我说，她嫁错了人。

“她嫁错了人”，如果你仔细想的话，它很有“自己”，很顺理成章，很 effective。它既收束了状况，又给旁观者提供了出路，让他们可以从这个不安的处境松脱出去：你只要没有嫁错人，你就不会经历这些——可它的反面是什么？它也是在说，阿姨食她的苦果，她的不幸源于她在人生很早的阶段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所以她要自己负责，她必须孤独地承受这份处境。

可是当我妈妈说“她跟你是一样的”，我觉得这里有一点点变化了，这不是一种解释，这不是要去收束经验的话，这是一个辨认的现场，是在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在一个跟她们很远的女人身上，她们辨认出了共同的经验。我说这是一个辨认时刻，指的是这个原本孤立的经验，被放进了一个比她更大的脉络之中。

我想阅读这篇文章并不能给这位阿姨任何现实的帮助，它不会阻止暴力，也不能替她承担具体的生活。但我还是很珍重这个瞬间。这意味着这篇文章到了比我原来的设想更远的地方，最初我只是希望谢烨的故事被看见，但现在我想，它也许能创造一个语境，让两个单点的经验可以联系起来，把私人的经验汇编成更公共的东西，变成记忆，而记忆是可以被带走，可以流通下去，可以让妈妈和阿姨指认出来：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

电影《还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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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写作之前，谢烨的经验也是难以辨认的。我经常会举自己的例子，我念中文系，我接受文学史教育，我读顾城的作品，我甚至读过谢烨的《你叫小木耳》，没有留下任何印象。而前几年我第二次开始读的时候，我感受到那么深重的痛苦——我想这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没有同理心，是因为谢烨的经验当时对我来说也是孤立的，在我内部没有脉络可以接住它，我没有语境可以理解那种痛苦。在此之前，我经历了林奕含、2018 年弦子和 #MeToo 运动，还有 2019 年的包丽案，是这些社会事件和与之相关的公共讨论帮我积累了是语境——所以，到 2021 年读到后生价值关于谢烨的报道时，我才可以辨认出谢烨，就像妈妈和阿姨在我文章中的谢烨里面辨认她们自己。

事实上当我准备开始写作，我在收集一些资料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有这么多相似的故事——作家之妻的故事，奥威尔隐去自己妻子的创作贡献，阿尔杜塞也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在这之后，我再想到那种经常的调侃，说阿尔杜塞最大的溃败是没有上街，我都觉得很愤怒：为什么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还不足以成为他最大的溃败？我还读了一本叫《女性小传》，诺贝尔奖得主胡安和他妻子赛诺维亚的故事跟谢烨和顾城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巨婴一样的天才，一个写作才华被重复劳动消磨的妻子。所以这不是某个历史阶段、某个地域独有的，不是顾城的特殊哲学观或精神状况导致的。可是一方面，这是反复发生的处境，另一方面，我观察到每个在里面的人她们痛苦都是崭新的。每个人在里面都需要从零开始掌握状况，没有任何人有任何资料来告诉她：这个处境有历史，有人在里面待过，甚至有人描述过它的内部，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抓住的。

我会一再地意识到，记忆不是自然的。中心叙述会自动保存中心的记忆——文学史筛选掉不在中心的人，公共记忆亦如是，我找到的那些回忆顾城和谢烨的文字，我唯一能确定是她们两个都在现场，可是往往只有顾城被连续地记录下来，他的反应，他的动作，他说了什么或者一言不发，谢烨总是在顾城的旁边，所以她的名字会被提到，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替她记下些什么。记忆不是自然的，记忆之中本身就包含了中心，边缘者的经验不会自动成为记忆，需要有人去做保存和传递。现在想起来，我发起谢烨作品收集的文档，或者想要写作，都是想要做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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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我要开始写的时候，当然你要写的是一个这样的边缘者，你当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拥有的一手资料非常非常少，主要是家人、朋友的回忆的文字和少量的采访，可是这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我在一个记忆空间里面工作，每一个经验不是原始的，都被一种叙述所中介，叙述本身也包含了中心，这样写作最需要处理的问题其实是权力问题，比如，谁在说话，谁被悼念，谁被省去，什么被说出来，什么没有，这是回忆的权力结构。

