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魏晋风流

      魏晋即魏晋南北朝，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始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止于公元589隋朝统一，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中国统一的时间远远大于分裂的时间。但魏晋南北朝这三百七十年间，却经历了较长的分裂时期。先是魏、蜀、吴三国分立，后虽有西晋短暂统一，但不久又出现北方十六国的分裂和江左偏安，最后逐渐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这期间，还频繁地进行着州镇割据引起的战争，以及各族统治阶级所挑动的民族仇杀。长期分裂和频繁的战争，加之东汉王朝崩溃以后，城市衰落，商业停滞，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非常不利。但在这一时期里，勤劳淳朴、智慧勇敢的中国人不仅在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同时客服种种困难，文化也有了显著发展。出现了不少杰出、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以及一些重要的科学发明、杰出的科学著作。魏晋时期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为光辉绚烂的唐宋文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提到魏晋历史，我们往往会立马想到魏晋风流以及竹林七贤。所谓“魏晋风流”亦称“魏晋风度”、“魏晋风骨”，就是指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的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它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魏晋风流，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文化表现，是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里的一座高峰。那么，魏晋风流到底是如何形成及发展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性格又是怎样形成演变的？试做如下阐述：

  一、魏晋风流形成的要素。

      首先，门阀士族（亦称世家大族）的兴盛及其对社会的垄断是魏晋风流诞生的最根本原因，它构成魏晋风流的主体。周朝时，仍然是贵族政治，士是贵族中最低一级。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实行君主专制，取消贵族政治，直接任命官吏，但其实这些官吏绝大部分还是当年的士，只是此时的士成为了四民（士农工商）之首。至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开通经致仕之途，士人可通过地方察举制和公府征辟制度入仕，士族政治地位逐渐提高。但由于经学学术环境并不普遍，授受有限，只有少数大家族才由此条件，于是便出现了“累世经学”，加之察举制度的舞弊，继而就有了“累世公卿”，时代读书，时代为官，积久遂成新兴士族势力。如：韦贤、韦玄成以及平当、平晏父子相继为相；于氏（父于定国、子于永）两世三公；东汉时期更是出现杨氏（父杨震、子杨秉、杨赐、杨彪）家族的四世三公、袁氏（袁安及其子孙五人）家族的四世五公。东汉时期，占有政治地位的，除了代表“王室”的外戚和官宦外，就是代表“政府”的这些新兴士族，即所谓的“名士”。汉末，农民起义被消灭后，东汉帝国已名存实亡，皇族也渐趋式微，社会权力落入军阀之手，这些军阀其实就是当时新兴的士族代表。三国时的君主和谋士几乎全部来自大士族家庭，如曹操、刘备、孙权以及荀氏叔侄、司马父子、诸葛三兄弟、周瑜等等都是门阀士族的精英分子，时称“名士”。此时，无论政治、军事还是文化，其中的精英必定是出自这些门阀士族，上百个门阀士族瓜分了当时社会的利益和权利，成为大大小小的“诸侯”，整个社会的格局都掌握在门阀士族的手中，皇帝顶多是他们的“共主”，势力被大大削弱。这种社会格局从三国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其次，经济与科技的高度发展是魏晋风流孕育的温床。魏晋时期，虽然表面上看战乱不断，中央政权软弱无力而且更迭频繁，但整个民族的生命力却极其旺盛，文明进展迅速，经济总量也达到两汉鼎盛时期，可见其发展速度之快。原因有二：一是民间自由空间的存在。门阀士族分权统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由，自由也必然激发更多的创造力。二是当时的门阀士族阶层，世代读书为官，成为有良好教养的阶层，他们是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魏晋时期科技相当发达，发明了梭机、翻车等，并改进了耕种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家士族们生活充裕，精神从某种程度上得以解放，促成了魏晋风流的形成。内部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外贸的发展，此时，中国的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也已成型。大量的外来思想开始纷纷涌入，并与本地的文化进行碰撞与融合。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哲学方面，魏晋玄学诞生并得以发展（下文将着重叙述），它是世家大族的思想基础，影响着整个时代世家大族甚至是普通百姓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道教进一步发展，天师道得到广泛传播；佛教自东汉开始输入，经历三国时代，到两晋盛行，并影响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家们吸收了佛教义理中唯心主义哲学，把玄学推到了更高的阶段。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就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二、魏晋玄学的诞生及发展、演变过程。魏晋玄学是一种探讨本末、体用之辩的本体论哲学。体现在政治上，主要是探讨道家倡导的自然与儒家名教的关系。魏晋玄学家们有的以道家的自然批判虚伪的名教，但其主流则是力图“以儒道为一”，认为名教本于自然，名教即自然的体现。魏晋玄学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理论形态，是魏晋风流的思想基础。

