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要签字决定父亲的生命时，所有读过的书都变得微不足道”

亲人离世是我们每个人终将面对的人生课题，可我们很少去谈论这件事，习惯于在外人面前将恐惧和痛苦藏起来。
 

作家宁不远在父亲去世后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写父亲》。她说：“如果不把我真实的父亲写出来，我无法进行任何其他的书写。我必须通过书写来清空，通过书写来试图填满。只有把这一切都经过了，才能开始点别的什么。”
 

写下来，失去至亲的痛苦大概也不会消散，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这样郑重的告别。写父亲，不仅是为了记住，也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活着。

本文摘选自《写父亲》，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因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把担心的事情说出来，或许它就不会真实发生了

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昨天夜里因为突发心梗住进了西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CCU病房。母亲的声音短促，听得出来，打电话是经过长时间挣扎之后的一个决定。
 

她说，蝴蝶，你爸这次怕是有点恼火。我说，妈你别着急。她说能不急吗，这回比上回严重得多。

我挂下电话赶紧在网上搜索了“CCU”的意思，“CCU是心内科的重症监护室，有专门的护士照顾每个病人，针对重症冠心病而设立”。在这之前我只知道ICU。

马上输入下一个问题：ICU和CCU哪个更严重？最多的回答是没有哪个更严重之分，只有一个网页有句话：一般来说，ICU里的病人更严重些。我将这个网页截图保存了下来，像保存隐秘的护身符。

我给弟弟小喜打电话。

他家和我家只隔着一条马路，我们原本约好中午一起吃午餐的，接近中午十二点，孩子们都在我家里玩儿，他在他家里炖好了一锅汤准备端过来。通话的过程里，我看见他正把车停在我家门外的小区空地上，他比我早一些接到母亲电话。

他还是把炖好的汤带过来了，雪豆炖猪蹄。汤还很热，我们胡乱喝了两口。孩子们围拢过来，看着我们喝汤，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说，外公（爷爷）生病了，我们回老家看看就回来。孩子们安静下来，没有再问什么。

从成都开车回西昌的路程是四百六十公里。几年前全线通上了高速，开车才成为我们回家的首选。在更早的时候，我们选择坐火车，成昆铁路。

从老家米易上车经过西昌来到成都，十五个小时。

父亲就是在我十八岁那年坐火车把我送到成都上大学的。

父亲进入CCU之前几个月，我开始写一部计划了一年多的小说，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喜欢与动物打交道，在客厅养熊，与周围的人事疏离，后来离家出走的男人。

在小说的开头，我用倒叙的手法“安排”了这个男人的死。这个男人因为癌症死在无人照护的病床上。叙述者是这个男人的女儿，第一人称的口吻。

动笔之前，我给一位编辑朋友讲述我的写作计划，并告诉他我的隐忧：父亲今年身体出了一点状况，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我还是会有顾虑。

那位朋友说，如果你有这个顾虑，就换个写法。我说我找不到更好的写法，而且小说中的“我”并不是现实中的我，小说中的我没有小孩。再说了，我真实的父亲不会离家出走，他也不会养熊。

编辑朋友说，那你写吧。

我不是要编辑给我提供心理上的支持，而是保有这样的信念：只要把担心的事说出来，它就不会真实发生了。

我已经写了一万五千字。望着车窗外成都平原上飞驰而过的树木，我对自己说，已经说出来过，不会发生的。但是也忍不住想：如果父亲这次真的走了，我将永远不会再打开那部小说文档。

 02 当我要签字决定父亲的生命，所有读过的书都变得微不足道

小喜在远处医生值班室探出头，示意我过去。我走过去，医生对我和小喜说，父亲现在的状况不容乐观。

医生拿出一叠材料，一一询问我们，并要求签字，诸如：在紧急情况下是否同意插管，是否同意使用心脏起搏器等医疗干预手段等。

这些内容原本应该在父亲入院后就由母亲签字的，她拒绝了，她说她不懂，要等到孩子们来了再签。我们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也不想考虑，迅速签字，同意用一切手段让父亲活下来。

我之前读过不少关于医疗处置的书，其中印象深刻的是阿图·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

书中提到，有很多医生和有识之士都建议对老年危重病人采取“姑息治疗”，也就是在明知抢救意义不大的情况下，以病人自己的身体感受为重，医疗手段的目的不是维持生命，而是减少痛苦。

