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宪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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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刘韧       撰稿：谷磊

1984年夏末，河北辛集中学，张立宪吃完饭走出食堂，手拿饭盆的学生来来往往。他蓦然驻足在路旁，看向高悬的夕阳，惶恐而悲伤：再也不能跟父母一起生活了，必须做出割舍，自我独立。

就在不久前，张立宪的父亲借来县广播局一辆卡车，把他和另外五六个考上辛集中学的孩子一起送来报到，车上满载行李。父亲随后坐上长途车，一路跑来帮张立宪办理入学手续。宿舍是个大通铺，每人只有50-60公分宽的地方睡下，父子俩就在通铺上将就了一晚。

除了离家远，更让张立宪不安的是：上完高中，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之前考到这里的学生能转成非农业户口，现在没有这种政策了。

报到当天，一个新乐县的同学说：“我同学去了湛江气象学校，那里从校服到伙食一切全包，工作也分配得特别好，校园环境也比这里好。”张立宪听了追悔莫及。

他一直想上中专，因为可以吃到商品粮，毕业后分配工作，风险小。张立宪中考的理科成绩都接近满分，在县里是数一数二的，中专可以任选。

这一年湛江气象学校在石家庄只招两个学生，张立宪在报志愿时先是填了这所学校，又莫名其妙地划掉，改成了河北辛集中学。

辛集中学是全国重点中学，这届面向石家庄17个县招收400个学生。可同学们对这所学校一无所知，老师也没介绍过。

“报志愿没跟家人商量，家里人也不管。”后来追溯，“如果真的跟父母商量，极有可能是去上中专”，因为“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啊，家里穷得叮当响。”

等张立宪拿到通知书，才知道自己是全乡第一个考上辛集中学的。父亲马上在家张罗了一顿酒席，又跟乡中的老师们喝了一顿。

上高中，就是选择了压力。“一个人在遥远的他乡，周围都是石家庄的尖子生，虎视眈眈的。”可也没有办法。当地有种说法：摸了心中的砖，死了也不冤。张立宪没有再回头。

班里一共48个学生，班主任按入学成绩给每人编了学号，张立宪是2号。“这种做法放到现在，是对学生血淋淋的PUA，可那时没人这么想，看到1号、2号都很崇拜，看到48号就有些鄙视。”

青春期的孩子容易胡思乱想。张立宪第一学期成绩很差，在班里排三十多名，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批评一通。

过后父亲来学校见了老师，了解情况。当晚回程，父亲骑车载着张立宪前往辛集长途汽车站，路上批评一句：“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差？”

很少挨批的张立宪羞愧难当，这才有了学习动力。道别父亲，他骑车回了学校。

 考上人民大学

每次外出都是本县的学生结伴走。一次，张立宪和11个伙伴在石家庄换乘火车去辛集，候车时大家都很饿，他看到车站旁边有家饭馆，就按辛集的消费水准算了一下：两毛钱一碗汤，12个人是两块四。他就跟大伙儿说：“走吧，我请客！”

他们涌进饭馆坐了下来。张立宪走到服务员跟前说：“要12碗鸡蛋汤。”服务员傲慢地开了张票给他，接到票一看，张立宪懵了，竟然一块七一碗，他尴尬地逃了出来。“没办法，交不起啊！”这一刻，他体会到了大城市的高物价和冷漠。

辛集中学以农村学生为主，每到麦收时节，学校会给学生放秋假，高三的不放，可即将高考的张立宪还是请假回家了，他不认为歇这十几天会影响成绩。

秋假回来没几天就是高考，张立宪从容应考，考完又回家歇了几天。在家里他先估了分数，再报的志愿。他跟父亲核对了一下，说：“我大概能考530分”。

父亲说：“那可以了，你看着报吧。”

满分640分，张立宪最终考了528分。“还挺准的。”之所以准，是他能比较快地答完，检查后，留出点时间把答案抄在一张废纸上估分用。

这一年北大没在河北招生，张立宪第一志愿报了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报了山东大学。填完志愿，他回到家继续种地。在棉花地里帮母亲打药时，他对母亲说，自己心里已经有数了，应该能考上大学，如果考不上，就在家种地。

年级两个文科班共一百多个学生，有六个人报考了人民大学，张立宪分数最高，直接被录取。

 

录取通知书下来时，他约了个伙伴，两人一早骑车去了学校。蹬了一百多公里，中午才赶到学校传达室。张立宪拿上自己的通知书，又带上县里其他几个学生的，就匆匆离开了。

张立宪直接进了县城，把通知书交给父亲，父亲看到人民大学的字样深感欣慰，下班就请同事们吃饭。此时张立宪意气风发，成了饭桌上的焦点。

父亲当晚喝醉了。“后来听母亲说，父亲这一生只喝醉过两次，一次是我考上大学，另一次是入党。”“到现在为止，我们村考上人大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弟弟。”    