    历史上，政治的兴亡与思想的盛衰时常是互为因果的。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时，儒学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但仍然在思想界起支配作用。至东汉中叶以后，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危机日益尖锐，皇朝衰亡，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怀疑儒家思想的功用，对现实感到空虚。加之此时的经学，要么是支离破碎的解释经文，要么就是流于谶纬迷信，弊端尽显，已完全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于是，名、法、道诸家竞起，各自探求治国任官之道，也就是如何统治人民和原则人才的理论。汉代时，虽有部分统治者企图采用刑名来稳定封建秩序，但儒学之颓势已成必然。曹魏以来，城市破坏，商业停滞，经济秩序也被破坏，自然经济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此时，不但儒家思想不能垄断当时的精神世界，法家最受重视，但也无济于事。于是，新的哲学——综合“名”“法”“儒”“道”的魏晋玄学应运而生。

    正始年代（公元240—248年）是魏晋玄学发展最快的时期，代表人物有何晏和王弼。何晏是吏部尚书，有位望，也是玄学清谈的领袖人物。他的主要论点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主要著作有巜无名论》《无为论》《道论》等。王弼文名盖世，可惜24岁就去世了。他巧妙地把儒学、玄学统一起来。主要著作有巜老子注》巜周易注》等。“以无为本“是当时哲学思考的基本特色，他们二人的著作也都贯穿着“有无”这一根本精神，贵“无”輕“️有”，试图以道家思想诠释儒家经典，将"玄学"上升到哲学的范。另外，当时的世家大族还认为《周易》的“寡以制众”、变而能通”，《老子》的“崇本息末”、执一统万”，《庄子》的“不谴是非“、“知足逍遥”，都是有利于巩固世家大族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资料，于是便推崇这三部书，合称三玄。由此可见，把这三本书凑到一块并非巧合。

      关于魏晋时期的玄学，这一点值得注重：老庄的学说是讲清虚寡欲的，而魏晋的玄学家，都是世家大族大地主阶级，他们都过着放荡纵欲、奢侈糜烂的生活，恰恰与老庄思想相反。因此，他们表面上主张崇尚自然，实质上不过是替士族大家的奢侈、腐朽生活找理论根据而已（而汉初崇尚黄老的清静无为，统治者的目的是企图与民休息，以稳定动荡的社会秩序）。这从何晏、王弼的思想里也很容易发现，他们提出本于自然的观点，即认为宇宙万物皆以自然为本，而人类社会也同须得合乎自然，目的就是主张不干涉世家大族的政治经济利益，让其自然发展。

      曹魏嘉平元年（即公元249年），开始了对于钟会所编的《四本论》（已失传）的讨论，即才性异同离合的讨论。四本即言才同性，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这种对人物才性的不同看法，虽然通过清谈把他提升到了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高度，但实质上还是在臧否人物，是汉代清议的余波。四本论，一直到东晋、南朝都是清谈的主要项目之一。但发展到后期，才性论已和当时的现实政治派系的斗争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了，只是一种知识上的炫耀而已。

      就在出现巜四本论》讨论的同时，玄学思想就很快分化了。一派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左翼；一派是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右翼。嵇康尚奇任侠，性情刚烈，但又崇尚老庄，恬静寡欲。现实中，他锋芒毕露，强烈反对司马氏的统治，激烈抨击当时虚伪的仁义，它开始怀疑名教，但毕竟受地主阶级的的局限，不能真正走上废弃名教得道路。于是，他的思想徘徊在名教和自然之间，内心十分痛苦。其代表作有巜管蔡论》巜养生论》巜释私论》等。阮籍出生经学世家，但阮籍崇尚老庄。其早期作品巜通易论》巜乐论》并没有反对名教，可见其亦抱济世之志。后来的巜达庄论》主张崇尚自然，巜大人先生传》则开始大胆抨击世家大族的礼法名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嵇康、阮籍他们反对人为的束缚，追求逍遥，非尧、舜、薄周、孔的精神在破坏名教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名教是统治阶级用来巩固封建秩序的主要武器，自然会有人替名教辩护。向秀和郭象就是其代表人物，他们主张何晏、王弼本于自然的说法，只是在理论上更进一步，主张维护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进一步巩固已有统治秩序，这无疑是世家大族政治经济势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魏晋时期，虽然唯心主义的玄学思想在当时起支配作用，但也出现了以杨泉、欧阳建、裴頠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哲学，两者展开了论战。杨泉，三国时吴国人，卒于西晋时。他批评当时崇尚的玄学思想，不过是“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而且认为当时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的玄学之争，都是“见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见其本也”。其著作有巜物理论》巜织械赋》等。欧阳建是石崇的外甥，其代表作是巜言尽意论》，里面说明了语言概念有反映客观事物的能力，其“言尽意”的观点刚好与唯心主义玄学家的“言不尽意”针锋相对。裴頠（公元267—300年），出生世家大族，虽然是贾后表兄弟，但并不阿附贾后。赵王司马伦杀贾后时，裴頠和张华还是以“时望”被害。裴頠著有巜崇有论》巜贵无论》，认为万有的本体是有，而不是“无”，虽然现象复杂，但还是有规律可循。他批判贵无贱有的学说破坏了礼教和社会秩序，给统治者带来了严重危机。据巜世说新语》记载，裴頠“辞喻丰博”，当时清谈玄学家王衍、一流玄学家乐广和他辩论时，都甘拜下风。

