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 霸气侧漏！他才是民国学术界的“一哥”
一九五0年十二月二十日晚六时十分，台北南海路五十四号，省议会大厅。
会场之外风雨欲来，会场之内一片混乱。
就在刚刚，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议坛之上完成了对来自国会议员郭国基关于台大经费以及入学标准等问题诸多质疑的答辩。郭国基在政坛有“小钢炮”之称，素以嘴大敢言毫不留情出名，而脾气火爆的傅斯年则早有“傅大炮”之诨名，两尊大炮对垒，情景可想而知，双方自是箭拨弩张，唇枪舌战，针锋相对而毫不相让。
就在傅斯年答辩完毕走下发言台的那一瞬间，素有痼疾的他终于没有抵挡住血压的猛烈上升，一个踉跄，仆倒在上前搀扶他的省教育厅厅长陈雪屏的身上昏迷过去。
傅斯年被确诊为脑溢血，只能在议场内展开紧急抢救。时任“行政院长”的陈诚以及“总统府”秘书长的王世杰闻讯赶来，相继赶来的还有何应钦、罗家伦、朱家骅、董作宾、李济等三十多位台湾党政和学界的知名人士。大家围在傅斯年的周围，期冀着这个在他们眼中坚强血性甚至有些跋扈的男人能够苏醒过来。
但是事与愿违，至晚上十一时二十分，等来的是终告不治的噩耗。那一刻，整个台北大雨滂沱，天人共泣。一代国士就这样离奇逝去，台湾学术界的精神支柱瞬间轰然崩塌。
这一年，傅斯年只有五十五岁。
嫉恶如仇真豪杰：不服？就来决斗啊！
傅斯年1896年生于山东聊城，果然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缘故，他不仅继承了山东大汉身广体宽的体型，一扫中国传统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形象，也继承了山东好汉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豪迈性格。
傅斯年生性好斗，在北大时就常与人“决斗”，他身材魁梧，拥有着小山包一样的身躯，在体重和力量上绝不吃亏，更重要的是在勇气和气势上更是冠压群雄。他曾得意地总结出一套自己打架取胜的秘诀，自称：“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足以压倒一切！”他的好友罗家伦就曾反复劝他“不要做一只好斗的蟋蟀，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然而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你让他面对看不惯的人和事时保持缄默，或者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或者做把头埋进沙堆自保的鸵鸟，那还真是勉为其难，生不如死！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傅斯年早已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持强斗狠，争一口气上。他的嫉恶如仇和仗义执言更多地是源自他骨子里一往无前的正义感和责任感。蒋介石退守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一起共餐，商议国事。在蒋介石面前，其他文武百官哪敢造次？唯有这个“傅大炮”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嘴里叼着烟斗，对着蒋介石指手画脚。而蒋始终微笑倾听，毫不为忤。
早在四十年代，蒋介石就多次邀请傅斯年出山，进入政府任职。然而傅斯年主张知识精英应参政而不从政，所以他只做参政员，决不做官员。他在给蒋介石的回信中写道：“斯年实愚戆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他这样做，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是出于智者理性的选择。任何一个事物，只有站在其外，离得远一点，方可看的清楚，认的明白，这大概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
傅斯年平生最痛恨中饱私囊的贪官，主张要打就打“大老虎”！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经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揭发其舞弊行为。政府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证据，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而在1945年6月，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转过年来，傅斯年就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灰溜溜地辞职了。
傅斯年一人单挑两任行政院长，而他们一个是蒋介石的连襟，一个是蒋介石的小舅子，面对“皇亲国戚”依然面不改色，毫不手软，着实令人钦佩。
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党，也曾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他们说情。但在饭桌之上，傅斯年扔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此言一出，蒋介石也无言以对。
这就是刚直不阿的傅斯年，这就是铁骨铮铮的傅大炮！
不以空论真学者：没文凭，一样成大师
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国学底蕴深厚的傅斯年便受到师生们的极力推崇，甚至有人称他是“孔子以后第一人”、“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坊间有这样一则趣谈：甲问乙是中文系哪班，乙若回答是傅斯年那班，彼此肯定是会心一笑，这其中苦笑意味更浓，因为有了傅斯年这位千年第一狠狠压着，别人若想翻身，真是难上加难。以至于后来成为傅斯年大舅子的俞大维匆忙中弃学文史而改选理科，他给出的理由竟是：“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五四运动之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生，留学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1923年又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在欧洲的七年留学生涯中，他抱定了“不为学位”的宗旨，只是为了开阔自己的眼界，文理兼修涉猎更多的知识。所以，尽管他连一个硕士学位都没拿到，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不佩服他的博学多才。
傅斯年归国之后去了广东中山大学任副院长，兼中国文学和历史系主任，创办了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二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立志以文化、科学、教育救国。他有着强烈的学术心和责任感，他以史语所为基础，为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很大贡献，更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不乏日后成为大师级的重量人物。
