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州诗抄（60）……花溪：溪边拾句

2025年12月于达州安云乡庞家湾

◎ 王红娟

溪水泡软的童年

梦是漂在水面的蒲公英

我蹲在溪头捡

捡成先生教案上的墨痕

上帝的手刚拨乱云影

王母的簪子就落下来

砸疼了先生的粉笔字

他抹眼泪时 花溪的水

正绕着小桥打旋

我把讥讽折成纸船

顺着浪花漂向他眼底

忽然就亮了——

像溪石缝里蹦出的星

他说“浪里有丰年”

我答“桥边有蝉鸣”

夕阳漫过溪岸时

东西南北都浸成暖红

摘片红叶当船儿

载着醉意碰响浪花

童谣漫上来：

“没有我的日子

花溪的水 还甜吗？”

点评：王晓科

时光的褶皱与乡愁的回响：《花溪：溪边拾句》的意象建构与情感表达研究

《花溪：溪边拾句》作为王红娟《达州诗抄》系列的第60首作品，创作于2025年12月达州安云乡庞家湾，是一首以童年记忆与乡土情怀为主题的现代诗歌。这首诗通过对花溪溪流的细致观察与深情回忆，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哲思的文学世界。诗中"溪水泡软的童年"、"漂在水面的蒲公英"、"王母的簪子"等核心意象，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更在情感表达与氛围营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达州安云乡位于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北部，东与宣汉县大成镇相邻，南与通川区蒲家镇接壤，西与碑庙镇毗邻，北与青宁乡交界。该乡因盛产独特的红辣椒，被誉为"川东辣椒之乡"，同时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包括巴渠童谣、巴山石工号子、薅秧歌等民俗文化。这些地域文化元素为《花溪：溪边拾句》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本研究旨在从意象分析、主题内涵、创作手法三个维度深入解读这首诗歌，探讨其如何通过巧妙的意象运用来表达复杂的情感世界，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传递深层的文化内涵，以及如何通过独特的语言风格实现情感的艺术化表达。

一、意象的多重隐喻与情感建构

1.1 "溪水泡软的童年"：通感修辞与时间隐喻

诗的开篇"溪水泡软的童年"采用了独特的通感修辞手法，将视觉的"溪水"与触觉的"泡软"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这种表达超越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将抽象的时间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物质形态。溪水作为时间的载体，不仅承载着童年的记忆，更通过"泡软"这一动作，暗示了记忆在时光流逝中的软化、模糊与重构。

在文学传统中，溪流意象往往象征着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循环。正如孔子所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溪流的流淌成为时间不可逆性的永恒隐喻。而"泡软"这一创新性表达，则赋予了时间以温度和质感，使童年不再是冰冷的历史片段，而是温暖、柔软、可触摸的情感实体。这种通感手法的运用，让读者能够通过触觉想象来体验时间的流逝，增强了诗歌的感官冲击力。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泡软的童年"还暗示了记忆的选择性与可塑性。童年的记忆在时间的冲刷下，那些痛苦的、不愉快的经历逐渐淡化，而美好的、温馨的片段则愈发清晰。溪水的"泡软"过程，恰恰对应了记忆在潜意识中的筛选与美化机制。

1.2 "漂在水面的蒲公英"：脆弱性与生命力的辩证统一

"漂在水面的蒲公英"这一意象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在传统文化中，蒲公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随风飘散的形态特征。它"从不满足于待在偏僻的角落，最喜欢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这种特质使其成为自由、漂泊与希望的象征。

在诗中，蒲公英的"漂"与溪水的流动形成了动态的呼应关系。一方面，蒲公英的轻盈与脆弱在水面的映衬下更加突出，暗示了童年梦想的易碎性；另一方面，蒲公英作为"春天的信使"，其漂浮的姿态又象征着生命力的顽强与对未来的向往。

更重要的是，蒲公英在诗中不仅是自然景物的描写，更是童年心灵状态的外化。童年的梦想如同蒲公英一般，既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渴望，又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与无助。这种矛盾性恰恰反映了成长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以及个体在面对这种冲突时的复杂心理状态。