  上文讲到嵇康、阮籍反对名教，他们不和名教协作的理论，如果进一步发展，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鲍敬言便是其中的实践者之一。鲍敬言，身世不详，据他的著作巜无君论》推测当是两晋之交的人。巜无君论》中大胆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抨击了儒家“天生烝民而树之君”的神权政治理论，同时也多少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对封建社会秩序的强烈憎恨和不满，是具有进步意义和反抗精神的。但由于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对于君主制度认识还是有巨大缺陷。

    至东晋、南朝时，由于西晋的覆灭使玄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受到一定挫折，加之佛教的不断渗透和输入，玄学虽然仍在江南流行，但其水平却一直魏和西晋的层面，没有新的发展。随着时代发展，佛学思想逐渐从玄学思想得附庸地位发展起来，最后玄学思想反而成了佛学思想的附庸了。

李泽后先生说：“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本身所能决定的，绝命他们的归根结底仍然是现实生活。”魏晋玄学的发展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

      早中期的魏晋玄学，超脱世俗功利，又蕴含着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它解放了思想，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架构。学风上，抛弃汉代烦琐章句之学以及谶纬之术，重视义理的反复探求，对于汉代传统学风有一定的净化作用。哲学史界普遍认为魏晋玄学是腐朽反动的，而李泽厚先生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富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不及先秦，但思辩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可见评价之高。魏晋时期除了学术思想方面，在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非两汉可比，甚至光盖唐宋。

      魏晋时期，除了玄学的诞生之外，道教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并逐渐盛行。道教方面，汉末，以太平道作为发动反抗斗争工具的黄巾起义失败后，道教分化为两派，王仲荦先生称之为符水派和金丹派，前者代表原始道家，依然采用首过、符水治病等廉价的宗教迷信方式，在人民群众中传播道教；后者则以金丹经、辟谷方、房中术等替统治阶级服务，以满足他们的生活欲望。推动金丹派发展的人物主要有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但他们的作用都是进一步巩固了世家大族地主阶级的专政。

    佛教方面，……葛洪……（792页）

      三、魏晋士人性格的形成、演变过程。  士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还是中国社会的管理者。士人体现的精神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魏晋士人思想及性格的形成也是经历长时间的催化演生而来来。首先，它直接导源于东汉士人任性狂放之风气。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开通经致仕之途，结合察举制的完善，士人们获得前所未有的通达治世的机会和空间。汉代的士人们展现了积极豪迈、自信奋发的入世激情，他们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尚豁达的情操以及积极的斗争姿态，展现了他们光辉的群体形象。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的复杂性与儒学精神在实践之间的冲突，是他们的报国热情屡遭挫折。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特别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始于公元166年），陈蕃、竇武、李膺等大批正义之士都直接或间接死于此次事件，大量的家属也收到牵连，致使朝廷上再没有有识之士说话的权。两次党锢之祸对士人打击很大，迫使一部分士人逃避或退隐。随着国家积重难返，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大一统思想的衰落，儒家传统的治平理想难以实现，逐渐衰落，士人精神进一步变异、他们由开始的变得怀疑、消沉、颓废。士人的“平天下之志”只有向个体情志上转移，由于群体理想的难以实现，他们转而感悟生命，注重个体的发展，大胆表达了个人对思想、情感和行为解放的渴望。经学的枷锁被打碎，士人的身心也随之解放。他们开始不自觉的抛弃儒家伦理道德，蔑视礼法制度，追求自我，标榜自我，从而绽放出个性的色彩。这种对个性的尊重，对魏晋士人特异风姿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汉代以名教为基本内容的的清议，也一定程度上张扬了老庄哲学中个性自由的倾向性，解脱了束缚在士人身上的礼法枷锁。