  “老六”的由来

大学生涯近在咫尺。张立宪和一位考入东北财经大学的同学一起上路，两人在石家庄火车站分别后，张立宪坐了四个半小时火车来到北京。跟着人群走出火车站，他看到了新生接待处，就提着行李过去报到。

一路上，张立宪感受着首都的新气息。

大学就像天堂，吃住条件远非高中可比。

 

1987年正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实行学生公寓管理，学校把一座崭新的学生公寓楼给新生用。一个宿舍六个人，上下铺，家具全新。每个人有独立的柜子和床上用品，共用一个饭桌，伙食很丰富。“这简直难以想象！”

宿舍同学两个来自山东，一个来自成都，一个来自重庆，一个是北京土著。张立宪在宿舍排行老六，从此大家都叫他老六（张立宪也酷爱数字“6”）。

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出远门，泪汪汪的，只有老六开心得不得了，因为当年那个站在夕阳下的他，早已完成了心理建设，上大学时轻松多了。

乡土少年                          

1969年，河北赵县一户农家，有个男婴呱呱坠地，享受着母亲的温暖和家的合欢，没过几年弟弟出生，母乳就让给了弟弟。四五岁时，他被寄养在姥姥家，直到上小学才回来。

幼时的快乐就是和伙伴们一起玩耍，见到动物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动物能不能吃？“农村的孩子吃不饱饭，见什么都眼馋。”见到精神病患者，会扔石块儿或追着打。这是老六最早的记忆。

父亲在县城上班，每次来看老六都会带个好吃的。“听说父亲买了块皮革要给我做双皮鞋，可我始终就没见过那块皮革。可能是他顾不上。”小孩子脚长得快，老六直到小学毕业，穿的都是手工做的布鞋。

舅舅或姨妈偶尔带老六去县城找父亲，看到父亲单位满是玻璃窗，老六羡慕不已：家里都是纸窗户，这里可真幸福！

忙时，父亲会托同事照顾一会儿老六，同事会给他买一块饼干，这对老六来说再美不过了：父亲从来舍不得给我买饼干吃。

六岁的一天，老六约四五个伙伴步行去县城，拿着仅有的九分钱，到新华书店买了本连环画，买完就往回走，中途实在走不动，见到一个老乡家门敞开，他们就进去说借住一宿，第二天就走。老乡答应了，同时，村边也有人候着，一旦有外人经过，就会问：“你是那个村子的吗？有几个孩子在我们这儿。”于是，他们就跟着大人回村了。

老六对收音机、手电筒、自行车等工业品很着迷，农村大多都是泥土和木头，家里是土炕、土灶、木头桌子和板凳，金属类的东西很少见，“更难见到规整的几何学产品。”一见到工业品，老六内心就升起一种崇拜感和渴望。

一天，村边要修建一个饮水设备，从城里来了两位勘探人员敲开老六的家门，进来要口水喝，他们带着工具跟老六聊了几句，这让年幼的他稀罕得不得了。

七岁时，老六离开姥姥的村子，准备回家上小学。                                    

时代变迁

老六有点厌学，总以身体不适为由当面请假，老师就让他回家休息。学校管得不严，有时，他甚至半路就转头回家，到家跟母亲说：“我身体不舒服，老师让我回来了。”尽管如此，老六的学习成绩却一直很好。

“小学期间考个高分很容易。”一次期末考试，老六和表哥的数学、语文都得了98分，全公社最高，公社各奖励了他俩20支铅笔。

1978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开始自己种地，有了自己的粮食。这一年，村里从腊月开始放鞭炮，一直放到正月。

文化也跟着复苏，人们见到的书随之多了起来。村里有人藏书，哪本书在谁家老六都很清楚，“想看就去借，别人没看完就得等。”

很多书都是前后被撕掉了很多页，老六只能从第三、四十页开始看，后面也没有结尾。“有的书保管得不好，一些32开本的书被翻看得次数多，从中间断开了，得把它凑在一起，上面一半翻一页，下面一半翻一页，同步来翻。”

老六最早看了《新儿女英雄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听评书《岳飞传》《杨家将》。

学校里不是一味地单调。每次邮递员都会骑着大摩托车来学校送报纸，声音很大，汽油味隔着好几里都能闻到，车里有父亲给老六订的《中国少年报》。

“反正一听到那个电驴子进校门，停在收发室，甭管上没上课，我都有权站起来去拿我的《中国少年报》。老师不会拦着，因为还要借这个报纸去读给同学们听。”学校都没有订这种报纸，这让老六非常得意和满足。