傅斯年最厌烦整日空谈之辈，对于学术上的花架子也深恶痛绝。他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理念，远离故纸堆，发掘新材料。而他本人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给身边共事的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他主持对明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对安阳殷墟的挖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扩张新材料。他篡改了唐人白居易《长恨歌》里的一句诗“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则成了他的行动方针和至理名言。
史语所的成功，史料学派的崛起，毫无疑问是依仗于傅斯年的用心经营。他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的独树一帜，更是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有人说，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
这一评价，并不过分。
肝胆相照真朋友：他和胡适是托妻献子的交情
傅斯年的炮仗脾气和直爽性格得罪了不少人，但是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在他身边，团结了一批杰出的学者专家，而他与胡适、陈寅恪、李济等人的友谊，一直被传为学者之谊的典范佳话。
胡适与傅斯年的关系亦师亦友。当初，年轻的胡适到北京大学的哲学系任教授，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与老先生不同，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学生想联合起来赶走胡适。后来本不是哲学系的傅斯年听了几次胡适的课，觉得非常满意，于是他对反胡的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由于傅斯年平时在学生中颇具威信，他的这一席话，算是给胡适解了围，也将这场风波平息了下去，而机缘巧合，他也由此成了胡适的学生。
此后，傅斯年与胡适多有来往，经常一起切磋交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适与傅斯年，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都在不同战场为国家和民族积极奋战。他们之间也经常互通信息，互相鼓励和支持。
1949年春，胡适准备赴美，但苦于家眷无人照应，顿生后顾之忧，拟将她们送回老家绩溪。傅斯年当即表示，胡适可以把家人交给他带到台湾大学。并向胡适承诺：“局势如何演变，我不敢预言，但我会尽力照顾胡太太，吃不饱大家喝稀饭。”结果胡适真的把太太和孩子交给傅斯年“托管”了。这段“托妻献子”的交情足见两个君子之间的坦荡与信任。
傅斯年对待自己认定的朋友从来都是肝胆相照两肋插刀，遇到身处困境的朋友总要设法接济，颇具侠义风范。比如抗战时期在昆明时，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空袭，天天要“跑警报”而陈寅恪住在史语所的宿舍里，由于眼疾，行动不便，每次警报响起众人逃避的时候，傅斯年都会逆人流而上，先气喘吁吁地跑到位于宿舍三楼陈寅恪的家里，把他小心翼翼地搀扶到防空洞中，这才算安下心来。
后来，陈寅恪的家道陷入困境，入不敷出，每次向傅斯年发信求助，都会得到圆满的资助。但是傅斯年自己的家庭其实也早已处于艰难维持中，除了微薄的收入外，还要靠熬夜写稿赚点稿费来换取买一条过冬棉裤的钱。
随着国共两党的干戈相对，这对患难与共的朋友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遥相对而不能夜雨对床再度聚首了。
临危不惧真英雄：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傅斯年外号“傅大炮”，缘于他的刚正方直，仗义果敢。他的眼中不揉沙子，做起事来坚持原则决不妥协，而且有担当，敢作为。
傅斯年办事雷厉风行，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代理校长从敌伪手中接管北京大学，第一件事就是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绝不录用伪北京大学时期的教职员工。此令一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些在日本占领时期任职的教职人员四处活动，联合罢课，还向当时主管北平的李宗仁请愿，采取了多种方式向傅斯年施压。但是傅斯年毫不妥协，不为所动。坚持教师要为人师表，应该先正己再正人，做到“正是非，辨忠奸”，足见其高洁的名族气节。
解放战争之后，傅斯年追随国民党退守台湾，临危受命接手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一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风雨飘摇，南渡人员与当地土著的社会矛盾尖锐，前身作为日治时期帝国大学的台大更是一团乱麻。傅斯年决心知难而上，要将台大脱胎换骨，要将北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带入台湾。
决心易下，但操作起来殊为不易，改造一所旧大学远比建设一所新大学要难。傅斯年锐意改革，第一要务就是整顿人事，只看能力，不看背景，凡是不合格的教员一律解聘，对于那些高官要员举荐的亲友之流，更是闭门羹伺候。此后两年里，他广请名师、增建校舍、购买图书、奖励研究，奠定了台湾学术根基及自由思想。正是在他的推动下，台湾大学步入了一流大学的行列。
傅斯年的真性情，更流露在对学子们的殷殷之情。1949年4月6日台大和师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以捉拿共产党为由缉捕学生，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而进入台大校园高度不满，亲自找到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这一句话，铿锵有力，让全台大的学生们从此心有所属。
傅斯年对台湾大学大刀阔斧的改造以及我行我素的作风，赢得了大众的心，同时也必然触及到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得罪了不少权贵，也受到外间的非议和攻击。更重要的是时局的动荡，社会的不稳定，常常让傅斯年有力所不逮，“往火坑里跳”的感叹，并发出“恐我的命要断送在台大了”的不详之声。
于是就有了开篇那一幕，台湾土著议员郭国基公开向傅斯年开炮，凭借空穴来风的消息质疑台大经费问题以及招生尺度问题，惹的脾气火爆的傅斯年气血上涌，倒在了议坛之下，一语成谶。
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可谓哀荣至极。
今天的台大校园里，傅斯年已成为这所高校的精神象征。在台大行政楼前，矗立着为纪念他而铸造的“傅钟”。每当上下课之时，都要鸣响二十一声，回响中荡漾着傅斯年的告诫：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是真名士自风流”，傅斯年用自己的一生阐述了这一句话的深刻涵义。人活天地间，为什么要读书？不是为了那书中的颜如玉和千钟粟。也不是了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读书人要有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道义和理想，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但或许是真的太艰深了吧，直到今天，能做到如此的，也没有寥寥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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