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戈登：一位帝国传奇

中国戈登：一位帝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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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常胜将军”：关于“中国人戈登”你可能不知道的5个惊人事实

引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否有过一位英国军官，不仅为清政府立下赫赫战功，还被最高统治者御赐代表无上荣耀的黄马褂？答案是肯定的。他就是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一个在中国历史中留下深刻印记，却又充满矛盾的传奇人物。

大多数人对戈登的印象，或许还停留在他作为“常胜军”指挥官，帮助清朝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人们称他为“中国人戈登”，视其为清廷的忠诚干将。然而，这顶“常胜将军”的桂冠之下，隐藏着一个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立体和充满戏剧性冲突的灵魂。他的故事，绝非简单的“雇佣兵”三个字可以概括。

本文将为您揭示关于这位“中国人戈登”的五个最令人惊讶的侧面。从火烧圆明园的“侵略者”到身穿黄马褂的“提督”，从为原则追杀盟友的“硬汉”到为饥民捐出荣誉金牌的“慈善家”，这些事实将挑战您对他的刻板印象，重新认识这位游走于东西方历史夹缝中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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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侵略者”到清廷的“黄马褂提督”

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戈登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以一个“侵略者”的身份。1860年，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的一员，他参与了占领北京和火烧圆明园的军事行动。这揭示了一个19世纪殖民主义的典型矛盾：戈登最初是帮助西方羞辱清王朝的帝国利刃，但转瞬之间，他又将成为稳定这个政权的“救星”。

命运的转折很快到来。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清军节节败退。戈登于1863年临危受命，接管了由西方人组织的雇佣军“常胜军”。他以严明的军纪迅速重整军队，严禁士兵劫掠，很快赢得了部下的尊敬。在他的指挥下，“常胜军”与李鸿章的淮军紧密配合，在江苏战场上屡建奇功，相继攻克苏州、常州等战略要地，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一支关键力量。

戈登的卓越表现为他赢得了清廷的非凡荣誉。战功卓著的他，被两宫太后破格授予“常州提督”的官衔，并赏穿代表着清朝至高荣誉的黄马褂。从此，“中国人戈登”（Chinese Gordon）的绰号响彻中外。他本人也完成了从帝国征服工具到清王朝守护者的戏剧性转变，完美体现了那个时代帝国主义 aggression（侵略）与 constructive intervention（建设性干预）之间模糊不清的界线。

2. 为“杀降”事件，他提枪追杀盟友李鸿章

戈登不仅仅是一个听命行事的雇佣兵，他有着自己坚守的、近乎固执的道德原则。这一点在著名的“苏州杀降”事件中被推向了极致，并差点引爆一场足以颠覆整个战局的外交与军事危机。当时，在戈登的居中担保下，太平军纳王郜永宽等八位将领同意率部投降。戈登以自己的军人荣誉向他们承诺，其生命安全将得到保障。

然而，他的盟友——江苏巡抚李鸿章与其部将程学启，却将此视为权谋的良机。在为降将们举办的受降宴会上，程学启突然发难，将毫无防备的八名降将全部杀害。随后，他提着八颗人头入城，并宣称：“八人反侧，已伏诛矣！”（这八个人心怀二意，已经被处决了！）

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径让戈登瞬间暴怒。他痛骂程学启不讲道义，随后提着火枪，在军营里四处寻找李鸿章，声称要与他算账，逼得这位封疆大吏不得不四处躲藏。这并非单纯的个人泄愤，戈登的怒火险些酿成巨祸：他威胁要率领“常胜军”转而攻击淮军，并正式向英国驻华公使申诉，要求迫使李鸿章下台。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几乎让整个清廷与外国的军事同盟毁于一旦。

与戈登的义愤填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鸿章及其同僚对这次杀降的“ masterful realpolitik”（大师级现实政治手腕）颇为得意。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炫耀道：

“苏州、无锡苦战数月而得之，所以少惬意者，诱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散忠党二十万之众。”

他还向曾国荃补充说，这次“拴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稍可自娱”。他的上司曾国藩更是称赞此举“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在李鸿章等人 franticly（手忙脚乱地）请求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从中调解时，这场冲突的本质也暴露无遗：这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更是戈登所信奉的西方军事荣誉准则，与晚清官僚体系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战略实用主义之间一次无法调和的剧烈碰撞。