但是，当真实的选择摆在面前，当我签字要决定的是父亲的生命的时候，所有读过的书都变得微不足道。

然后我跟自己说，这只是一份医疗处置过程中的流程化的文件，每个住进CCU的病人家属都需要面对。
 

护士又催我们离开，一再强调病人需要休息。从明天起，每天只能来探望两次，每次一个人。
 

夜里十一点，小勇开车回米易，母亲和我还有小喜留在西昌的酒店里。母亲也终于在房间里睡着了，她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此刻鼾声传来。我躺在她身边读一本书，《现代性及其不满》，早上临出门时顺手抓的，想着读这类书比较容易犯困。但此刻我一点儿也不困，眼睛在跟着字往下走，什么也进不到心里。

电话响了，我以为是父亲，显示是来自西昌的座机号码，心开始发紧。电话接通，果然是医院打来的。我划过接听键，闭上眼睛小声说，喂。

“张洪才家属吗？请你马上来医院一趟，病人这会儿很狂躁，不好好睡觉，乱动，不听我们的，你们安抚一下。”

我和小喜赶到医院。医生特许我俩进入病房。父亲在呻吟，嘴里咕噜咕噜说着什么，见到我和小喜，他停止发出那种声音，突然变得很委屈，用一种类似哭腔的声音说，太不舒服了，你们去喊医生打一针止痛的我就不乱动，我就睡觉。

一旁的医生说，不久前才打过一针吗啡，现在不能打。我伸出手握父亲的手，他这次不愿意再回应我。我把白天说过的话再说了一遍，不断跟他说问题不大。

还能说什么呢？“听医生的话”这样的话对父亲不起什么作用，他反感病房里的一切。我跟他说，情况正在好转，你只要做到不乱动，一切就会好起来，有哪儿不舒服，你就跟医生说。

父亲闭上眼长叹一声说，哪儿都不舒服。过一会儿他又补一句，你们走嘛，我不乱动。

 03 父亲第一次要我帮他做事，是请求我让他少些痛苦

半夜回到酒店睡下，凌晨四点，电话又一次响起，这次是父亲。

他要求我给医生打电话，请我要求医生给他再打一针吗啡，他说两小时前医生已经又给他打过一针，那个东西有用，再打一针他就能好好睡一觉。他说刚才已经睡了一觉，再打一针就可以睡到天亮了。

他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我，要我帮他做一件他希望我做的事，请求我，让他少些痛苦。

他一定试过了各种可能，他先是忍着不舒服，实在忍受不下去时叫来护士，在护士不理会他的请求后，想办法叫来医生，他用他自己感觉很不舒服的语气请求医生，他现在想好好睡一觉，但是没有人同意再给他一针吗啡。
 

最后，在这些他平常根本不愿意做的事都做过之后，他才会想到给女儿打电话。不，他起先给儿子小喜打过电话，但是小喜已经睡着了，女儿成了他无法忍受的漫漫长夜里，最后一种他不得不面对的可能。

挂了父亲的电话，我给医生打电话。

医生说，父亲的身体已经很虚弱，针打多了太危险，今晚不能再打了。医生还说，你不要再给你爸打电话，他打电话你也不要接，他话说多了对身体也不好。

我还是又给父亲打了电话，我跟他说，爸你别说话，你就听我说，你再坚持一下，医生觉得可以再打的时候就会来打的，你好好休息。父亲不再说什么，但也不挂电话，电话那头是他的呼吸。
 

我说，我挂电话了啊，他不回答。我握着手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沉默了一段时间，电话被他挂了。

我像一个做错了事还不承认的人，将整个身体瘫软在酒店的白床单上。

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越来越多，天光渐渐亮起来。抬眼从窗户往外看，远处大凉山山脉隐约可见。风声渐渐大了，好像要下一场暴雨，隐约的雷声夹杂着风声人声鸟叫声和偶尔的喇叭声。

我渴望这一切把我淹没。

 04 我难以面对父亲的衰弱和我的无力

天大亮了，暴雨只下到山上，没有往西昌城里来。

小勇从米易赶过来，准备接母亲回米易。这是我们商量的结果，母亲在酒店里待着意义不大，全家人要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