老六经常走着去县城找父亲，路上碰见骑车的行人就招招手，人家就载他去县城。

爷爷走的那年，父亲只有十几岁，不得不辍学，被派到工地做水利相关的活儿。当时家里成分不好的，就被选去做这种差事。

父亲个子不高，但上学时成绩很好，家里本对他寄予厚望，可这个变故让他陷入困顿。

“生活一直被打断，父亲多少有点不甘心，就通过《旅游》杂志，《地理知识》（现在的《中国国家地理》）来了解外面的世界。”

父亲写得一手好文章，被县里一些干部发现，就让他做完粗活儿来县里的广播事业局写广播稿，做份临时工。就这样，他从一个什么活儿都干过的临时工，慢慢转干，吃上了商品粮。

母亲勤劳又聪明。她常说“力气不用也是闲着。”这句话对老六的影响很大。还有一句是“你不说话，别人也不会拿你当哑巴卖了。”这种教诲让老六一直不敢偷懒，他怕过无所事事的生活。

学习之外

初一这年，《读者》文摘创刊，有一期的封面用了俄罗斯名画《无名女郎》，画作震撼到了老六，可经历多年工作后再看到这幅画时，他吃惊地发现，“怎么印得这么差！”

画家薛继业给老六解释了这种现象：人眼有一种补偿功能，虽然印刷得很糟，颜色也不准，但你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把这幅画想象得很好。读书也是一样，一本书前面撕掉了80页，后面撕掉100页，你大概也能把这个故事想象完整。这让老六豁然开朗。

父亲开始给老六订《新观察》杂志（半月刊），一年24本，一直订到上高中，给他的三观养成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种教育意识让老六站在更高处，看到了生活之外的东西。

 

老六不断丰富着自己，“家里墙上糊的报纸内容我都能倒背如流，因为对任何一个字，你都会饥渴得不得了。”

老六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中考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全国重点高中：河北辛集中学，顺利走出农村。                

文学梦发芽

进入高中就意味着备战高考，辛集中学大部分是农村学生，大家除了考上好大学之外，别无出路，否则就得回家种地。

老六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去做操，七点钟上早自习，上完吃早饭。睡在他旁边的同学，吃饭时把一个馒头横竖掰成四瓣，每瓣用两口吃完，一个馒头吃八口，吃完馒头和菜，喝碗粥，就迅速回教室学习，“像他这样刻苦是我们的常态。”

其实，老六心里埋着一颗文学种子，到了高二开始发芽：当其他人都考大学的时候，我发表一个长篇小说，简直能把他们震撼死。

老六知道这个梦不易实现，就实行“双轨制”：一边写小说，一边学习。他一心想成为作家，甚至觉得考不考得上大学无所谓！

他疯狂地写一些成长小说，融合了武侠、琼瑶、科幻和西方一些翻译小说的风格，“里面的主人公读到高中就拉倒了。”“高中期间大概写了不下50万字。”老六喜欢蒋子龙、张洁，也开始抄诗、背诗，读国外的小说。

父亲不亲自给他订读物了，直接给钱让他自己订。老六订了《作品》和《争鸣》两份杂志，接着不知疲倦地消耗着时间和精力，白天上课，晚自习就写小说，写完给同桌看，“同桌没看过太多更好的文字，会时常夸我。”这让老六更有了信心。

写作给老六带来的好处之一是，作文能轻松上手，获得老师的夸奖，却也让他变得愤世嫉俗、多愁善感起来，有了典型的文青的状态。

虽然喜欢写小说，可老六一直认为自己应该学理科，初中时的最高理想是考中科大，年少不知愁滋味，他想大学毕业后去南极长城考察站，在冰天雪地里奋斗终生。可是老六色弱，被告知如果学理科很多学校和专业都报不了。“现在看来就是自己吓自己，当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就阴差阳错地改成了文科。”

辛集中学有个好处是分科比较晚，读一年半之后才分文理科，这给了他犹豫的时间。选了文科后，理科优势依然明显，“我记得我数学成绩几乎一直都是满分。”

学校会接受公益捐赠图书。有些繁体书和外文书不提供借阅，学生接触不到。老六和图书馆员关系很好，有时能看到一些，也是看了这些书，老六才知道自己写得什么都不是。

“也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老六到任何地方，都能和那里的图书馆员成为朋友。后来他在实习和工作单位的图书馆，看了很多好书。

