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大词典》（第3版）主编朱绩崧： 用世界最好的词典渡过文明之海

英语，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语种；汉语，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英汉大词典》第1版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75年周恩来总理签批的文件，问世后被称为“远东最好”的词典；2025年，《英汉大词典》（第3版）出版，主编朱绩崧上周在接受长江日报《读+》周刊采访时说，想用世界最好的词典渡过这语言之海、文明之海。

中国文化、中国话语更多地进入《英汉大词典》

《英汉大词典》（第3版）朱绩崧 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5年8月，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1975］137号文件，正式下达了当时我国规划内的最大双语工具书的编纂任务。16年之后，任务完成。1991年《英汉大词典》出版发行，全书收词20万条，总字数约1500万，是我国第一部独立自主研编的大型英汉双语工具书，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等多个奖项，被誉为“远东最好、全世界较好的一种双语词典”，是联合国编译人员使用的主要英汉工具书。

2007年，《英汉大词典》出版第2版。201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与英汉大词典编纂处正式启动第3版编纂工作，第1版、第2版主编，我国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杰出教授陆谷孙先生，亲自交棒朱绩崧博士承担第3版主编工作。

陆谷孙先生曾经说过，编词典很枯燥，“词典编成以后不大会有人说你好的，人家都是来挑你的刺的。查词典的时候，某个词查到是应该的，查不到就要骂你了”。所以，编词典很难收获掌声。当年，他被任命为主编后，当场保证“三不”：不出国，不在外面写书、编书，不在外面兼课，全力以赴投入《英汉大词典》。这三点，他都做到了。

陆先生是英语大师，深知英语的长处：“英语可用的词汇据估计有40万左右，一般法语或者德语的词汇在20万左右……林语堂做了个统计，说英语里头有125种骂人撒谎的话。”他指出，汉语也在吸收英语的优点，“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过分”，这种常见句型就来自英语；“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这种强烈的时态意识也源于借鉴。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选择才有抉择。陆先生的学生们都听过他那句名言：“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他还经常吟诵杨绛先生《我们仨》中的一段话：“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历经10年，《英汉大词典》（第3版）完成。朱绩崧在前言里引用了“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他对媒体说，编纂《英汉大词典》（第3版）是一次爱国主义行动。他让中国文化、中国话语更多地进入了第3版词典，大量收录、更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经典、中国叙事相关的英语词条与例证：“官窑”（Guan ware）“二里头文化”（Erlitou）“敦煌学”（Dunhuangology）等作为新收词条加入；“小不忍则乱大谋”“见贤思齐”“礼之用，和为贵”等成语古文则以例句的形式收录其中；大量反映中国各领域发展成果的表述也进入了词典，比如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热词“耐心资本”。

与此同时，朱绩崧紧紧盯住世界，一大批反映全球科技、财经、新风尚的新词进入第3版词典：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生成式对抗网络）、Mediterranean diet（地中海饮食）、dopamine dressing（多巴胺穿搭）、omakase（无菜单料理）、agerasia（冻龄）、maker economy（创客经济）……

《英汉大词典》（第3版）新修订内容超过30%，条目增加5万，字数达到1800万。

关于“接棒”的几个说法

朱绩崧。

拿到《英汉大词典》（第3版）主编的接力棒之后，朱绩崧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陆谷孙先生为什么点名让你来负责？”他常常这样回答：“我没耐性，玩性足，身体也不算太好，就想在大学里混混。可能唯一的过人之处是很喜欢学习。”他甚至还说：“上了年纪的人，有时候做的决定不一定是绝对理性的。”

这回答未免“不严肃”。

在《英汉大词典》（第3版）前言里，他回忆过那个场景：“2014年初，正值农历新年，在他家的卧室兼词典编纂工作间里，陆老师告诉我，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在酝酿《英汉大词典》第3版。那时，我坐在他床头积灰的台式电脑前，他躺在衾枕横斜、吱嘎作响的大床上。他引用李尔王的话说：‘决心摆脱一切世务的牵萦/把责任交卸给年轻力壮之人。’我这位年逾古稀的导师点燃了一支烟，然后建议我参与《英汉大词典》第3版的工作。在接下来的沉默中，我们俩都抖起了腿——是有点焦虑呢，还是有点期待啊？”