      建安时代，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士人以慷慨激昂的姿态崛起于纷争乱世。他们武功文治，摧毁没落的旧政权，拉到腐朽的儒教大树，开创了一个空前的大解放时代。经济上，黄金大起义结束后，流民骤增，流民问题成了社会最大危机。曹操通过推行屯田制度，同时兴办水利灌溉事业，使农业生产逐渐复苏。建安时期各路英雄豪杰的风流倜傥以及他们跃马驰骋、慷慨立业的气度，宣告了任性的觉醒。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而也使人生充满了通脱任达的个性和无比奔放的激情。弥衡怒骂百官、裸身狂鼓；曹丕学驴鸣送葬都是血性真情之流露。建功立业成为士人的强烈渴望，连孔融、王桀之类的文弱书生也纷纷投笔从戎，试图在沙场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些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可见一斑。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说：“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在感叹中却抒发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强烈的功名心大多是发自个人内在的需求，是为实现个体价值，从而创造一个新世界。可惜的是，这样奔放的时代，最终因集英雄与奸雄于一身的曹操先后捕杀荀彧、孔融、杨修等大名士而结束。但不可质疑，它仍然为魏晋风流开拓了相当大的空间。

        时至太和（227年 - 233年）年间，以何晏、夏侯玄和诸葛誕为代表的玄学，形成名士云集的“四聪八达”集团，他们扛着老庄的旗帜，走以儒合道的路线，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结党清议热潮，企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统治思想和人格理想。但他们的行为严重干扰了选官用人制度，形成了一股阻碍皇权的势力，因而遭到魏明帝曹睿和朝廷元老保守派（当时，对明帝来说，巩固已得江山是头等大事；对那些元老来说，维护既得利益和既定的政治秩序是当务之急）的抑制，最终导致了一场“浮华案”，致使大批名士被禁锢，直到后来曹芳即位时因大权旁落曹爽和司马懿之手，才重返政治舞台，并扮演了部分重要角色。但这些名士集团的活动，依然严重冲击了儒教的传统堤防，为正始时期人性的自我解放树立了一面旗帜，唱出了正始玄学时代强音的序曲，“浮华案”加速了士族从个性解放到群体觉悟的进程。

    封建时代士人们的政治命运也常常随君主的变化而变化。正始年间，政治异常黑暗。上文提到的“四聪八达”集团得势于曹爽和司马懿后，又重回政治舞台，但何晏、邓飏、丁谧等却拉帮结派，弄权于下，助虎为虐，甚至有些名士被骂作是曹爽的走狗。正始十年（249）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曹、何、邓、丁等八族就被“同日斩戮”，一时“名士减半”，何起惨烈！对于这段历史，陈洪先生是这样评价这些名士的：“曹爽用一顶顶乌纱帽笼络了名士，名士则用才智回报了曹爽。但名士们不仅失去了昔日的清名，而且也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即独立自由的个性。从战国游士到汉末党人，都有着独立于社会、君主之上的独立品格。他们以不同的“道义”为奉行的最高准则，绝不屈服于任何权势、荣利。而正始名士正是在恪守“道义”这一点上失去了独立的品格。”后来，嘉平六年（254）的谋反血案中，司马懿又杀害了夏侯玄、李丰等。夏侯玄是追随曹爽被杀的官僚名士中，唯一引起当时士人心里巨大震荡，赢得人们普遍同情和后人久久仰慕的。他体任自然，遵循礼教，兼俱玄儒于一身，提出“应物而无累于物”，正是魏晋名士孜孜以求的人格理想，宜乎太初之得玄学名士之盛誉。那些聚集在司马氏周围的老牌名士，如蒋济、陈群等，实质上却被司马氏欺骗利用，结局同样可悲。陈洪接着说：“由于政治势力的分裂，正始名士也划分成了诸派，各各依附于曹氏或司马氏。这种现象意味着名士独立品格的失落和自由精神的丧失。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它是建安士人热烈追求自我价值的一种畸形延续。不甘寂寞，急功近利正是正始名士共同的特点和致命弱点。”然而，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失败不同，正始名士们在精神生活领域却个个都是辉煌得人物。以何晏、王弼为首，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谈玄析理，放达不羁；名士风流，盛于洛下，即正始之音。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最有代表性和传奇色彩的名士。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曹、何、邓、丁等八族就被“同日斩戮”，一时“名士减半”，“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开始了。这时，一些名士在政治压力下选择消沉，还有一些则激而采取撕灭名教的反抗行动，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以阮籍、嵇康为核心的竹林七贤。他们远离政治中心，啸傲于林泉之间，个个才华横溢，大都精文学、通音律，但又各具特色；生活中，他们大力提倡老庄思想，崇尚自然，追求自由，放誕不羁。