母亲随小勇离开前，建议我们去几十公里外的灵山寺烧香许愿。我听说过那个寺庙，有不少成都人大老远专程跑来烧香拜佛。

春天的灵山还有一丝寒冷，在绿得发黑的树木中偶尔有一些新鲜的枝叶伸展出来，近处路边的桃花在使劲儿开着。我们的车开到山脚下的游客中心就不能再前进了，只能搭乘景区的摆渡班车。

此刻已经是中午十二点，我提议在游客中心吃完饭走路上山，反正回西昌也做不了什么，我半开玩笑跟小喜说，走路上山心更诚，才会灵。

自从说了这句话，我们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往“心更诚，才会灵”那个方向去了。

来到一家素餐厅，上菜的时候我跟小喜说，父亲这次如果康复了，我要吃素三个月，不，从今天，这顿饭开始，我就再也不吃荤了。

遇到卖香火的当地老太太，赶紧买，她拿出什么我们就买什么。进了寺庙，十几个大殿，每一处都得拜，我心里想，要是错过一处，父亲可能就不会好起来。心更诚，才会灵。

我意识到，我们在为了做点什么才做什么。做点什么，造成一种我们参与其中、有所行动的错觉。不是在干等一个对父亲命运的判决，这让我们好受一点。

父亲就在几米之外，我多想进去看看他。我突然想试试用自己的脸去让门禁识别一下，这个想法是多么荒唐，但我真的就去试了。我摘下口罩把自己的脸对准门禁，叮，电子屏幕上出现了“心内科×××”的识别结果，门一下子弹开了。

我现在回想当时这一幕还是会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就想着去做这件不可能成功的事呢，怎么就成功了呢？是机器出了问题，还是有位医生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医院里需要人脸识别的门为我打开了，如果非要在我的生命里挑出几个神迹时刻，这就算是一个了。

父亲躺在那里，他已经戴上了氧气面罩，身子似乎又小了一圈，我每次走进病房都感觉他的身子又小了一圈。他的血氧饱和度时高时低，他的氧气面罩有时候会往下掉，我帮他往上拉。

如果我不拉，他自己就不拉，但每一次我伸出手去拉，他都会把自己的手也放上去。他一生都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

从病房出来，一种抛弃父亲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你怎么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这句追问将伴随我很长的时间，此刻我坐在电脑前写下这些的时候，还是这样想。

我怎么能把父亲一个人留在那张冰冷的病床上，我为什么每次离开那间挤满病人的CCU，在不舍的同时，还会有一丝轻松和解脱？我难以面对父亲的衰弱和我的无能为力。

我讨厌医生说出那句，家属快出去，病人需要休息。但又在听到那句话之后想，终于，可以出去了。

 05 对父亲葬礼上繁琐的仪式，我充满了感激

从抢救室出来之后，他们又给父亲实施过一次人工抢救。父亲的眉头不再紧锁，他的脸看上去有点陌生。那些仪器连通着父亲的身体，发出各种声音，有一种错觉，好像所有声音都是由父亲的身体发出的，但是那具身体又那么无辜。

医生说，父亲现在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了，如果我们说可以放弃抢救，他们就会取下所有设备。

“他现在还在呼吸对吧？”

“他在仪器的帮助下呼吸。”

“我现在喊他，他能听见吧？”

“听不见。”

“他还有知觉吧？”

“他只是在仪器的帮助下维持生命。”

我跟医生说，你再救救他啊。医生说，好，你们出去。说完她转过身在父亲胸前用力按压起来。

我和小喜退回到CCU两道门之间的过道。我原地蹲了下来，把头埋在两个膝盖之间，过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已经坐在地上了。

小喜站在窗户前望着外面的街道和楼房，他的肩膀在抖动，我顺着他的方向望出去，几棵红椿树刚发了新芽。

几分钟后，那个满头大汗的医生走了过来，她说，如果你们还不想放弃，我们就继续抢救，但是她说的时候一直在摇头。我知道只能结束了，我顺着她摇头的动作跟着也摇起头来。

医生回到病床，取下了所有仪器和设备。然后再一次走到门口说，家属可以进来了。

父亲胸膛处的衬衣纽扣敞开着，他的皮肤还有温热，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我帮他把扣子一粒一粒扣上，还没扣完我就滑到了地上，又起身，跪下来。