老六喜欢交朋友，他认为朋友对自己的影响最大。

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软弱无力在异乡，自己也没多大本事的时候，内心就会产生依附感，甚至为了虚荣心，老六除了和同学在一起，也和辛集的混混们称兄道弟。

高三的时候，老六已经跟这些人混熟了，生日这天，他跟的几个大哥在宿舍里弄了个小煤油炉，从老师的鸡舍里偷了只鸡，弄熟了，还偷了各种蔬菜，在市场买了瓶一块五的劣质白酒，就开始庆祝起来，说着惊天动地的话“谁敢欺负我兄弟我跟他玩儿命。”“你内心会有归属感，会觉得我也这么强大。”

八零年代

三年苦读，老六没辜负大人的期望，考上了第一志愿的中国人民大学，全村人都喜出望外。这一跃，直接进了北京。

之前上学，大家基本都来自农村，父亲在县里工作，让老六还有点优越感。到了大学，老六也跟着自卑起来“虽说农村孩子占多数，可大家都会美化自己的出身，比如直接说自己来自哪个城市，不提具体的县或村。”

在打开录取通知书时，里面附带一个学生贷款申请书，家境困难的新生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一个月20块钱左右，很好的补助，“只是填写贷款和发放贷款也是一个加重自卑的过程。”

好在大学里可以和一群人共同度过，大家相互帮助，不会有谁被落下，或被有意排斥，即使一个人被歧视，他也能通过自我调试，完成新的心理建设。

同学之间相互影响，读什么书，对一件事持什么态度等“这些都需要彼此碰撞，共同完成新的蜕变。”

老六的上铺是老四，他教给了老六很多生活细节。

老四说：“假如你拉开这个门正要出去，如果对面过来一个女生，你要让人家先进来你再出去。”“老六，你出了门，不要一松手就让门弹回去，你要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如果有人，你就多撑一会儿把门递给人家，或者帮人家拉一下门。”这些都是老六在农村从来不知道的，“也只有同学才会教你，你也不会有任何抵触。”

宿舍老大是北京人，经常回家，床位空着，好友张斌就经常赖在老大的床上。老六爱睡觉，张斌却很勤快，时不时地会说：“明天咱们过一次国王的生活”，老六回他：“行！”张斌就起早去买大油饼，各种高蛋白、高糖分的食物，饱餐之后后就去上课，老六继续睡觉。

人大的教学环境比较宽松，学生可以逃课，老六有好几门课几乎没上过，也顺利拿到了学分。老师的水平都很高，人品也好，很多都是民国时期的学者。

新闻系的老师每次在迎新会上都说：“我们系‘打架’从来没输过。”这里会有各种反正统的观念，鼓励青春期的孩子形成自我批判的意识。这一点老六觉得特别好。

后来老六带团队时，在他的组织里，一个人可以很开心地说是，也可以很放心地说不。“这种精神内核就是来自八零年代。”“最好不要人云亦云，鼓励你说不，只要诚实就好。”老六打心眼里反感权威意识。

在大学，老六买的第一本书是《选择的批判：与思想领袖李泽厚对话》，很快又买了《新潮诗选》上、下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营养，也伴着这个时代的伤痛疯狂地成长。

大学阅览室有很多外国报纸，从设计风格到内容都让老六耳目一新，他觉得国内报社一辈子都做不成这个样子。人都有见贤思齐的心，这些报纸给了他应有的审美训练。

“如果你整天学如何写社论、画版，可能真的会被拘束在实际业务中。”“在学校，除了学专业技能，老师也会带着我们展开各种狂想，很多老师讲着讲着课就开始胡聊，这种现象也是这个时代特有的。”

“一个智商差不多的人三两下就能把专业技能做了，但是让脑子活跃起来，产生灵感，这是学不来的，只有在某种氛围下，才有这种可能。”

老六在一次专业作业中写了一篇主题为《新闻就是瞒和骗的艺术》，老师看完之后在班里点名批评了他，但老六还是很感激老师至少让自己写了出来。

成长

1991年，长江日报社实习，一次重要的采访过后，老六把写完的新闻稿交给指导老师审阅，指导老师看后说道：“这个不理想”，返给老六重写，由于全是手写，稿子来来回回被退改七八遍，老六恨不得想哭，就跟指导老师说：“我真是写不出来了”，老师没有难为他，给老六买了烟抽，第二天见报的是指导老师改过的稿子。老六看了一眼，再没有让指导老师摇过头。“我觉得一个智商够用的人，不需要再说第二遍，用不着老说什么熟能生巧，触类旁通就可以了。”