    嵇康、阮籍都是名门之后，在当时颇负盛名，也是当时政治思想比较进步的人，他们对当时司马家族黑暗残暴的统治和腐朽的社会现实极度不满，上文也提到过，在此着重叙述。嵇康（公元223——262年）出生于一个具有儒雅之风的小官僚家庭，父亲早逝，是母亲和哥哥抚养其长大的。特殊的家庭氛围，以及青少年时代玄学盛行，使嵇康从小就形成了任性放达、不好名利、喜好老庄的性格特点。嵇康是曹操孙沛王曹林的女婿，历官郎中，拜中散大夫，但他并不愿意借此结交权贵、追名逐利，反而表现出修身养性、恬静寡欲的企向。其著作巜养生论》巜释私论》已经明显表露了他的心态。大约正始年起，嵇康便隐居山阳了。高平陵事件以后，因为嵇康和曹氏的亲戚关系，他一直在躲避。据巜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慍之色”。王戎也自称，他与嵇康在山阳住二十年，没见过他喜怒于色，虽说夸张，也足以见得嵇康内心的克制。但事实上，嵇康仍是七人中最有骨气，敢于公开嘲弄司马氏的爪牙，公开表露不与司马氏合作的鲜明态度，他并非真正沉默。这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中，实在是了不起的壮举了。据巜世说新语·简傲》注引巜魏氏春秋》说：其时，“钟会为大将军兄弟所暱”，来时“乘肥衣轻，宾从如云”，摆出显贵的架子，而嵇康却故意轻视钟会，毫不理会，依旧蹲在地上打铁，表现出傲慢姿态，以至于埋下被谗言的祸根。不仅如此，嵇康还对司马氏从心底里不满。正元二年（225年）一月，镇东将军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对司马氏，巜世说新语》记载“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除此之外，甘露年间（256年—260年），嵇康还积极参与一系列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大讨论；为配合王凌、毋丘俭和诸葛诞等起义，嵇康还借古讽今，写下了言辞激烈的巜管蔡论》。公元260年，司马昭弑杀曹髦，嵇康悲愤至极，又写下了巜难自然好学论》等峻切凌厉的文章，公开反对司马氏虚伪的名教。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山涛推荐嵇康出任吏部郎，嵇康怒火迸发，写下了义正严辞的巜与山涛绝交书》的旷世奇文，充分表现了嵇康狂放不羁的人格、刚肠嫉恶的性情以及“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政治思想倾向，也向司马氏集团宣告了彻底的决裂。嵇康这种强烈反对司马氏的统态度，最终也因其密友吕安事件被司马昭找到借口，加之钟会的谗言，被杀害了。嵇康一生，独立自足性得以张扬，但在社会现实面前却遭到扼杀。嵇康之死，是其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名士的悲剧！

    阮籍（公元210年—263年）是陈留名士其之后，儒学世家，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据说阮瑀向有箕山之志，不肯应曹操征辟而逃入山中，是曹操用火“焚山”，才逼其出山。阮籍少有隐逸之志，《魏氏春秋》记载阮籍“籍少年时尝游苏门山，苏门山有隐者…….籍从之，与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他的这种行为可能是遗传其父亲的秉性吧。阮籍有政治意向，也有政治关系，但他无心为官。正始三年（242年），太尉蒋济请他出来做官，不得已才参加了蒋济的幕府。专制既需要屠刀，也需要牌坊。而阮籍作为陈留名士和在野名士的代表，是最适合被拉去当作礼贤招牌、牌坊的首选对象。嘉平元年（249年）——景元四年（263年）阮籍卒，他先后被逼做过司马懿、司马师的从事中郎、关内侯、步兵校尉等。这十几年中，司马氏制造了多次屠杀，许多风靡一代的名士纷纷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些年，阮籍就是在这种环境里，被迫在在司马氏的眼皮底下任职。他身处狼窝，没有人生自由，随时有丧命之虞；只能表面上虚与委蛇，日复一日地受着煎熬。其内心的恐惧和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但阮籍是觉醒的，他的内心始终保持着士节，于是只有麻醉自己，表面看是放达，实则是在肢解自己，内心万分痛苦。南北朝诗人颜延之有诗云：“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可谓其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史书记载他整日“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又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足见内心之绝望与痛苦；司马昭为拉拢阮籍，欲为长子司马炎娶阮籍的女儿，阮籍反对，但又不敢正面拒绝，于是大醉六十日，司马昭才作罢。阮籍还用“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以避免口祸，这些其实都是对自己身心的双重摧残。263年，司空郑冲请阮籍代写劝进笺，其实是逼迫他表态支持司马昭加九锡。巜晋书》还记载其文“辞甚清壮，为时所重”，这对阮籍来说，简直就是最大的耻辱。但我觉得这是阮籍快被逼疯的变态无奈之举，类似于人的“回光返照”一样，因为就在这一年冬天，阮籍也走完了他不幸的余生。