师生之间温馨又有趣的一幕，但似乎还没回答那个问题——“为什么选择朱绩崧”？

还是看看陆谷孙先生自己对学生的评点吧：“我从1993年到现在，共带过11名博士研究生和8名硕士研究生……距我最近的一位，在完成博士学业之后，经过试教与人PK，留校任教。他从我这儿学去一样不太合乎时宜的东西，就是想做闲云野鹤，教好书的同时，读一辈子杂书，以助教或讲师终老，甚至给发配去当图书管理员，都无所谓。要他服从今日国内学术界横行的或显或潜的规则，他觉得有悖真正的学问之道。”

这个想做“闲云野鹤”的学生，就是朱绩崧。

在其他场合，陆谷孙表达过另一层意思——不会有持久的权威，不要对已经完成的《英汉大词典》沾沾自喜，《英汉大词典》作为一个旗舰产品要再往前走，需要一股能破坏的力量，朱绩崧可以给《英汉大词典》带来不同的东西。

朱绩崧确实带来了变革，不仅仅是修订了近30%的内容。

编纂团队大力拓展视野，除了参考书、新闻报道、文学作品等传统材料之外，在电影对白、科普博客、旅游指南、金融手册、烟盒警示、路标门牌等展现当今英语活力多姿的巨量素材中，广作采撷。有一次，朱绩崧本要扔掉一只装美国加州葡萄干的包装袋，突然看见袋子上的广告词、配料表，发现有好多处可以截取用作词汇例证，于是把袋子剪开、展平、拍下所有文本。

他推行“读者融入计划”，发动了来自各行各业、遍布世界各地的1万多位英语爱好者，提供各种新鲜语料，内容包罗万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植物学定名方面修订的cumin（枯茗，孜然芹）；社会文化现象中收录的cancel culture（取关文化、取消文化）；美国、加拿大特有的Amber Alert（安珀警报系统、安珀警报）等等，都源自志愿者在群内提供的线索。

他尝试将语料收录的时间上限，推至莎士比亚和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年代。当时，“早期现代英语”已广泛应用于民间。他想让读者意识到，英语不仅仅意味着托福、雅思，作为人类历史迄今唯一的全球通用语言，英语本质上意味着那些塑造了现代西方世界的人、事、物。

他力主让词典更具中国特色，努力展示汉语的多样性，抓紧记录英语世界如何真实感受中国的存在与影响，也反映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日益重要且富有建设性的角色。

为此，他不惜改变了陆谷孙先生的做法。陆先生不赞成“把汉英当成英汉”；而朱绩崧会主动寻找阅读汉语中的“新话”，然后去想如何用地道的英文来表达。

【访谈】

让词语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更紧密

读+：《英汉大词典》当年被誉为“远东最好、全世界较好”的一部词典，其优势何在？第3版如何保持水准乃至更进一步？

朱绩崧：所谓“远东最好、全世界较好”，当时的意思就是收词量超过了梁实秋先生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词典》。今天，说《英汉大词典》是“世界最好”的英汉词典，可能也不会太夸张，不仅因为它一直在缓慢更新，也因为专业做英汉词典的机构，据我所知，全世界可能只剩下我们这家英汉大词典编纂处了。

第3版的实践和我的设想，还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用积极的心态看，新版至少朝变革迈出了步伐。我在团队内部也反复申说：编纂这一版是一次大练兵，给骄兵悍将敲敲警钟，要枕戈待旦起来了。

我乐见的变革，不再单求一个收词量大。今天那么多技术成熟的搜索引擎，还有人工智能工具，要比收词量，纸质词典胜算渺茫。当然，新词新义还是该择要收录。

我的重点是推动“文献取例”，让词语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更紧密。文献的来源，不但有报刊和英语国家编的词典，还有虚构与非虚构的畅销书、百科全书、街头广告、流行歌曲、零食包装等等。这项工作耗时费力，可一旦做好，《英汉大词典》就可以“封神”了。这是我作为一名长年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最大的心愿。