毕业进了河北日报社，老六专门看了部门主任、主编改后的稿子，理解了背后的动机和逻辑，就顺利展开了工作。报社强行让一个编辑成长得慢些，新手要先在校对科工作半年到一年，再做两到三年夜班编辑，然后分到文艺部、财贸部、经济部等专业的部室，最后成为一个调线的记者，这样就有四五年工作经验了，可老六觉得很委屈，有点迫不及待。

老六的运气好一点，在报社只用了半年就进入了下一段岗位。他在文艺副刊部做采编。

这个年代看中的城市户口、职称、干部身份、事业编制，他都轻易地拿到了，却也过上了一眼望到底的生活。

电脑的加持

师弟赵永强最早向老六灌输了电脑的美妙，让他知道什么是软件和硬件。在报社，老六很想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脑，只是太贵买不起，社里不久淘汰一批旧电脑，老六申请要买一台。可国有资产不允许这么处理。

有位师兄是做银行系统的，赶上单位淘汰几台电脑，就给老六了一台老式386，“我真是请回家的，跪着用酒精擦得干干净净，装了Windows系统，就开始写稿。”

有了这台电脑，老六的写作思维突然进阶了，能很快写完一篇稿，形成了新的写作习惯。它成了老六内心强大的动力，“有小马达的人是有福的，既开心享受，又能挣钱。”

作为记者，老六不愿去挣车马费，更喜欢靠自己的本事，一篇篇敲字赚钱。他也给各个报社投稿，觉得稿费挣得心安理得，特别爽！老六看上一套3000元的音响，心里立刻换算出需要写八天稿就能到手，就回去写。“母亲教育我的，力气不用也是闲着。”

《足球之夜》诞生

 

老六经常和高一届的师兄刘建宏一起喝酒，两人都赶上了特殊的时期，“师兄这届的分配形势更差，蹉跎了好长时间”，后来进了石家庄电视台。

1995年，石家庄，老六跟刘建宏探讨人生：我们现在就好比你已经有了台386电脑，用着虽好，可妨碍了486电脑放在你桌上，因为我已经有电脑了，买486还得付出其他成本。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勇气打破386，再花多点钱买486？

刘建宏觉得很有道理，本来他就熬不下去了，就去北京找同学聊。

张斌在CCTV工作，老六跟他像亲戚一样走动。张斌一度是央视表现最好的实习生，毕业后自然留在央视。他跟老六谈过这份工作的意义，不管央视给他多少钱，什么待遇，单凭一个人能决定几亿人看什么这一点，就是不可替代的。

慢慢地，张斌跟刘建宏也熟了。刘建宏来北京找张斌，想一起做点事。经过一番策划讨论，两人办起了《足球之夜》节目。

刘建宏破釜沉舟，石家庄电视台要分他一套房他都没要。

1996年4月4号，《足球之夜》正式开播。

决定离开

一天晚上，老六饭局结束后往家里走，进了报社家属院，他仰望星空，开始想：为什么我要离开这里？在当地最好的报社工作，离家也近，没人管，逢年过节食堂都把馒头蒸好发给你，还有木工组、澡堂子……

“老婆是射手座，总说自己有颗自由奔放的心”，他俩都知道想要的东西不在眼前，虽说理想和现实之间有巨大差距，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受非常强烈，决定在最敢闯的年纪走出去。外面有那么好的资源，也有这么好的生产工具，还有朋友给兜底，几乎万事俱备，为什么不去呢？

 做个自由撰稿人

一次，老六在沧州出差，一个北京的朋友忽然来电：“要不要来北京，咱们一起做点事？”老六随即进京，听朋友聊完后，觉得不喜欢，可萌动的心却被撩拨起来。

没过多久，老六实在熬不下去了“我过不了这种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就找了个理由向报社请辞，报社没有为难他，还为老六保留了体制内的身份。

老六就用一块布把自己的电脑包好，一手拎着主机，一手拎着屏幕，去了北京。

老六租了一个半地下室，开始了新生活。此时已结婚一年。

老六曾尝试过离开报社，彼时还没成家，他去人民大学问：“我如果想来北京怎么办？”老师说：“你可以考研”，“我如果考不上，又想辞职怎么办？”，“那就把你的关系放在街道，成为待业青年”。老六怎敢让自己成为待业青年！“我是国家干部，还有事业编，那一步就没敢迈出去”，可这种不甘心的火种已经埋下。

