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停顿：我们是否活在历史的回声中？

恩格斯停顿：我们是否活在历史的回声中？

主要讨论了“恩格斯停顿”这一经济历史概念，该术语由罗伯特·C·艾伦提出，用于描述1790年至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人实际工资停滞不前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却快速增长的时期。

(视频)

我们是否正经历第二次“恩格斯停顿”？来自工业革命的4个惊人教训

尽管我们身处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但许多人感觉自己的工资增长却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工作安全感也日益脆弱。这种普遍的焦虑感，似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注脚。当我们环顾四周，看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财富，却又感受到普通劳动者并未均等地分享到这些成果时，不免会心生困惑。

然而，这并非一个全新的现象。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照见现在，也能启迪未来。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曾出现过一个极为相似的时期，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将其称为“恩格斯停顿”（Engels' pause）。那段历史为我们理解当前的经济困境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参照。

本文的目的，正是要深入探讨那段历史时期中最令人惊讶且与当今息息相关的四个教训，以期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并思考未来的走向。

1. 生产力飙升，工资却原地踏步

“恩格斯停顿”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从1790年到1840年这段时期，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却基本停滞不前。数据显示，从1780年到1840年，英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约46%，而同期工人阶级的工资增长仅为12%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恩格斯停顿”已成为一个广为引用的概念，但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格雷戈里·克拉克）也对当时的数据准确性提出质疑，认为工资增长可能被低估了。然而，生产力与工资增长之间的显著脱节，仍然是理解这一时期的关键。

那么，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去哪儿了？答案是：它们被资本家和金融家积累起来，并用于再投资，以扩大他们的工业规模。在此期间，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从1801年的约50%下降到了1845年的45%。这一历史事实打破了我们的一个普遍认知——我们常常以为，经济增长的蛋糕变大了，每个人都能分到更多。但“恩格斯停顿”清晰地表明，如果没有适当的分配机制，经济增长的果实可能只会被少数人攫取。

2. 技术：先是敌人，后是朋友

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多种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其中，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的视角尤为深刻。他指出，技术本身并非中性，其性质决定了它对劳动者的影响。技术的变革可以分为两类：

• 替代型技术（Labor-replacing）： 工业革命早期的发明大多属于此类，它们在现有任务中直接取代了工人。例如，新的纺织机械让许多熟练的织布工变得多余，从而压低了工资水平。
• 增强型技术（Labor-augmenting）： 这类技术能让工人在现有任务中更有效率，或者创造出全新的、需要人力参与的工作，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恩格斯停顿”时期，恰恰是替代型技术占主导的阶段。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被极不均衡地分配，正如弗雷所言：

资本收入份额的不断增长，意味着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分配极不均衡：企业利润被实业家攫取，他们又将利润再投资于工厂和机器。

然而，这种趋势并非一成不变。到了19世纪30至50年代，随着蒸汽织布机等更复杂的机器普及，工厂需要更多技术更熟练的操作员。技术与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开始增强，这最终推动了工资的上涨，技术也逐渐从“敌人”转变为“朋友”。

3. “停顿”的巨大社会代价

在宏观经济数据“停顿”的背后，是普通民众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工业革命引发了快速且无序的城市化，给工人阶级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导致了超过150万人的失业大军。城市里，人们居住在拥挤不堪的房屋中，卫生条件极其恶劣。这直接导致了霍乱、肺结核和伤寒等疾病的大规模流行。与此同时，工人们在工厂里面临着严酷的工作环境、超长的工作时间和微薄的薪水。为了维持生计，许多家庭不得不让孩子也进入工厂做工。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经济数据上的“停顿”并非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对应的是一个充满社会危机的时期，是无数个体和家庭真实经历的苦难。宏观经济趋势对普通人的生活有着实实在在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影响。

4. 历史重演：我们正处在新的停顿期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会惊人地相似。如今，经济学家和学者们正在将工业革命时期的经历与我们当前所处的数字化、机器人化时代进行直接比较。包括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安德鲁·麦卡菲和罗伯特·艾伦在内的思想家都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这些相似之处包括：

• 颠覆性的技术变革正在重塑就业市场。
• 财富分配日益不均，资本所有者的获益远超劳动者。
• 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但许多人的工资增长却陷入停滞。

芬兰智库Demos Helsinki认为，就像19世纪一样，我们今天所处的转型期可能需要对社会的基本结构（如社会保障、教育体系等）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设计。我们或许正处在一个新的“停顿”期，劳动者的地位和现有社会体系的适应能力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结论：我们能否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恩格斯停顿”的历史告诉我们，技术革命在最终普惠大众之前，可能会先创造出一个不平等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的漫长时期。然而，第一次“停顿”最终还是结束了。从1840年到1900年，随着技术从主要“替代”劳动力演变为更多地“增强”劳动力——更复杂的机器需要技能更娴熟的操作员——工人的工资开始与生产力同步增长，英国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第一次工业革命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动荡后，最终创造了广泛的繁荣。如今，当我们身处自己的技术革命浪潮中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一次，我们能否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缩短“停顿”的阵痛，更快地建立一个更公平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