悲伤是在后来才慢慢到来的。在猝然的死亡面前，人大概会启动情感上的应激保护机制，也可能在那些忙碌和仪式里，无暇顾及心痛。忙就是亡心，就是忘了。
 

事后回想，我对父亲离开后那两天繁琐的仪式充满了感激。

母亲的心碎发生在父亲下葬后第三天。

是真正的心碎，此前我从未认真想过这两个字，心碎，母亲的心碎了。

那天人群早已散去，孩子们随爸爸回到成都，小喜因差飞往日本，小勇赶回了另一个村庄自己家（他是上门女婿）。只有奶奶，一位负责照顾奶奶的表姐，以及我和母亲。我原计划也是这两天就离开。

这天一大早，母亲翻出礼薄一个一个看，她需要记住每一个来吊唁的人留下的礼金数额，以便日后回礼。

我在一旁和奶奶剥豌豆，我们准备午饭吃豌豆稀饭，母亲这几天没吃什么东西。

我和母亲坐得近，我需要随时帮她念出礼簿上的人名，那些名字她大部分都不认识。每当我念出一个她就恍然大悟的样子，然后把我说出的数字重复一遍。

有些人名就连她也记不太清楚了，奶奶会说一些特点来提醒她。她没印象的，奶奶大都记得。

奶奶说，小桥宝也来了啊，她现在是个嫌疑犯，警察在抓她。她开赌场被人告了。赌场么，一天抽成一千六七百的样子，赚的是危险钱。我们村那个谢定海不是还去给她当保安吗，一天一百元工资。

母亲说，妈，你记错了，前年的事，罚款早就交了。

我又念了些名字，奶奶继续补充，慢慢地母亲不怎么插话了，突然念到一个名字的时候，母亲整个人僵在了那里。我看见她拿着红色礼簿的手在发抖，她的嘴巴也在发抖，汗水从她额头冒出来。

我问她，妈你没事吧？她不回答我，还是僵着，她眼睛望向大门外，眼神静止。门外有一辆摩托车疾驰而过。

我念到的那个人没什么特别的，不是因为那个人，就只是这么一个又一个地念，一段又一段地回忆，母亲的悲伤在她体内不断累积，到了某个点，她再也承担不起了。
 

她脸色惨白，试图从沙发上站起来。弯腰起势的瞬间，她又坐回了沙发里，整个身体僵持着，仿佛她的意识在用力跟上什么，又怎么也跟不上。

有那么一会儿，她似乎就要大哭起来，但最终还是没有哭出来，原来能哭是好事。

现在她面临的是一场彻底的崩溃，没有哭声来拯救她了。她的体内淤积了太多单纯的痛苦，以至于她的整张脸在慢慢扭曲。没有哭声。

过了很久，她才从那种僵着的状态中回到现实。她起身了，同时说，我要去睡一觉。

那天她上楼回到她和父亲的房间之后再也没出来。到了晚上我在门口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她在里面说，不吃，哎呀，啥子都不想吃。

她的声音听起来虚弱无力，且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们无法共同承担痛苦，这感觉简直让我绝望。

母亲在第二天临近中午的时候终于出门了。她端着一个大纸箱站在门口，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我说。她说，纸箱里的东西都是你爸的，我们今晚带去他坟前烧掉。

她那个说话的样子，让我感觉她整个人生已经垮塌了。比起父亲下葬那天的恸哭，她已经完全屈服于痛苦。

我接过箱子的同时，母亲在卧室外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蝴蝶，她说，你也坐。

我搬来板凳坐在她身边，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有一件事我还是要再问你下。我说你问。她说，你爸走的时候你真是看着他走的？我不说话，上牙咬着下嘴唇，眼睛盯着窗外的小山坡。

她又说，你要给我说实话。我还是不说话。她说，我晓得了，你不在他身边，小喜也不在，我们都不在。我对不起他，我那天不应该回米易，我该守着他走，他一句话都没留给我，也没留给你们，他肯定有话想说的，我们都对不起他。