“当时这些严重影响了我的判断。”至少这在老六的内心演练了一遍，因此几年之后，想真正迈出这一步，他对这种恐惧已经免疫，勇敢地迈了出来。

老六在北京做起了自由撰稿人，接各种写作商单。传媒市场异常繁荣，各种报纸、杂志、网站相继找老六约稿，一时间，他成了各路媒体的知名写手。

张斌和刘建宏的《足球之夜》节目组跟出版社合作，要出一本《足球之夜》杂志，邀请老六做编辑，这让他每月多了大几千的收入。

在半地下室住了三个多月后，老六就借一个朋友的公司住，公司开在招待所里，很小，这里有办公桌和床。白天有人来上班，老六就出去做事，晚上回来。

老六整天有接不完的单，“不用干别的，写稿就行了”，无非就是对重要性做出判断，哪个是自己最想干的，哪个是最重要的。

“我是敢把事情做大的人，豁得出去，从来没觉得会挣不到钱”，他也不计较稿费，高低都会接。行业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老六也走过些弯路，做过各种尝试，“客观来看，这些经历还算顺利，我几乎没受过委屈，就这样完成了北漂生涯。”

没过几年，老六就在北京买房了。

乐在其中

1999年，北京央视大楼下面一家饭馆，老六过30岁生日，《足球之夜》的朋友们从中午开始就为他庆祝，喝到下午四点才出来，老六已经没了记忆。“听旁人说，我们在路边唱《光阴的故事》，还有人往我们身上扔钱。”

当晚，《足球之夜》做欧锦赛决赛，老六在后台吐得死去活来。“又进一个球！”张斌喊道，跟着老六被叫醒，起来就吐……“又进球啦！”老六又被叫醒，醒了继续吐……就这样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

此时，老六和《足球之夜》的兄弟们租住在他们的集体宿舍。虽然飘在北京，可他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乐在其中。“这份事业能给家人带来安全感就行了，我完全能想象到它的无限未来”。

老六和张斌等几个朋友合计过开公司，思考再三后，老六觉得不现实，“大家都活得好好的，也都有退路，没必要一起开公司。”

京城最年轻的副总编

2000年4月，北京，老六跟出版社社长相谈甚欢，他苦口婆心地说着自己的点子：“《大话西游》这么热的电影，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可还没被主流文化认可，我们应该把它做成一本书呈现出来。”

经过一番论证，社长终于拍板，回去上报选题，老六拉来四个朋友组织创作，搜集整理了影评、拍摄背景、周星驰电影的文化解析和各主演的档案等资料，经过数月编辑创作，将之做成了一本《大话西游宝典》，出版后读者反响十分强烈，一时间竟卖了30万本。

 

这本书让地下流行的电影《大话西游》成了文化热潮，从此解构文化成了主流。欣喜之下，出版社社长就把老六招至麾下，做了副总编。

趁热打铁，紧接着出版的《之乎者也罗大佑》延续了这种风格。新书上市时，刚好罗大佑初次来沪开演唱会，老六前去目睹偶像的风采，演出结束后，他毫不矜持地找到偶像，送上自己的新书。罗大佑除了第一次接触朝圣般的歌迷，也第一次看到内地一本关于他的专著。这本书被称为罗大佑在内地“崇高偶像”之路的起点。

不久，老六接到罗大佑打来的电话，对方要将自己的书稿交给老六出版，老六从此成了文化人物。

《大话西游宝典》是老六进入出版界的敲门砖，让他不知天高地厚地在里面驰骋了几年，练就了一番编辑出版技能，他从一个媒体人变成了出版人。也是在这个阶段，老六拿到了北京户口。

身为出版界最年轻的副总编，老六身上还有了另一个标签——“老男人饭局”总发起人。陈晓卿、王小峰、罗永浩、杨葵等一众文化圈名人都是常客。网络环境比较宽容，老六热衷于在网上分享饭局逸闻。

他一向爱交朋友，认为朋友是人生必不可少的营养。

来京城闯荡的文化人能在老六的饭局上结识不少朋友，“你跟谁都可以聊，像是到了一个全是同类的世界里。”有的也会成为老六的作者。

酒逢知己千杯少，有人总结出规律：酒桌上，但凡老六开始用罗大佑的口气说话，“就算喝到位了”；等老六开始领唱，所有人跟他齐唱罗大佑的歌，“就说明喝高了”。

36岁这年，老六房贷不算吃力，日子过得也还舒坦。在外界看来，他已是头顶光环的成功人士，可老六却对生活失去了激情，开始怀疑人生。他不愿做事，不愿见人，“一条短信要犹豫两天才能发出去。”他觉得自己不对劲，慢慢地，脑子里开始冒出“我到底想要干什么？”的念头。

“人最可悲的是，生活里只剩下‘只能活成这样了’这一个声音。”

这种状态持续近两年，老六决定从出版社离职，有人觉得可惜，不客气地对他说：“你这正处级干部就相当于县长，你家几辈子才能出一个正处级干部？祖坟冒青烟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可他并没这样算过，他觉得这种状态很可怕，自己拥有的一切不再经得起推敲。