现在的例句，按我的标准，一是数量不够，二是来源不明，这是历史局限性，得慢慢改。这就涉及人才问题了。

从编纂队伍结构来看，第1版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可以脱产、半脱产，调集高等教育体系内的资源来完成；十几年后的第2版已经不可能延续这种做法，于是主要力量就来自主编的工作单位——复旦大学英文系；又过了十几年，到了第3版，大学已然完全指望不上，要靠英汉大词典编纂处全职的专业编辑们和五洲四海广大的志愿者群体。这反映了学术风向无情的变化。从积极方面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能有一定深度地认识英语及其文化、有一定经济基础乐意为《英汉大词典》“义务劳动”的中国读书人，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越来越多，早就不局限在高校里了，这是大喜事。近十年来，志愿者团队的青年才俊几乎每天都使用和浏览海外英语报刊的应用程序和网站，精选新闻，摘要、翻译。他们的工作成果经过微调，已收入这部《英汉大词典》。

现在志愿者提供的语料，数量很大、涉及门类很多，倒逼专业编辑提升处理效率，这需要强大的专业编辑队伍。总的来说，能深透理解英语书刊原文的高手还是太少，英语汉语素质过硬、对百科知识兴趣浓厚的人才，至今还是不太容易觅得。

《英汉大词典》目前一是要防盗版，二是要寻找一时难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发展方向。这两点是“保持水准”的关键，但都很有难度，对编纂工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再好的词典也要面对人工智能

读+：现在，智能设备和人工智能越来越便捷发达，词典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率在降低，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朱绩崧：纸质词典是否过时？许多熟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从小到大，我的老师们反复强调可靠的纸质词典是多么重要。相比之下，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系统有一项致命弱点：一旦无电，便失智能。此外，人工智能素有“反复无常”的恶名，其答案并不总是那么准确可靠。

不过，身处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中段，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老师们的观点，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语言资源的高速数字化，已经彻底变革了“现代智人”搜寻采集信息的方式。

互联网普及之前，词典对勤学者而言，实在是不可或缺的。可如今，编纂者还抱着墨水纸张的老一套不松手，那词典必将走上一条遭世人遗忘的不归路。看看全球各地的图书市场，就能发现，唯一的出路就是数字化。在电子搭配数字的领域内，词典的潜力可以充分挖掘。编纂者不仅要获取尽可能多的可靠语言数据，而且要设计更多的方法，将数据迅速转化为对用户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的第3版已经开发出了应用程序，且每年迭代多次，这让我的编辑工作，尤其是数据检索轻松不少。但是该应用程序目前仍在内测，只能为少数内部人员提供相对顺畅的服务。在此，让我们共同祈愿，祝福成熟的商业版本尽快出炉。

读+：您设想过《英汉大词典》第4版么？那会是什么样子？

朱绩崧：其实，畅想在第3版开始之前，就做过很多。抚卷追昔，只能说实现了一小部分，颇多遗憾。如今，我独自面对装帧精美的第3版时，看到更多的是内容的不足，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啊！但乐观点儿说，剩下的可以在未来实现。如果还出纸质版，十八年一次，太漫长了，能五年一次就太好了——这还得考虑出版社的经济能力，我说了不算。

前不久我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至今思渡海，不敢对诸桥。”“渡海”双关，指文明之间跨越重洋的对话，也指日本作家三浦紫苑长篇小说《编舟记》里耗时十五年编写的那部辞书《大渡海》；“诸桥”也是双关，指跨海大桥般雄伟的历代工具书名作，也指一位姓诸桥的日本汉学家，他编的《大汉和辞典》被国际汉学界奉为圭臬。

