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純鈞：我和香港的結緣

文/顏純鈞

我和香港的結緣其實開始得很早。上世紀五十年代，才三五歲光景，為了遠赴菲律賓和父親團聚，母親帶着我和同胞弟弟一塊途經香港，寄居於鄉賢顏期仁老叔公家裏。好像就在等着辦手續的那段時間，傳來老家發大水的消息。母親擔心還留在那邊的太祖母、祖母和我最小的弟弟。在一個大雨瓢潑的日子，我們終於還是打道回府了。世事總難料，命運更弄人。如果沒有那場水災，如果沒有留在老家的親人，我現在可能會是菲律賓的一個華僑或華人，雖剩下一把老骨頭也只能斷了魂歸故里的念想。就這樣，我在安海從養正的幼稚園、小學、中學一路讀上來，其後是「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考大學、留校任教，七十多年的人生歲月就此轉瞬即逝。
此後，我和香港的緣分變成和親人的緣分。上世紀六十年代，母親赴港定居；七十年代，小弟純源也赴港定居；八十年代，大弟純鈎又赴港定居。全家除了祖母，唯獨我一個留在大陸；而且一個在老家，一個卻在福州。如果不是留在福建師範大學任教而是分配到龍岩的某個中學，如果不是娶了個在福州定居的東石女為妻，也許我會像兩個弟弟那樣，在後來也成了香港人。冥冥之中，命運劃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軌跡；親人血脈相連，卻唯獨我一個和他們關山遠隔。養正中學高21組曾有三對雙胞胎，都出身於華僑家庭。另外兩對是黃宏、黃毅和尤錦英、尤錦雄；前一對後來都去了香港，後一對後來則都去了泰國，如今三對雙胞胎只有我一個留在大陸。我的老師孫紹振常常笑稱，你是個愛國主義者。愛國不愛國的，我想倒不取決於生活在哪裏；但骨肉分離、生死兩別，那種刻骨銘心的感受卻只有自己去反復咀嚼。既然選擇了高校教育和家在福州的太太，也只好承受連帶給予的一切：包括大陸的獨生子女政策、福州的「火爐」天氣、遠離故鄉、思念親人、做學問的寂寞、教書匠的清貧，如此等等。
1983年，我要去北京大學進修一年。記得正吸溜吸溜地喝着粥，祖母顛着小腳走來，扒在我耳邊悄悄說：「走到巷口，記得回頭來看一眼。」當時也不知為什麼，卻還是點點頭答應下來。我默默地朝巷口走去，感覺背上全是祖母落漠的目光。在即將從巷口消失前，我回過頭去，看見祖母攏着手站在家門口。她眼裏沒有淚，一副空朦悠遠的樣子，正默默地朝我注視——那個姿勢在一瞬間成了永恆的造型。後來才知道，「回頭看一眼」竟是閩南僑鄉一個古老、沉重而又感傷的習俗。即將遠行的親人，只有在離家前回頭看一眼，才能祛除「一去不回頭」的魔咒，才能把彼此的目光深深地吸進心底裏去。祖母就是這樣，在親人無數次的「回頭看一眼」中，她把祖父和父親送去南洋，把母親和兩個弟弟送去香港，把我一次次地送往福州。也因為這樣，祖父和父親、母親和兩個弟弟，還有我和太太、孩子才頻繁地回家團聚。在我印象中，祖母和家人離別時是從不掉淚的；她早已習慣了離別，眼淚也早已流乾。對祖母來說，團聚只是生活越出了常軌，只有孤獨地苦撐苦熬，才構成她一生的常態。當然，母親又何嘗不是這樣呢？記得有一次她來福州，閒聊時笑着對我說，她和父親共渡一生，其實認真算起來相聚的時間也只有兩年多。我的小姑婆命運就更悲慘，嫁給安海鄉下的華僑為妻，三天后丈夫即下南洋，從此一去不回頭。小姑婆苦等丈夫未歸，終生沒有再嫁，無奈地寄寓娘家，孤苦伶仃地過完一生。在老家安海，不管你是去南洋，還是赴香港，甚至天南地北的來而復往，又何嘗不要經歷這一番肝腸寸斷的離別場景呢？為了家庭和親人，有太多的安海人只能外出謀生，這是他們共同的心路歷程；再不容易，也要咬牙挺下去，哪怕終老異鄉也只能默默認定自己命該如此。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曾多次往返於香港，探親、過境、參加學術活動和慶典活動。也因此，了解、接觸和交往過的安海人為數眾多。比如黃宏、許養花是養正中學高21組的同班同學；吳錫奎、蘇永安、葉金城、吳新民等是插隊時在永福公社的宣傳隊共事過的；蔡尚楷四個兄弟姐妹則是太太的堂親；林志滔、楊長樁也早在養中讀書時因體育而相識。在大陸這邊，自然也時常會和旅居香港的安海人不期而遇。原香港安海同鄉聯誼會的老會長黃長猷先生，來福州參加省政協會議，我曾到他的住處拜訪過；第二十七屆董事會主席顏乾成先生是同族的宗親，也曾數度見面暢聊；還有榮譽主席顏培增先生，在養正中學校慶的典禮上，更作為校友和學生們同台交流。旅居香港的安海人，都保有對家鄉和親人的拳拳之心，也想必都和我一樣，一再經歷過那些令人心碎的告別場景。記得父親晚年得了癌症，在回家靜養的日子裏，經常躺在帆布躺椅上大聲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他總是反復地唱這一句，因為記住的也只有這一句。我們家跟東北八杆子打不着，但我相信那個悽惶的，充滿漂泊感的樂句，確實曾無數次地打動過他。這個樂句中最重要的當然是「我的家」這三個字；因為回不了家，就唱「我的家」；這已經變成他鬱結的心病，以至回到老家了還不由得又唱起它。在菲律賓，父親的懷鄉還表現在他參加過當地的「郎君社」（即南音社），甚至安海的南音社還在他養病期間特意到家裏來慰問。家鄉、親人、祖厝，每一樣都令人難以割捨，卻又只能狠心割捨。不管你走到那裏，又離開多久，它們照樣是一種精神的存在，不時才下眉頭，又上心頭。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安海人性格中的堅韌和博大，就是在一次次的生離死別中塑造成的。