决心创业

2005年9月，家中老人生病动手术，老六回家陪了两天床后，就急着回京，爱人留家照顾老人。

从出版社辞职后，他在一家媒体干了段时间，看到了资本控制下的各种闹剧，该吃的苦，“或该出的丑”也都经历了。

在回京的大巴上，路上忽然大雾弥漫，不能走高速，大巴就下来走国道，从石家庄到北京本来三四个小时的车程，当晚用了七八个小时才到北京。原本到家之后，第二天老六要到新公司报到，这家准备上市的公司给了他不错的职位，收入也可观。“但这是最优选择吗？”他反问自己。

车上百无聊赖，这倒给他提供了重要的动机和场景，他开始思考：本质上都是别人挑选我，我在被动接受。这种生活就是被别人安排的。如果人家不要我，我应该干什么？我还能干什么？自己最想干的是什么？”

老六此刻产生了做公司的念头。

他一直在酝酿着符合内心标准的出版物品牌：它有比较强的阅读周期、生命周期和销售周期，有书的质感，也有杂志的周期出版规律，以文集的形式出现，自己作为这个出版物的编辑，对内容进行筛选和推荐。

作为新闻人，“我所选内容必然是非虚构，虚构我做不来”。老六把这个品牌称为《读库》——“阅读仓库”之意。

老六早就把一本书背后的资金、稿件、制作工艺、销售等方面怎样流转摸透了，忽然发现，把这些问题想明白以后，真正想做的事就凸显出来了，并且这件事非常具体、诱人，他越想越兴奋。

到北京的家里接近凌晨两点，他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像发疯一样。“那两天真的是困了就睡，饿了就吃，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把这件事想清楚一点。”

老六有一种不甘和恐惧感，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永远被别人挑选了，最重要的是以前积累的经验和资源使得创业不再是一种空想，“做一本好书所需要的，是那个系统内不可能给到我的，我只能去另外搭建一个自己的宇宙。”老六婉拒了新单位。

他开始测算《读库》试刊号。“假设印刷1000册成本是两三万块钱，最终一本都没卖出去，也不过是赔两三万，那就老老实实地去打工。这不算孤注一掷。”老六很快做出一本试刊号，拿去跟发行商谈。

交谈很顺利，他就用自己的钱印了1000本样书，还特地在打样上留了日期：2005年11月6号，因为这一天是老六36岁的生日，“算是给自己留了个小彩蛋吧。”

1000本很快铺出去了，销得不错，又开始加印。形势看好，老六开始为正式出版的第一期《读库》约稿。

夏天的一个夜晚，老六去KTV参加歌局，结识了一个叫东东枪的年轻人，他刚刚毕业，很有才华，就约东东枪采访郭德纲，此时老郭还没火。操作半年，东东枪和郭德纲对谈了近百个小时，最终写成了《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这是一篇相当扎实、值得细品的人物特写，登出来的时候，郭德纲已经红了。老六很庆幸在郭德纲被媒体大量消费之前采访了他，保存了一个“纯天然”的郭德纲。

预见网络红利

 

《读库》第一期首印12000册，“这个数量肯定能挣钱，不会赔钱。”首印即盈利，马上安排了加印。

很多读者通过邮购的方式买书，大部分人是从邮局汇款，老六要在邮局排队取读者的汇款单，再根据地址，拎着一袋袋书到邮局排队寄出。

要寄的书越来越多，老六对邮局的人说：“我每次都要发好几百个包裹，你能不能来我家拉？”

“可以”。

随后他们就把大麻袋放在老六家里，老六装满一麻袋就让邮递员来拉。

不久，家里门铃响了，是快递公司的人，快递小哥说：“你们家是不是发书，我能不能给你们发？”

“可以啊”。

事成之后第一个月，老六跟快递公司结了700元快递费，第二个月是1700元，第三个月3000元，第四个月5000元。

“我做出一个大胆判断：未来，中国满大街跑的都是快递员。”“这个判断救了我，让我找到了一条生路。”

之前，有读者在老六这里汇款买书，老六还太不愿意，希望他们去书店或当当网买，这样销售商会对产品更有信心。

随着物流、电商的发展，支付手段越来越方便，2008年2月26号，老六自己摸索着在淘宝开了店。当天晚上，老六一件件地上传新书封面，一直干到凌晨两三点钟，店铺建起来后，很快就有订单了。

