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两次失去后,李翊云决定继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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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一个周五的傍晚,4 名刑警来到李翊云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家中。她不等对方指示,就坐了下来。刑警们刚说完「这事儿不好开口」,她便瘫倒在客厅的椅子上,并示意丈夫过来。

虽然无法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李翊云已然预感到他们带来的将是晴天霹雳般的坏消息。事实证明,最坏的情况发生了。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大一的儿子 James 在校园附近被火车撞上,去世了。

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 James 的具体死因,还不能定性为自杀。但李翊云和丈夫都知道这并非意外 —— James 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方式和哥哥如出一辙。

6 年多以前,James 的哥哥 Vincent 自尽身亡,年仅 16 岁,同样是撞上附近一辆迎面而来的火车。2017 年的那个晚上,李翊云回到家,有两名刑警正等着她。警方示意她先坐下,后传达了 Vincent 的死讯。因此,在这次警方前来告知 James 的消息时,她本能地坐了下来。

警察离开后,李翊云和丈夫坐在客厅里,像是石化了一般。她感觉时间在周身崩塌,而自己仿佛被困在了永恒的当下。

 

刑警的那句是「这事儿不好开口」,瞬间击中了她。于李翊云这样一位著名小说家而言,这种话既是陈词滥调,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没有语言能表达她失去两个儿子的悲痛情绪。「天崩地裂」「心如刀绞」「隐隐作痛」—— 任何类似的词都苍白无力。但李翊云知道,唯有文字才能让她的思绪回到现实。

James 去世 3 个月后,李翊云开始创作《自然万物只是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这是一本关于 James 和 Vincent 的回忆录,讲述了他们的生命如何与死亡缠绕交织。李翊云直面失去孩子的痛苦和语言的局限,试图表达难以言喻的痛苦。对于这种痛苦,李翊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描述方式,即生活在深渊之中,一个光线无法穿透的阴暗之处。

「大多数我能想到的词都不足以表达我的想法。之所以有一些被保留下来,只是为了给 James 留一个位置。」她写道,「文字或许苍白无力,但它们投射出的阴影有时能够触及难以言喻的深渊。」

某种程度上,李翊云的回忆录是对围绕悲伤的传统观念的彻底批判。开篇,她就警告那些期待从书中得到治愈或慰藉的人别再读下去:这不是一个关于克服失去或继续前行的故事。

「我永远都不想摆脱思念孩子的痛苦。」4 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在李翊云教授创意写作的大学附近的家中见面,她对我如是道,「这种痛苦将永远萦绕我的生命,我不想做任何事情来减轻它。需要减轻,就意味着它是一桩坏事,是一种疾病或折磨。」

那天,李翊云和身为软件工程师的丈夫都在家。家里还有一只名叫 Quintus 的白色可卡布犬。它患有白内障,眼神浑浊,蹦蹦跳跳地跑进客厅,13 岁了仍精力充沛。在两个孩子分别 7 岁和 10 岁时,它来到这个家,Vincent 为它取名「Quintus」,这是拉丁语中「第五」的意思,意味着这个家庭的第五名成员。

李翊云为我泡了杯绿茶,领我坐在她花园旁沐浴着阳光的客厅内,她花了无数个小时照料这里的花卉植物。院子里,生机勃勃的黄水仙、风信子和郁金香已然盛开,还有她刚栽下的日本银莲花,等待于秋季时节绽放。李翊云颇为自豪地说,她种有 1600 株球茎植物,并欣喜地发现约半数已经发芽了。玫瑰丛的低矮处,有一窝鹪鹩雏鸟,她为其命运感到担忧。「你就是会担心那些小鸟。」她说。

1972 年,李翊云生于北京。她有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说话轻声细语、从容不迫。乍一看,她会给人以严肃而理性之感,但她常常露出笑容,甚至开怀大笑。她自嘲游泳技术糟糕,钢琴也弹得一般,还温和地调侃她称之为「乐天派」的人 —— 那些好心的熟人或陌生人试图让她相信,悲伤终将过去,生活仍会继续。

「人们总说,你会克服这一切的。」她说,「不,我不会。」

李翊云告诉我,她经常察觉到自己的境况让人感到不适,尤其是其他父母。她也深知,自己从容、平静的举止和严守日程安排的应对方式 —— 她在孩子去世几天后便回归教学和写作 —— 不符合多数人心目中刚经历丧子之痛的样子。

「人们总是期待一位悲伤的母亲会以某种方式行事,而我从来不会按照别人的叙事来生活。」她说,「他们期望你敞开心扉,展现你的脆弱,展现你的进步,而所有这些我都不会做。」