还有一种更难以辨认和剥除的是我自己作为作者的权力。

一开始，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痛苦，我要把我的愤怒传递出去，我希望读者和我一样痛苦。但实际上当我真的开始写，当我开始采访、靠近那些材料的时候，我很快就意识到，我的愤怒不过是另外一种中介她的形式。有一个例子是，6 月我去采访谢烨和顾城的一个男性友人，那次采访非常失败。一方面是因为，我要写这段历史的当事人的年纪都挺大了，他的状态也不是很好，我几乎没问到任何东西，另一方面是，不仅如此，他告诉我他对谢烨的记忆是，她身材很好，她穿 jeans 很好看，你只看过半身照，你没有看过她的下半身吗？那太可惜了。当时作为一个要打算写谢烨的人和一个女性，我坐在那里听这些话，我觉得很不适，而且很震惊，采访结束以后我跟我编辑说，我可能会预设她在那个所谓的“圈子”里是比较边缘化的、比较隐形的状态，我没有想到她还是被性化的。

性化，那是我用的词，是我用来描述这个处境的词。然后过了不久，我再次开始读顾城姐姐的顾乡的回忆《我面对的顾城的最后十四天》，我注意到了一个我第一遍读的时候没有那么注意到的细节，1993 年 9 月 26 号，顾乡记叙，谢烨告诉顾乡“顾城的朋友都爱上我了”，还跟顾乡展示其中一个朋友送的羊皮手包。我之所以第一次没有很注意到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奇怪，就像他们的朋友布兰迪读到这个材料所评论的，顾乡的文字记录了谢烨性格中并不为人知的自鸣得意的一面。我读到的第一感觉是这不像是谢烨会说的话，我不理解，所以我就跳过了。但第二次读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谢烨的处境，顾乡记叙，9 月 26 日谢烨和顾城爆发了争吵，顾城明确告诉谢烨，自己不接受大渝像李英一样跟他们共同生活。而在 1993 年谢烨写给父母的信中，谢烨不断地自我说服，最终看起来像下了决心要离开，她说“我想要的是木耳和生活的自由”。这次争吵再过几天，她们就会协商好离婚。

我注意到谢烨的处境是，离开顾城她可能能够得到木耳和自由，但也意味着要失去除此除此之外的的一切，包括她和顾城共同的事业、人际关系，等等。在这种摇摇欲坠的境地中，她能够抓住什么呢？难道会是自己的写作吗？所以你把这句看起来很突兀的强调自己性魅力的话放在这个处境里是一点不奇怪的。我现在再回过头去想那个采访，我还是会用同样的词去描述我的观察，这是性化，我并不觉得它是错的。但是，这是我身处身处的时代、我的经验、我的知识结构让我选择的词语，它跟谢烨真实的处境仍然有一段距离。我会向自己提问，我会想要问自己，谢烨她会这样描述自己处境吗？

电影《惠子，凝视》

所以这样的时刻就会让我意识到，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作为作者有没有权力，让自己的愤怒再遮蔽她一次？

不仅仅是愤怒，还有语言。这可能也是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最被深刻改变的部分。可能我以前会是非常迷信语言的准确的人，我的语言观是它是一个自上而下、内在完整的东西，听起来很幼稚，我曾坚信会有一个最准确的表达，只要我们能够找到它，就可以没有歧义地说出来、说清楚。但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会意识到语言并不是那样的东西，语言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千疮百孔的。比如说我很滑稽地意识到，当我为谢烨的文档写序言，我想为她说话，我想恢复她被遮蔽的部分，但我在第一个要介绍她的句子就遭遇了困难，我要说她是什么，那里面已经包含了不是什么、制造了新的遮蔽。被这个句式排除的“不是什么”不是我表达上的不严谨或者不小心，而是我为了叙述的目的、为了建构这个句子付出的代价，叙述之中包含了权力，语言之中包含了中心。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拆掉自己的权力，拆掉自己位置或者感受的正当性，但这让我可以真的靠近她，靠近意味着，你要准备好被她改变。我被改变的部分是，我现在会觉得语言是一种协商的机制，比如写这篇文章，我要跟谢烨的经验协商，要跟不同人的回忆文本，也就是跟他们各自的语言系统协商，更重要的是，我也必须和我自己的语言协商，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东西可以或者有必要被我的语言所中介，并不是我想说就能够说的，也不是我想说就该说的。每一次写下，我都要注意它所排除的、它遮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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