在网上，人与人之间抱有着善意。老六设定自己的产品在网上生长，这让《读库》迅速成了众人皆知的小品牌。

 被同行坑

2004年，老六写了本书，在一个朋友的公司出版，共印了2万本，10%的版税，他估算到手有几万元。“那会儿真的是一分钱掰两半花，虽然我没有催着结算，可是我一直认为这几万块钱是我的”。老六想着这钱够自己支付半年多的月供，“那时候我的月供是4200元。”

出版协议没怎么看，老六就直接签了，签完扔在一边。不久这个朋友就离开了这家公司，好在其他人也认识。终于，老六在经济上出现了不小的压力，就问对方说：“是不是应该结版税了？”出版公司半推半就，告诉老六只能给结1万多元。

“为什么这么少？”老六问。

“只能按销量来结，不能按印数来结。”“销量里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网店销售，网店折扣本来就很低，所以版税也不能给您按10%来结算……”

老六立刻觉得被忽悠了，“一脚踩空的感觉非常强烈”。

对方把老六之前签过的协议发给他，老六逐字逐句看了协议。“的确有言在先，可出版方想的全是自己的利益，几乎不考虑对方。”

等老六养好了“伤”，经济压力缓解之后，他想：如果我来做一个公司，可不能这么做。

不是你的钱不要动

老六对作者很好，设定的稿费都比较高，他也从不动作者的稿费，从创业第一天开始，他就一板一眼地遵守自己认准的出版伦理。

老六有个好朋友是台湾建筑设计师谢英俊，擅长做低成本的乡村建筑。2008年汶川地震，老六想到可以充分利用灾后的建材重建房屋。他把这个想法公布之后，就大胆地开始募款，读者们把钱都打到了老六的个人账号，大概有三四十万。

可谢英俊做得没这么快，筹来的钱一直趴在老六账户上。当时公司的资金周转不是很宽松，经常入不敷出，“如果暂时挪用一下，下月钱多了再还回去也没人知道。”可老六坚持不碰。

过了没两天，警察来敲门了，是银行注意到有大量的钱汇到了老六的账户上。他们把老六带到刑警大队进行交涉，双方把情况都做了说明，对方就很和气地把老六放了。

警察对他说：“你但凡刷了这张卡，哪怕买了一个汉堡，今天就走不了了。”这却让老六惊出一身冷汗：我真的不是没动过这个念头。

从这之后，老六定下各种需要恪守的伦理标准，他会向团队成员灌输，“这些都不复杂，只要恪守它就好了。这很重要。”

 醉心于工作

家里就是仓库，堆满了书，“老婆用书摞成了一个宝座，两手搭在书上看电视”。直到2008年下半年才找了一个房子。

 

爱人之前在石家庄教书，来京后在自家小区做家教，教钢琴。一有时间就给大家做饭，“我老婆是伙食科科长、行政处处长、人力资源管理部部长……我给她安了一堆头衔。”后来也有了做饭的阿姨。

很快，老六一个人忙不过来了，还要编稿子，他就让朋友帮他找人。第一个入职的是个女生，来时还没有办公室，就到老六的家里面试。老六在饭桌上跟她聊了聊，定下月薪三千，处理每天的订单，中午刘嫂给他们做面条吃。“她一直做到现在。”

第二个员工是个男生，在中关村摆摊卖过电脑，在《读库》也是从处理订单开始，慢慢做了南通物流基地的主管。

事情一多，就会导致出版时间拖延。每次春节前，最后一批货都特别紧张，甚至要用分秒来计，“有一年春节前发货，我们的读者都过来帮忙，这里面有律师、医生、学生等，很多都是各行业的精英。”

在小黑屋里帮忙打包的时候，有个女孩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生，毕业之前就帮老六干活儿，8月份毕业时，老六对她说：“你要是没找到工作就来这儿干吧。”她还真就来了，是《读库》第三个员工，干活儿之余也帮老六做编务工作。

进进出出的人也很多，大部分离职员工都跟老六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们去各地做活动，他们也会过来帮忙，晚上一块吃饭喝酒。”

创业过程中，父亲也会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2012年，公司的一个库房被雨冲垮，父亲想拿出家里为数不多的钱支援老六，帮他度过难关。老六很感激父亲，从考高中、大学到选专业，工作，买房，来北京，又换工作，父亲都没管过他，“都是做完跟他说一声就行了。”很少干涉。

在工作中，老六时常会接受新想法、新观念、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意见，“这种理念的冲击甚至能把你‘啪啪啪’拍死在那儿，给你颠覆掉，这本身是一种快乐。”

书和读者都让老六过得很自在，也很充实，“这是我的工作给我的，我非常喜欢，即使给我带来的折磨都是享受。”“拿什么我都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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