1.3 "王母的簪子"：神话意象的现实投射

"王母娘娘的发簪/击碎了先生的梦想"这一表达引入了神话意象，将传统的神话故事与现代的生活场景相结合。王母的簪子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既象征着女性的美丽与优雅，也代表着权力与秩序的维护。

在牛郎织女的传说中，王母的簪子划出了银河，将一对恋人永远分离。这种破坏性的力量在诗中被转化为对"先生的梦想"的摧毁。这里的"先生"很可能指的是诗人童年时期的老师，王母簪子的出现，象征着某种外在力量对纯真理想的冲击与破坏。

这种神话意象的运用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意味。它暗示了在传统教育体制或社会规范的约束下，个体的自由意志与创造精神往往会受到压抑。"击碎"一词的使用，强化了这种破坏的彻底性与残酷性，使读者能够感受到梦想破灭时的痛苦与无奈。

1.4 "纸船"与"红叶"：承载与漂流的双重隐喻

诗中的"纸船"和"红叶"作为承载情感的载体，体现了漂流与承载的双重隐喻。纸船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往往象征着漂泊无依的孤独、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以及纯洁美好的心愿。它既是情感的寄托，也是通往外界与未来的媒介。

"我把讥讽折成纸船/顺着浪花漂向他眼底"这一表达中，"讥讽"被具象化为可折叠的纸船，通过溪水的流动传递给"他"。这种处理方式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增强了诗歌的画面感与动作性。纸船的漂流轨迹，暗示了情感传递的曲折与不确定性，同时也表达了一种主动沟通与和解的愿望。

"一片红叶可做舟"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意象系统。红叶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它既代表着秋天的诗意与浪漫，也承载着相思、传情与生命力的内涵。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花"赋予了红叶以"战胜严寒、蓬勃不息的生命力"，而李煜的"相思枫叶丹"则将其转化为跨越千山万水的思念象征。

在诗中，红叶作为舟船的替代品，不仅延续了漂流的主题，更通过其红色的视觉冲击，强化了情感的炽热与深沉。"穿越古今 往事"的表达，则将红叶的漂流从物理空间扩展到了历史时空，暗示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融。

1.5 意象群的有机组合与情感层次

诗中的意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意象群。从"溪水泡软的童年"到"漂在水面的蒲公英"，再到"王母的簪子"、"纸船"和"红叶"，这些意象围绕着"溪水"这一核心载体，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情感世界。

这个意象群呈现出明显的情感递进关系：童年的"泡软"状态是记忆的起点，蒲公英的漂流暗示了梦想的萌发与追寻，王母簪子的出现带来了现实的冲击与梦想的破碎，纸船的漂流表达了沟通与和解的努力，而红叶的"穿越古今"则实现了对历史的回望与对未来的展望。

这种意象的组合方式体现了诗人对情感复杂性的深刻理解。童年的美好与脆弱、梦想的纯真与现实的残酷、记忆的温暖与时光的无情，这些看似矛盾的情感状态，在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完美的统一。通过意象的层层递进与相互呼应，诗歌实现了从个人情感到普遍哲理的升华。

二、主题的多层次阐释与文化内涵

2.1 师生情的深层表达：理解与救赎的双向流动

诗中对师生关系的描写充满了细腻的情感层次。"先生的粉笔字"、"先生起黯然泪下"等细节，勾勒出一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却又在现实面前感到无力的教师形象。"王母的簪子"对"先生梦想的击碎"，暗示了教育理想与现实困境之间的巨大落差。

然而，诗歌并未停留在对现实困境的哀叹上。"一抹讥讽的微笑/面对困难和挫折/迎刃而上/亮了先生的眼睛"这一转折，展现了师生之间相互理解与救赎的可能性。"讥讽的微笑"并非恶意的嘲笑，而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宽容与理解，是对生活苦难的坦然接受。