 

和李翊云聊天最让人惊讶的部分,大概是见证她活在两种似乎无法共存的现实中:一种是她称之为「深渊」的凄凉境地,另一种是她在工作、友谊、婚姻的微小瞬间和回忆中找到的满足感、趣味甚至快乐。

「与痛苦共存在所难免,你做着日常生活中的事,比如打理花园、听音乐,但你一直在想 ……」她的声音渐轻,不可言说的部分悬挂在沉默中。

在李翊云安静宽敞的家中,随处可见 Vincent 和 James 的影子。客厅旁边是光线充沛的办公区,墙壁上挂满了 Vincent 的画作,色彩明亮、天马行空。壁炉上方挂着一幅他儿时画的巨大画作,画面中,一名孩子站在田野里,有 3 座棕色的谷仓和一口碧绿的池塘,背后是一片金色的天空。她在 Vincent 去世后发现了这幅画,猜测他是因为签名时拼错了自己的名字,所以把画藏在衣柜里。

房子里四处摆放着家庭照片和孩子学生时代的肖像,以及能体现男孩们独特性格与爱好的小摆件。她留着 James 收藏的怀表、他做的折纸动物,还有他去爱尔兰度假时得到的一只名为「Marmalade」的毛绒小羊。Vincent 收藏的 47 只企鹅毛绒玩具她也还留着。

儿子们的所有东西都被李翊云和她丈夫保存了下来,其中包括警方归还的物品 —— Vincent 的手机,已碎裂了一角;James 的背包,里面有一支断成两截的铅笔。即使是平凡的物件也如同珍宝。James 的牙套放在他书桌上的盒子里;Vincent 的牙套则摆在他的书架上。

「我对它们无能为力,」李翊云谈及儿子们的遗物时说道,「哪怕只是挪动一样东西,也感到非常痛苦。我们毕竟是人,也有极限。」

2005 年,James 出生,而李翊云的文学事业正开始腾飞。她放弃了免疫学博士学位,转而投身写作,并在加入爱荷华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后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同年,她出版了首部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随后,又创作了《比孤独更温暖》(Kinder than Solitude)、《漂泊者》(The Vagrants)等广受好评的小说,探讨生活中的压抑和偏执,作品先后获得了怀廷奖(Whiting Award)、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和麦克阿瑟奖(MacArthur)等一系列重要奖项。

尽管作品屡获殊荣,家庭生活圆满,还有两个充满求知欲的聪颖孩子,李翊云仍备受抑郁症的困扰。在 2012 年的一次精神崩溃期间,她感到自己「滑入虚空」,两度尝试自戕。在回忆录《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里写进你的生命》(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中,她记述了这段困惑而痛苦的经历。

她还想过自己曾经试图自尽是否影响了 Vincent,以及 Vincent 的死又如何影响了 James,但她拒绝深思这些问题,因为能回答这些问题的人已经不在了。

 

一个令人心碎的巧合是:2017 年 9 月,Vincent 结束自己的生命时,李翊云正在写她的小说《我该走了吗》(Must I Go),主人公是一位女儿自杀身亡的母亲。

Vincent 去世后,李翊云立刻开始写下她与儿子想象中的对话,告诉他自己烤了芝士蛋糕,还有她笨拙地用他留下的黄纱线试着织了条围巾。这些对话凝结成她的小说《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讲述了一位母亲和她聪颖、风趣又古怪的儿子之间克制而亲密的对话,自尽身故的儿子在虚空中与她交谈。李翊云说,Vincent 的声音如此真实自然,仿佛真的是他在和自己说话:「我希望他能在身边陪我一会儿。」

然而,James 去世后,李翊云发现自己一开始无法从文字中召回他。与充满艺术家气质、善于表达且外向的 Vincent 不同,James 性格内向,更受逻辑主导而非情感。

李翊云认为,任何通过写作留住 James 的尝试都注定是「一场不完全的失败」。尽管如此,她宁可失败也不愿放弃尝试。

「James 离开后,我脑海里有太多念头,但只有通过写作记录下来,才能让这些想法产生意义。」李翊云说。

她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找到合适的语言书写他。但一旦开始,便文思泉涌。

「开始动笔时,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说罢,她很快便轻声低笑着纠正自己,「我总说会好起来,好像一切真的会好起来,可其实,没有什么是好的。」

 