      竹林七贤中山涛的年龄最大，他积极入仕，与司马氏（山涛的姑奶是司马懿的丈母娘）合作，不过据《世说新语》记载，他任人唯贤，大公无私，在朝中威望很高。而且山涛做官后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嵇康虽与他绝交，但依然是内心深处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并在临死之前将儿子托付与山涛。向秀和嵇康关系最为密切，据说二人常在嵇康家门口柳荫下打铁，配合默契，自得其乐。向秀在嵇康死后被迫出仕，但却只做官不做事，以消极无为对抗司马氏。刘伶身材矮小，长相丑陋，却嗜酒如命，曾在出游时命仆人带一把锄头，以便醉死时就地掩埋，让人哭笑不得。刘伶可谓是当时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现实不满的典型代表，他以自残的方式对抗黑暗的现实，内心应当也是十分的无奈与痛苦。七贤中还有王戎、阮咸二人，位居次要，也许是古人爱用“三”和“七”这俩数组团的缘故吧，算是陪衬。王戎是名门琅琊王氏之后，其父亲王浑与阮籍是好友，但阮籍、王戎二人却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成为往年好友，史书记载王戎极其富有但又极度吝啬（下文将会提到）。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不遵礼法，受时人讥讽。阮咸虽未留下诗作，但却是音乐天才，精通音律，擅弹琵琶，他崇拜叔父阮籍，常跟随他游山玩水。竹林七贤们性情各异，甚至志趣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同样被竹林、美酒、清谈所吸引，他们整日逍遥于林间濮上，诗酒酣畅，琴啸相谐，谈玄论道，傲睨世俗，潇洒飘逸，过着诗一般的生活，他们纵情欢歌，竹林集会的这份清雅已经成为后世无尽向往的传奇。著名学者台静农就认为，何晏、王弼虽然是以倡导老庄（自然）为体，儒学（名教）为用理论的“玄学”大师，但他们的行为却没有表现出他们的新哲学思想。在行为上最能表现出老庄自然主义的，而是阮籍和嵇康。

    七贤们表面看似潇洒飘逸，狂诞不羁，内心却极度痛苦压抑。但是，嵇康、阮籍他们是真的怀疑名教，反对儒家思想吗？答案是否定的，嵇康、阮籍他们虽然有比较进步的政治思想，但他们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反对名教。鲁迅就认为，后人骂他二人毁坏礼教，其实是冤枉他们。魏晋时代，统治者崇奉礼教只不过是用以自利，偶然崇奉而已，实际上，曹操、司马懿等辈早已打破了君臣伦理关系。曹操借孔融发表不孝言论而杀之，司马懿因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而杀之，表面上看都和不孝有关，但实际则是为了稳定他们的皇位。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对礼教的利用和亵渎，。对于像阮籍、嵇康等真正的崇奉礼教的人而言，又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但这不过是想表明一种态度而已。至于他们的本心，一定是相信、支持礼教，把礼教当作宝贝的。还有一点，就是阮籍对母亲尽力尽孝，以及由阮籍反对自己的儿子阮浑加入竹林团队饮酒畅谈，以及嵇康给儿子做的《家诫》劝他做事要庸碌上，可以实证阮籍、嵇康并不是真正反对礼教，他们其实并不肯纵欲自肆，自甘堕落。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如此，他们是相信礼教到固执地步的人，他们其实很痛苦。思想决定行为，这与上文讲的阮籍的既是儒学世家，又反对礼教的矛盾是一致的。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一些任誕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都是被现实逼迫而出现的一种变态行为，其实内心是万分痛苦的。如阮籍常醉眠其邻家美少妇身边，而无轻浮之举。说明其虽终日“饮酒昏酣，遗落世事”，但依然遵守礼法，不做太过出格之事。另外一件事记载“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也充分说明其骨子里其实深怀仁爱之心，他超世俗的行为正好表露了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情感以及感性的性格，“饮酒昏酣“只不过是表象罢了。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  他们精神自由的翅膀虽然遭遇被剪灭的摧残，但他们确立的名士风流却永远激励着我们的心灵，千古不已，他们是魏晋风流的血骨。陈洪说“士人们的生活、个性和思想，莫不闪烁着对人生价值、意义和归宿的深刻反思，莫不体现着一种介于群体与个体、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热忱体悟，莫不透漏着令后人倾慕的痛苦而梦超脱、激烈而又冲淡、和平而臻雅致的绚烂诗意……其本质恰如月光澄澈纯净，又似霓虹七彩缤纷”。李泽厚说“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总藏寸着这种人生的惊恐、惧怕，情感实际是处于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起洒脱不凡，内心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一面。”