这种师生情的表达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在当代教育体制下，许多教师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们的教育热情往往在繁琐的行政事务、僵化的评价体系中逐渐消磨。而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往往能够成为教师重新点燃教育热情的火种。

诗中的"亮了先生的眼睛"这一细节，生动地表现了希望的重新点燃。这种转变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在"迎刃而上"的勇气与坚持中逐渐实现的。师生之间通过共同面对困难，建立起了一种超越传统师生关系的精神默契，这种默契成为双方在困境中相互支撑的力量源泉。

2.2 乡土情怀与文化传承：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浪里有丰年"明显化用了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稻花香里说丰年"。这种化用手法的运用，体现了诗人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与传承。辛弃疾原句通过"稻花香"与"丰年"的组合，描绘了一幅乡村丰收的美好图景，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与赞美。

在诗中，"浪里有丰年"将"稻花"改为"浪花"，既保持了原句的韵律美，又与诗歌的溪水主题相呼应。这种改编不仅是形式上的创新，更体现了地域文化的特色。达州作为"川东粮仓"，其丰富的农业文化传统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素材。"浪里有丰年"暗示了即使在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也蕴含着丰收的希望与生命的喜悦。

"桥边有蝉鸣"则是典型的本土夏日意象。蝉鸣在中国文学中往往与夏天、时光、孤寂等主题相关联。在传统诗词中，蝉鸣常被用来营造幽静的氛围，如"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而"桥边"这一特定地点的设置，既体现了地域特色，又与溪水、小桥构成了完整的乡村图景。

这些表达体现了诗人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将经典诗词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诗歌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既保持了文化的延续性，又展现了时代的特色。这种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模仿与复制，而是在理解传统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表达。

2.3 时间与记忆的哲学思考：存在主义的诗意表达

诗的结尾"没有我的日子；/还好吗"采用了第二人称的对话形式，通过反问句式表达了对存在意义的深刻思考。这种表达超越了简单的情感宣泄，上升到了哲学层面的存在主义思考。

"没有我的日子"暗示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世界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在浩瀚的宇宙面前，个体的存在显得如此渺小与短暂。然而，正是这种有限性，才使得生命变得珍贵，使得记忆变得有意义。诗中的反问，既是对逝去时光的追问，也是对生命价值的反思。

从存在主义角度来看，这种表达体现了个体对存在感的确证需求。人总是需要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通过记忆、情感、创造等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诗中的"我"通过对花溪的回忆与追问，试图在时间的长河中为自己找到一个永恒的坐标。

更深层的思考在于，这种追问还涉及到记忆的真实性与主观性问题。"没有我的日子"里，花溪是否还保持着原来的模样？这种不确定性恰恰反映了记忆的建构性特征。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往往受到当下心境与认知水平的影响，记忆中的花溪可能已经不是现实中的花溪，而是经过美化与重构的精神家园。

2.4 成长主题：从迷茫到觉醒的心路历程

诗歌通过一系列意象的转换，展现了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从"溪水泡软的童年"的懵懂状态，到"漂在水面的蒲公英"的梦想萌发，再到"王母的簪子"带来的现实冲击，最后到"红叶可做舟"的豁达与超脱，这一过程体现了个体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

这种成长不是简单的年龄增长，而是精神境界的提升与生命智慧的获得。"击碎了先生的梦想"到"亮了先生的眼睛"的转变，暗示了痛苦与挫折在成长过程中的积极意义。正是通过面对困难、承受痛苦，个体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与觉醒。

成长主题在诗中还体现为对生命循环规律的认识。溪水的流动象征着时间的不可逆性，而蒲公英的生长、开花、飘散则体现了生命的自然规律。通过对这些自然现象的观察与思考，诗人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我们应该像蒲公英一样，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像溪水一样，在流动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像红叶一样，在经历风霜后展现生命的绚烂。

三、创作手法的艺术特色与情感助力

3.1 叙事结构的时空跳跃：三重时空的叠加效应

诗歌采用了独特的时空跳跃式叙事结构，通过"童年的梦"到"现实的生活"再到"酒醉花溪"的时间跳跃，形成了回忆、现实、梦境的三重时空叠加。这种结构安排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创造出一种立体的、多层次的审美空间。