我的理想是，接下来的编纂工作，一叶扁舟是无法横渡沧海的，要编也得来一艘“忒修斯之船”，一个个词条，就像一块块木板，该换的换，该加的加，若干年后，面貌一新，如此方能不逊英美，无愧前贤。有朝一日，《英汉大词典》能像《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官方网站那样，发展成一部在线词典，体现语言历史演化，带有百科全书的部分功能。今时今日，尚只能停留在“寤寐思服”的阶段，但我着实希望能从曩昔的文本中，摘录更多内容，充实《英汉大词典》。英语世界有多种文化，交织成一张巨网。此网纵横数百年，而英语正在网的中心。要明白英语及其孕育的文化何以呈现今朝的样貌，就不能不了解这门语言以及这些文化的历史。这段历史有辉煌，也有阴暗。

成熟的双语学习必然是“英汉互搏”

读+：第3版收录的新词，是先发现英语里有“新话”，然后再去寻找汉译？还是汉语里有“新话”，为此去寻找英译？如果后者居多，那么是不是陆先生不赞成的“把汉英当成英汉”？

朱绩崧：阅读英文，看到“新话”，那就记下来，当线索，找语料，看英美词典、百科全书具体收录情况，我们再处理。这是编纂英汉词典的常规操作，《英汉大词典》前两版应该都是这么做的。我在第3版里，明确了一点，那就是阅读汉语，看到“新话”，也要去想地道的英文该怎么表达。这就是“汉英思维”。

先师陆谷孙先生多次说过，“把汉英当成英汉”是不妥的，汉英词典要另外编。恕我另有思路：翻译中，经常说英语和汉语要对等，要平衡，那既然平衡了，对等了，就该来去自由啊。凭什么只能去，不能来呢？

举个日常的例子，上海的男厕所小便池上，经常贴着一句话：“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我在英语世界看到他们贴的双关妙语：We aim to please.You aim too please（我们为您提供方便，请您也瞄准了再方便）。这样的句子，收录在aim这个词条里，不是很好嘛，体现了aim加to do的用法，也体现了aim当不及物动词的用法。保证英语地道就行，这是压倒一切的原则。成熟的双语学习者，思维必然是经常英汉“互搏”的，而不是周一只考虑怎么汉译英，周二才思量如何英译汉。我更关注学习的初心，而不是守护编纂的旧法。现在词典用的人少了，纸质词典用的人更少，而国人自己编纂的纸质词典用的人大概少之又少。与其温水煮蛙，坐以待毙，不如奋起创新，再图中兴。

只要社会发展得够快，新词就会涌现。英语国家是西方世界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源，英语新词数百年间一直增长迅猛，势头至今不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日新月异，教育普及，文化繁荣，再加上互联网、社交媒体影响，新词也多了。所以，我力主《英汉大词典》要做大做强“中国”相关内容，这样在整个英语词典的门类里，不但我们创立了这项特色，而且“中国”的分量也得以壮大。指望牛津、朗文、梅利亚姆－韦伯斯特这些英美词典品牌来做这项工作，不大可能。

读+：“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您如何理解这句话？在第3版词典中，又是如何践行、体现这句话？

朱绩崧：大道理，无不是知易行难的。如今，外国语可能研究起来很容易，论文、专著出了一堆又一堆，但学习起来的困难，并没有减少太多，不背还是忘，不读还是盲。现在AI铺天盖地，人还要不要学习，都要打上问号。可我这样在基层吃外语饭的，除了拿耐心资本终身投入，恐怕别无出路。要说后半句，我就想起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的一段话：“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这段话，先师陆先生晚年常常向我转述。也正是这段话，让我在从事《英汉大词典》第3版工作时，极力主张要加入“中国”这项文化元素。

“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这两句话里，还都出现了一个“好”字。怎么算“好”呢？我也说不好，我借用两段话。一段是杜甫名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还有一段是钱锺书先生说的：“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别人我不清楚；我只看自己，绝不敢说是做“好”了，哪怕局部做“好”了，我都不敢说。但我坚信，我要做的“好”里，一定有“耐得寂寞、守住良知”这两层意思。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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