    公元265年， 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并于280年灭吴，统一了中国，但西晋是一个极其短促的统一王朝。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晋士人的心理变化，我们很有必要了解当时统治阶级的贪暴和奢侈程度。西晋王朝是代表士族大地主利益的腐朽政权，门阀专政的典型时期，就形成在这一时期。曹魏一代，继续采用九品中正制，久而久之，便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当时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祥、陈国何曾、颍川荀顗、荀勗、河东卫瓘、裴秀、太原王浑、王沈等等，要么是国之耆宿，特蒙优礼;要么曾经参与魏晋递嬗之际的秘策密谋，任掌机要，要么以联姻皇室，均为晋室爪牙虎臣。这些世家大族们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还疯狂敛财，拼命剥削人民，生活极度奢侈腐化。到了晋惠帝元康年间，政治混乱，社会上放荡恣情的风气，更进一步。如《晋书·王戎传》记载王戎“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财聚钱，不知纪极”；巜晋书·王渾传》记载王浑“时洛京地甚贵，济买地为马埒，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举不胜举。这些世家大族不仅拥有大量财产，而且都拥有众多奴婢，如王戎“家僮数百”、石崇有“蒼头八百余人”，更为可恶的是他们常随意杀戮这些奴婢。如王恺请客时，命女伎吹笛，因吹笛人小忘，便被打杀，而王恺却“颜色不变“；石崇聚会时，会让美女给客人敬酒，如果客人不不喝干净，就杀掉美女。其中有一次就因为一个客人坚决不饮酒，一次杀了三个行酒美女。这是何等的残暴和灭绝人性！统治阶级为了满足其奢华腐朽的生活，必然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卖官鬻爵更是常事，阶级鸿沟进一步加深，各种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由于受地方官吏和地主的剥削，加之天灾，产生大量流民，并不断爆发起义。惠帝司马衷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决裂，贵族间相同攻战，前后历经十六年之久，演成“八王之乱”。后又经历怀帝、愍帝在位的十年战乱，西晋终于在内忧外患相继发生的情况下灭亡。公元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它是西晋腐朽特权政治的继续，各种现实矛盾继续发展。由于北方混战，北方人口大量南徙，并带来进步的生产技术，使得南方经济有进一步发展。但在腐朽士族统治下，人民依然没有获得经济发展的利益。赋税徭役反而加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以孙恩为首的江南諸郡人民大起义，最终导致东晋灭亡。

      西晋时期，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客观环境的变化，士族们开始纵情享乐，附庸风雅，此时清谈玄理之风更为兴盛，但他们大多崇尚玄虚，已没有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多是无益空谈，早已远离了对世事的关怀，玄学刚兴起时的刚性也渐渐消失，在思辨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士族阶级一方面借老庄的任誕思想支持自己的不受约束的纵欲享乐生活；另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点缀风雅，炫耀才华，掩饰精神的空虚。

东晋时期，社会风气有所改变。由于佛教的传入渗透，人们的思想平和了许多。陶渊明便是这种情况的代表人物。

      四、魏晋风流在生活中的表现。魏晋士人自信风流、特立独行、清峻通达、任誕不羁、不拘礼法，他们追求不滞于物、崇尚自然、潇洒自由的生活。魏晋风度”的主要载体有服药、饮酒、长啸、清谈和服饰。服饰上，魏晋时期遗俗汉朝，由于各民族间战乱不断，各民族服饰也互相影响渗透，相互融合而变得丰富多彩。总体来说，男子喜穿大袖翩翩的衫子，力求宽松舒适、自然随意；女子服饰则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表现出优雅飘逸、繁华奢丽的风格。名士们穿衣更是随意，他们大都不修边幅，甚至坦胸露怀，不仅与高贵的身份不相符，而且仿佛也有辱斯文。王羲之就曾““袒腹东床”，足以彰显出了当时社会的穿衣风格。对士人来说，着巾子、穿宽衣，执麈尾、蹬木屐才是风流儒雅的体现，这不仅体现出了魏晋时期士人的豪放性格，而且也充分体现出了当时的文化风貌（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认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并非高逸的表现，而是吃药得缘故。魏晋士人吃一种叫“五石散”的药，吃完之后，必须“行散”，即走路运动，“行散”之后，全身发烧，接着发冷，但此时反而要以冷水浇身、少衣、冷食。由于皮肉发烧，故适合穿宽大衣服，连鞋也不方便穿而穿屐，其实他们心里也很苦）。在据说魏明帝还喜欢奇装异服，做了皇帝也不改，时常引起大臣的不满和劝谏。