在第一层次的"童年时空"中，诗人通过"溪水泡软的童年"、"漂在水面的蒲公英"等意象，营造出一种温馨、纯真的氛围。这个时空充满了梦幻色彩，时间似乎在溪水的流淌中静止，童年的美好在记忆中永恒定格。

第二层次的"现实时空"则通过"王母的簪子"、"先生的梦想"等意象，展现了现实生活的残酷与无奈。这个时空与童年时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梦想的破碎来表现成长的代价与生活的沉重。

第三层次的"梦境时空"以"酒醉花溪"为标志，通过"穿越古今 往事"、"触摸浪花唱童谣"等表达，实现了对前两个时空的超越与融合。在这个时空中，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梦幻、个体与历史都得到了统一。

这种三重时空的叠加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首先，它增强了诗歌的情感张力，通过对比与反差来凸显主题；其次，它拓展了诗歌的表现空间，使有限的篇幅能够承载更丰富的内容；最后，它创造了一种迷离、梦幻的审美氛围，让读者在时空的穿梭中获得独特的阅读体验。

3.2 童谣元素的运用：从个体到集体的情感升华

诗的结尾采用了童谣的形式："没有我的日子；/还好吗"。这种处理方式具有多重艺术功能。

首先，童谣具有浅近易明的语言特色和独特的艺术美感，能够在诗歌的结尾处创造出一种清新、明快的节奏变化。童谣的简洁性与前文的复杂意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诗歌在情感表达上产生了张弛有度的节奏感。

其次，童谣作为集体记忆的载体，能够实现从个体情感到集体情感的转换。巴渠童谣作为流传于四川东部大巴山南麓达州市境内的儿童歌谣，记录了巴渠儿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成长轨迹。诗中童谣的运用，不仅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更唤起了读者对童年的集体记忆，使个人的情感体验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

再次，童谣的重复句式"没有我的日子；/还好吗"具有强烈的音乐性效果。这种重复不仅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更通过反复的追问，强化了对存在意义的思考。在音韵上，这种表达具有川东北民间童谣的特点，其语音声调类似起伏的旋律线，通过强弱、长短、轻重的有规律交替构成了音韵节奏的美感。

最后，童谣元素的运用还体现了诗人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在当代诗歌创作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课题。诗人通过在现代诗歌中融入童谣元素，既保持了诗歌的时代特色，又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3.3 语言风格的地域特色：方言化表达的文化认同

诗中"溪头""花溪""浪花香里"等表达体现了川东地区的语言特色，这种方言化表达在增强诗歌地域认同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方言作为"最活的语言，最高色彩，有最高音乐性的语言，最形象的语言"，在诗歌创作中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在四川方言诗中，诗人善于运用方言的节奏特点，将诗句分为长短句，形成独特的韵律节奏。诗中"溪头"、"花溪"等词汇的使用，不仅体现了地域特色，更通过其语音的音乐性，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与韵律美。

更重要的是，方言化表达体现了诗人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王红娟虽然籍贯为河北，但她在达州地区的生活经历，使她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通过方言词汇的运用，她实现了文化身份的重构，在保持个人创作特色的同时，也融入了地方文化的血脉。

这种语言风格还体现了诗人对诗歌大众化的追求。方言是诗接近广大老百姓的桥梁，通过方言的运用，诗歌能够更好地与读者建立情感联系，使高深的艺术表达变得亲切可感。

3.4 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多重技巧的协同效应

诗歌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呈现出多样化与综合性的特点。除了前文分析的通感手法外，诗中还运用了拟人、象征、对比、反问等多种修辞技巧。

拟人手法的运用使自然景物具有了人的情感与动作。如"溪水"具有了"泡软"的能力，"蒲公英"能够"漂"在水面，"红叶"可以"做舟"等。这些拟人化表达不仅增强了诗歌的生动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赋予自然以人性，建立起人与自然的情感对话关系。