Vincent 的去世令人震惊,但并非毫无征兆。小时候,他就容易陷入抑郁和绝望。四年级时,他的老师曾给李翊云发邮件表示担忧,称他写下了沉思生死的痛苦诗句。Vincent 的心理治疗师也提醒李翊云,他可能会将自杀的念头付诸行动,她要有所准备。

James 身上则没有类似的警示信号。他同样接受过心理治疗,但表现得顽强坚韧,没有呈现出哥哥那种情绪的极端波动,或令人无法承受的完美主义。

他热爱哲学、语言学和科学。孩提时代,他有时不经意地在吃饭时讲起神秘的量子粒子,或提到鲜为人知的深海无脊椎动物,让家人大吃一惊。他的语言天赋卓越 —— 学过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日语,还自学了威尔士语、德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 —— 但鲜少表达自己的想法。读幼儿园时,他曾有一天回家,身上挂着一块手写牌子:「我不说话是因为我不想说!」

李翊云有时会想,是不是因为 James 过于自持,她才没能察觉这样的恶性循环。

在 James 去世的前几周,他曾告诉母亲,自己正在读法国哲学家阿尔贝 · 加缪的《西西弗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这本书的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生命是否值得活下去?李翊云回忆起她和 James 那段时间的对话,当时她告诉儿子,多数人会为了纯粹欢愉的片刻瞬间去忍受人生中乏味痛苦的部分。James 去世前的那个周末,李翊云和丈夫晚饭后送他回宿舍,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他。她问 James 在读什么,他说正在重读《西西弗神话》。

回忆过往,李翊云也曾思考过,当时自己是否也有所察觉。但她不允许自己沉溺于「或许本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念头。她说,Vincent 去世时,她曾陷入那样的困境。

「人们自戕离世后,在世的亲人常常会问,『要是 …… 会怎样?』『为什么?』」李翊云说,「但这次,我们不该再从那些问题开始了,而是要换个角度,去接受这一既定事实。这是他的决定,他不在了,而他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有原因的。」

总有一个念头不断浮现:李翊云确定,James 相信父母有能力承受他的离去。这份无法动摇的确信让她保持理智,支撑她继续活下去。

「他知道我们能挺过去的,因为我们挺过去一次了。」她解释道,「我想,我们必须尊重他的理解,也必须尊重他的选择。」

李翊云表示,再次经历撕裂式的失去之后,她知道必须将自己锚定在日常之中。

她知道自己需要睡眠、补充水分、每天锻炼,严格遵守日程安排,继续游泳训练、每周上钢琴课、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她重新投身写作,每天早上创作两三个小时,最近刚完成一本新书的初稿。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以 19 世纪初的欧洲为背景,讲述一群音乐家的故事。

 

李翊云和丈夫仍然继续着旅行,这是过去他们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做的事。二人也继续烘焙蛋糕,庆祝儿子们的生日。「只有一个人了解我的感受 —— 那就是他。」李翊云说。

李翊云也从密友处得到了支持。美国作家 Elizabeth McCracken 和 Mona Simpson 为李翊云夫妇准备了数月的饭菜, James 去世后的那个周末,编辑 Brigid Hughes 来到李翊云家陪伴她,并帮她告知朋友和同事。一位朋友事后告诉 Hughes,她一开始都没看懂那封邮件,还以为是多年前那封关于 Vincent 的讣告草稿被误发了出来。

那个周末,李翊云问了 Hughes 一个痛苦的问题:她是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母亲。Hughes 迅速回答说,她们都知道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荒谬的。李翊云从未怀疑过她对儿子们的爱之深切,始终鼓励他们做真实的自己。她试着把这份接纳延伸至他们的生命,乃至他们的死亡。

「作为他们的母亲,我一直都很尊重他们,并努力地试图理解他们。」她说。

 

写作《自然万物只是生长》时,李翊云曾对自己是否应当完成这本书心存疑虑。

有一次,她邀请 McCracken 阅读这本书的初稿,并问她是否值得出版。McCracken 给了她肯定的回答。

「我震撼于这本书的思路竟然如此清晰,它探讨的是几乎无法理性思考的事情。」McCracken 说,「失去两个这么了不起的孩子,简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

坐在李翊云家的阳光房里,她告诉我,她多希望自己能早点想明白一些问题,以便与孩子们分享:人可以「更好地承受痛苦」,可以同时感受到悲伤和快乐。这是她最近几个月逐渐体会到的。她表示,当她在园艺、阅读、写作、听音乐,或者和丈夫在树林里散步时,她都能感受到快乐。

「我们很难过,非常难过,但我们并非不幸福。」她说,「只要还活着,我们就会爱孩子,即使他们已经离我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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