      魏晋时期的风流程度从女性的地位也可见一斑。例如美男子潘安回家时，被已婚女粉丝们包围，并纷纷向他投掷无数鲜花。足以说明了魏晋时期男女平等。而未婚的姑娘也敢于当众向自己欣赏的男子表白，追求自己的幸福。再比如《晋书》记载："举措自若，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乱兵稍至，手杀数人，乃被虏。"其气度胆识非同一般，可谓"魏晋女性亦风流"。再比如将"私通"变为"偷香"的韩寿，和贾充的女儿私会被发现。贾充不仅没动怒，反而把女儿嫁给了他。如此高的包容度和开明，在整个封建时期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女性都如此开放，更不必说男性了，比如竹林七贤，比如隐逸诗、田园诗等等新生流派。在一篇又一篇脍炙人口的篇章中，描绘出的那种精致、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对于后世被困于封建礼制的人们来说就仿佛天堂一般，令人无比神往。魏晋名士们大多豪放率真，自信旷达、不滞于物、但又性情乖张，不拘礼节，放达不羁，常有荒诞行为发生，

一是服五石散，从而达到身体精神上的畅快和狂欢。这种行为其实是在损害身体的同时，达到精神肉体上的高度愉悦。吃药是从魏晋名士何宴开头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正始名士” 何宴、王弼、夏侯玄。

二是纵酒，典型如刘伶，喝完酒赤身裸体“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挥衣”；还有阮咸与猪共饮的故事，也是很有名的。其代表人物是“竹林名士”，以  嵇康、阮籍为代表。

三是长啸，代表人物是阮籍，最有名的就是他苏门长啸的故事。阮籍去苏门山上拜访当时的著名隐士孙登，他请教了很多问题孙登都没有回答，于是阮籍下山时就对着山上长啸一声“清韵响亮“。孙登在山上也对着山下长啸一声，“若鸾凤之音焉”，啸声十分的动听。

四是清谈，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名士们常常一起谈论老庄思想，坐而论道。也就是清谈，这在当时深受名士们的推崇。

五是服饰，魏晋服饰分为三个境界。一是严装，魏晋风度的初始境界。严装，也就是涂脂抹粉、华衣美服的意思。二是粗服乱头，魏晋风度的浪漫境界。粗服乱头，就是指不注重外表仪容，追求自由的极致。三是淡装，魏晋风度的玄远境界。淡装处于严装和粗服乱头之间，没有前者的雕琢感，也没有后者的刺激感，更加平淡自然，其代表人物有陶渊明。

  最後，酒和藥的產生發展也推進了「魏晉風度」的流行，當時上流社會流行服用「五石散」，這種藥會讓人意識麻痹，產生幻覺。

為了更好的散去服用「五石散」所產生的毒性，服用者常常會寬衣解帶，袒露身體。

魏晉時期，飲酒一直是社會上盛行的一項活動，這個時代賦予了酒灑脫不羈的含義，對於當時的社會名士來說，酒也是這個世界仅存的安慰。

      魏晋时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它的繁荣与昌盛是毋庸置疑的，可是繁华的背后却是极度的扭曲。过度的自由就意味着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封闭。这个时期那么多的思想家，文学家，可是却很难找出一个愿意投身于社会前进发展的人。当八王之乱的硝烟遍布大地，当五胡的铁骑踏破城门，这些代表着魏晋风度的士人却几乎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而是仍然活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之中。这正是由政治和经济的扭曲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的格局掌握在少部分人的手里，这必然导致严重贫富差距，穷人而富人却可以为了颜面一掷千金而毫不在乎。政治的扭曲则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在司马炎之前统治者走的都是高压残暴路线；而司马炎之后的统治者们是用钱财换权利和地位。前者让这些名士们绝望、走投无路；而后者，则让这些名士们幻灭，以自由奔放来发泄痛苦。

精神素养体现于外貌之中。自然美的追求也体现在了人物审美上，因而魏晋时代极其注重名士之相貌。在当时流行对人物进行譬喻性的比喻，用自然之物直接比拟人的外貌。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在对魏晋人物的品评中，名士们往往美玉般温润细腻，孤松般挺立卓绝，浮云般飘逸潇洒，自然之美与人物之美相辅相成，成为对魏晋人士品评他人的独特之处。

魏晋人士深情的精神气质与自然山水密切相关，人的感情与世间万物产生共鸣：自然中包含着对人事的悲叹，对生命的感慨，而人的内心对自然作出着悠长而深情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