我说，妈，下楼吃点东西。她说，要得，蝴蝶，这个事我再也不问你了，我自己消化。

 06 我和母亲从未学会互相安慰

箱子里装着父亲的两双运动鞋，一件西服外套，一些秋裤，毛衣，几双袜子，所有的东西凌乱地挤在一起。母亲将它们全部倒出来，又整理一遍放好。

母亲毫无情感波澜的样子在那里整理，看似无情，好像在说，这点东西怎么能纪念她和父亲几十年的情感和人生？随着父亲的离去，这些东西也死了。

另一个傍晚，母亲安静地坐在饭桌前，晚饭结束好一会儿了，屋外的天光就要被黑夜覆盖，房间里弥漫着洗洁精的气味。她刚刚收拾了灶房，四周一尘不染。
 

她像是个因为完成了一切而失去目标的人。那一刻我知道我什么也帮不了她，她的心在我面前上了锁，对谁都上了锁，打不开。

我递过去一牙西瓜说，妈，我开车送你回城里的家好不？

她不接我的西瓜，说，你爸都死了我回去做啥子。她用的是“死了”，而不是走了，没了，去世了，和她在医院CCU病房门口说的一模一样，和父亲在发病前一晚说的一模一样，她的语气恶狠狠的，毫不打算迂回。

我就站在她面前，无措地看着她，她的眼神也投向了我这边，但我感觉她不是在看她的女儿。站在她面前的不是她女儿，是一堵墙。

过一会儿她又补了一句，你赶紧帮我把米易的房子卖掉。

这一次，死亡真的变成了一个冰冷的事实，一个终结。

我送母亲去车站，路上母亲提起她的一位朋友不久前跟她说，在网上看到我得了一个什么奖。那是个文学奖，我没想到母亲还有朋友会关注文学。

母亲问我，是不是有很多奖金，我说，也不算太多，几万块。母亲感叹了一声，用她常有的那种腔调笑着说，那么多！

我问她，你是不是很自豪啊？母亲说，当然啦，你从小就让我们自豪，我那些朋友经常说我这辈子运气太好了，生了个那么能干的女儿。

然后母亲说，可惜你爸都享受不到了。她的眼圈红了，为了不让我看到，她把头转向窗外。我们不再说话，我们从未学会互相安慰。

母亲几分钟后把头转过来，望向前方说，走了也对，少受点罪，人只要活着就多少会受罪。我们的车行至一处立交桥下，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了。

 07 我用几十年人生构筑起来的东西，正在一点一点被拿走

父亲去世一百天，我们回到村里。

父亲的墓地很美，在一座小山坡的半山腰。站在墓前可以俯瞰整个村庄，看见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

他在这里长大，挨饿，挨打，学打铁，做木工，娶妻，酿酒，种地，修建房屋，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与他的妻子争吵，和他的养父对抗，成为大家庭的主人，带领全村人过上更好一些的生活。
 

他离开过这里，又最终回到这里。他在这里埋葬了一个又一个亲人，而现在是他自己躺在这里了。

坟墓用白色花岗石砌成，是父亲生前喜欢的抛光的白。周围是一片田野，埋葬他那天，四季豆刚刚爬上竹竿搭成的豆架，如今已经挂起了沉甸甸的果实。整齐的豆架一排排往远处延伸，远处是甘蔗林，桑树，玉米地，大叶榕。再远处是村庄，学校，它们的背景是连绵不断的青山，阳光正照进对面那些山峦中。

母亲往一个搪瓷盆里撕纸钱，嘱我们都跪下来。

三岁的侄女月月也跪下了，过一会儿她又站起来喊，爷爷，快开门，快开门呀。这让我觉得，父亲如果打开墓门从里面走出来，咳嗽几声，或者坐下来抽支烟，跟大家说几句话，也是非常自然的事。

然而死亡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死亡让我无法承受。没有什么让我感到宽慰，蔚蓝的天空不行，连绵的青山不行，音乐不行，文学不行，月月可爱的脸庞也不行，什么都不行。

我感觉到，我用几十年的人生一点点构筑起来的东西，正在慢慢被拿走。

父亲的死拿走了一部分，今后还会，一点一点地拿走，直到最后，我也会带着刚出生带来的那点东西死去。

就在这一刻，我好像超越了时间，我和月月一样懵懂，和父亲一样苍老和衰弱，和母亲一样悲伤，和奶奶一样迟缓。时间是什么？时间不一定是线性的吧，在另一个没有时间的维度，所有人都是同龄人。

终结，原来并不像是一个世界末日般的爆炸，死亡呈现的方式竟如此平和，死亡是无声的，想到这一点，无法言说的惊心动魄。

一只鸟从远处飞来，在我们头顶的天空盘旋。母亲放响了火炮，整个山村都是火炮声，那只鸟被惊吓得飞远了。

火炮声很快结束，小山村恢复了安静。

来源：凤凰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