3. 一枚为中国赢得的金牌，却为英国饥民捐出

1864年，“常胜军”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解散。为表彰他的赫赫战功，清政府不仅授予他官职和黄马褂，还提出封他为“子爵”的世袭贵族头衔。戈登拒绝了这一提议，只接受了象征个人荣誉的黄马褂，以及一枚皇帝御赐的功绩金牌。这枚金牌无疑是他军事生涯中极具分量的荣誉象征。

然而，戈登回到英国后，听闻兰开夏地区因棉花产业危机而爆发严重饥荒，无数工人家庭陷入困境。此时，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找到了这枚来自遥远东方帝国的珍贵金牌，亲手将上面的字迹抹去，然后以匿名的方式将其捐出，用以救济那些与他素不相识的饥民。

这个举动不仅仅是个人善举，更像是一种宣言。它揭示了在戈登冷酷的军人外表之下，跳动着一颗超越国界和个人荣誉的人道主义心脏。通过抹去金牌上的功绩，他仿佛在拒绝那些由战争和权谋换来的帝国荣耀，转而选择了一种更纯粹的、服务于人的价值。这枚金牌的最终归宿，为戈登复杂多面的形象增添了最为温情的一笔。

4. 短暂的环球任职与最终的非洲悲剧

离开中国后，戈登并未停歇，反而开启了一段更为动荡的人生旅程。这段时期不像是平步青云的履新，更像是一个声名显赫却内心失落的英雄，在全世界范围内 restless search for a new purpose（永不停歇地寻找新的使命）。他被大英帝国的全球危机不断牵引，从一个热点奔赴另一个热点。

他曾被任命为埃及的苏丹总督，致力于在尼罗河流域打击猖獗的奴隶贸易；曾短暂接受印度总督私人秘书的职位，但很快辞职；在中俄因伊犁问题爆发外交危机时，他又重返中国进行调停；此后又在毛里求斯、巴勒斯坦等地任职。这段环球足迹，勾勒出一个世界级名人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漂泊轨迹，直到一场危机最终将他吞噬。

他的最终任务，将他引向了命运的终点——非洲的苏丹。当时，苏丹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马赫迪战争，英国政府要求戈登重返苏丹，负责从首都喀土穆安全撤离人员。他于1884年抵达，但很快便陷入了马赫迪大军的重重围困。在长达近一年的艰苦抵抗后，由于英国救援部队迟迟未到，喀土穆于1885年1月26日城破。戈登在战斗中阵亡，头颅被敌人砍下，枭首示众。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的悲剧性结局，在英国国内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地震，直接导致了时任首相格莱斯顿的政府垮台。

5. 身后留下的中国印记：从戈登堂到戈登路

尽管戈登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留下的印记却远超军事层面，甚至深刻地嵌入了部分中国城市的物理空间。这些以他命名的地标，不仅是对一个外国将领的纪念，更是那个时代中外政治结盟与城市现代化叙事的物理体现。

• 天津：作为一名优秀的工兵军官，戈登曾是天津英租界早期道路规划的主要设计者。1890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大楼落成，被命名为“戈登堂”（Gordon Hall）。在落成典礼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亲临现场，在盛赞戈登的军事指挥才能后，宣布大楼正式开放。这一幕极具象征意义，展示了两位昔日因“杀降”而拔枪相向的盟友之间，那份超越个人恩怨的政治联系与相互尊重。此外，租界内还有一条马路被命名为“戈登道”（今湖北路）。
• 上海：1900年，上海公共租界将西区一条新修筑的重要道路命名为“戈登路”（Gordon Road），即今天的江宁路。
• 马祖列岛：列岛中的高登岛，其名称也是为了纪念戈登（Gordon）而来。

这些地名，如同无声的纪念碑，证明了这位英国军官在19世纪的中国，确实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跨越多个维度的深刻影响。它们是历史的化石，将戈登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城市的崛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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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查理·乔治·戈登的一生，充满了令人惊叹的矛盾与张力。他既是西方殖民扩张时代的一名参与者，又是一位有着自己严格道德坚守的军人；他为清廷立下盖世奇功，却又极度鄙视其官场的权谋与背信弃义；他以“中国人戈登”闻名于世，最终却悲剧性地殒命于非洲的沙漠之中。

他的人生故事，波澜壮阔，远非“常胜将军”这四个字可以简单概括。他是一个被时代洪流塑造的复杂个体，同时又以其独特的个性和行动，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我们该如何评价查理·戈登这样一位被时代洪流塑造、又深刻影响了历史的复杂人物？这或许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却值得我们长久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