象征手法贯穿全诗，使具体的物象承载了抽象的情感与哲理。溪水象征时间，蒲公英象征梦想，王母簪子象征破坏力量，纸船和红叶象征情感载体等。这种象征体系的建立，使诗歌具有了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

对比手法在诗中也得到了巧妙运用。"童年的梦"与"现实的生活"、"先生的梦想"与"先生的眼睛"、"讥讽的微笑"与"迎刃而上"等对比，不仅增强了诗歌的戏剧性，更通过反差来凸显主题，深化了对生活本质的理解。

反问句式的结尾"还好吗"则通过疑问的形式表达了确定的情感，这种反向表达的方式，使情感的表达更加含蓄、深沉，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这些修辞手法并非孤立运用，而是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强化，共同服务于诗歌的情感表达与主题阐释。这种综合运用体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技巧与深厚的文学素养。

3.5 韵律与节奏的情感呼应：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诗歌在韵律与节奏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情感呼应特征。从整体来看，诗歌的节奏随着情感的起伏而变化，呈现出张弛有度的特点。

在情感较为平静的段落，如"童年的梦/童年的幻想/童年的我"，采用了简洁的句式和重复的节奏，营造出一种舒缓、悠长的氛围，与童年记忆的宁静美好相呼应。

在情感较为激烈的段落，如"上帝的手/王母娘娘的发簪/击碎了先生的梦想"，则采用了紧凑的句式和强烈的节奏感，通过"击碎"这一动作性词汇，创造出一种紧张、压抑的氛围。

在情感转折的段落，如"一抹讥讽的微笑/面对困难和挫折/迎刃而上/亮了先生的眼睛"，节奏变得明快有力，通过"迎刃而上"的坚定表达，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在诗歌的结尾，童谣式的表达"没有我的日子；/还好吗"采用了简洁的句式和重复的节奏，既与前文的复杂表达形成对比，又通过回环往复的韵律，强化了对存在意义的追问。

这种韵律与节奏的变化，不仅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形式的变化来表现情感的起伏，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通过节奏的变化来感受情感的流动，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体验。

结论

通过对《花溪：溪边拾句》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意象运用方面，诗歌通过"溪水泡软的童年"、"漂在水面的蒲公英"、"王母的簪子"、"纸船"、"红叶"等核心意象的有机组合，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情感世界。这些意象不仅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更通过相互呼应与层层递进，实现了从个人情感到普遍哲理的升华。特别是"溪水泡软的童年"这一创新性通感表达，为时间与记忆的文学呈现提供了全新的审美范式。

其次，在主题内涵方面，诗歌通过师生情、乡土情怀、时间哲学、成长主题等多重维度的交织，展现了复杂而深刻的文化内涵。从"先生的粉笔字"到"浪里有丰年"的表达，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传承；从"没有我的日子；/还好吗"的追问，体现了对存在意义的哲学思考。这些主题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诗歌的精神内核。

再次，在创作手法方面，诗歌通过时空跳跃的叙事结构、童谣元素的巧妙运用、地域特色的语言风格、多种修辞的综合运用以及韵律节奏的情感呼应，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特别是三重时空的叠加效应、从个体到集体的情感升华、方言化表达的文化认同等艺术特色，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最后，《花溪：溪边拾句》作为《达州诗抄》系列的重要作品，体现了地域文化与个人创作的有机融合。王红娟虽然籍贯河北，但她通过对达州地区文化的深入理解与创造性表达，实现了文化身份的重构与文学视野的拓展。这种跨地域的文化书写，不仅丰富了当代诗歌的表现内容，更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总之，《花溪：溪边拾句》通过其独特的意象建构、深刻的主题内涵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成为当代诗歌创作中的优秀作品。它不仅展现了诗人深厚的文学功底与敏锐的艺术洞察力，更通过对童年记忆与乡土情怀的诗意表达，为读者提供了一次穿越时空、感悟生命的审美之旅。这首诗的成功，对于推动当代诗歌的创新发展，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