1989年大陸動亂曾讓我意氣消沉，於是第一次決意赴港探親。一開始暫住在大弟家裏，到了周末，小弟才過來把我們接到母親那邊。那時母親一天打兩份工，根本無暇和我們見面。母親和弟弟住的房間是租的，面積大概只比我現在的衞生間稍大一點。一張架子床靠在牆邊已佔去大半，一個桌面貼在牆上，吃飯時才放下來；也只能一個坐在唯獨一張的椅子，一個則坐在床上。更讓我心裏一凜的，是母親整個脊背都佝僂下去了。印象中的她身材高挑，腰背挺直，走起路來特別精神。多年不見，她竟有了這個讓我心中隱隱作痛的佝背。這只能是在香港工廠的流水線上，在起早摸黑的勞作中壓彎下去的。當年在安海，她曾是周圍的親戚鄰居羡慕的「番客嬸」，吃穿不愁，還不時周濟窮人。住着三進大厝，客廳就有三四十平，前後還各有一個庭院。如今卻只能蜷縮在狹小的居室，廚房和衞生間是屋主的，想要用還要看別人的臉色。如此憋屈、如此不堪，卻不得不一年年往下過，為的只是在安海還有一個真正的家。捨下了那裏，又是為了那裏；苦是自己受的，甜卻給了遠方的家人。早年大弟純鈎給我寫信，那時的他還在《文匯報》當校對；有一次想去看場電影，卻在電影院門口來回走了好幾趟，最終還是沒捨得買張票走進去。旅居香港的安海人，哪個沒有經歷過早年的艱辛歲月呢？但他們還是咬着牙、忍着心、吃着苦、盼着未來，老家的長輩妻兒總是累累牽掛，卻永遠是生存的精神支柱。
1995年，因為參加撰寫《香港文學史》，我有機會以搜集資料的名義在嶺南學院訪學三個月。這是我在香港居留時間最長的一段日子。訪學之前，嶺南學院要我提供兩篇發表過的學術論文，意在考察我的資質是否足夠。我挑選了兩篇刊登於國內頂級權威刊物的論文寄過去。想不到，嶺南學院的教務長梁錫華教授竟特意親自給我回信。信中別的不提，只挑剔論文連注釋都沒有，甚至說怪不得大陸的學術研究被海外斥之為「浮泛」。為此，還附上一份嶺南學院學報對論文注釋的學術規範，好像我連怎麼做注釋都不懂。我感覺受到了羞辱，因為我而連累到整個大陸的學術界，心裏更是不服也不甘。那時大陸和香港在社會發展水平上差距仍大，一些香港人（尤其是知識界）對大陸人還是難免極盡「矮化」之能事，以便讓自己更加感覺良好。為了維護尊嚴，我在回信時也就顧不得情面，更顧不得會不會受邀。我不客氣地反駁：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學問本來就各有各的做法，不見得只有引經據典才是大學問、好學問。做學術研究，主要看你提出什麼問題，有怎樣獨到的見解，又如何展開有說服力的論證。注釋那只是雕蟲小技，充其量只能算作入門的「投名狀」；而把考據癖當作看家本領，又只能曝露自己的古板和迂腐——梁鍚華先生難道連這一點也不懂嗎？自那以後，果然邀請訪學的事就此沒了下文。我也毫不在意，心想又不是沒有你的邀請我就去不了香港。直到梁錫華退休後，新的教務長、詩人黃國彬接任，訪學的事才舊事重提並最終成行。那時的嶺南學院已經搬遷到新校區，舊校區在灣仔半山一座五六層的大樓，只住了我和一個中學校長。我自己買菜、做飯、洗衣服，周末才下山去和家人團聚。當時，我的兩個大學同學也在香港，都是中國新聞社派駐香港的負責人。多年不見，異地重逢，也自有聊不完的話題。除此之外，我還結識了香港一些作家，如李大洲、孫立川、陶然、古劍、蘇菲等，香港的親友更不時宴請招待，日子倒也過得不寂寞。
三個月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於我而言卻是了解香港最多也最深的一個時期。我大量搜集香港文學史料，閱讀香港文學作品。對香港的殖民地歷史、香港社會的發展和文學的成就基本摸了一遍，感覺在靈魂深處和香港貼得更近了。當時，嶺南學院為我的訪學提供了學術經費，唯一的要求是臨離開前要提交一篇有關香港文學的研究論文。因為和梁錫華有那麼一個過結，心裏先就賭了一口氣。大概前面的兩個半月，我根本不去想寫論文的事。直到剩下最後半個月了，才要弟弟純鈎介紹一個年輕的，尚不太引起注意的作家——因為不太引起注意，也就不會有人去評論和研究，自然可供使用的文獻資料也是沒有的，這樣就可以寫一篇不做注釋的論文給梁錫華看看。弟弟推薦的是女作家黃碧雲，當時約莫才二三十歲，總共只出版了兩本薄薄的小說集。於是，我一邊讀她的小說，一邊隨手做些筆記。大概剩下一周時間，才動手寫作。一開始，我就決意要一稿成，初稿即定稿，既不修改也不潤飾，更別提做什麼注釋了。下筆之時，盡量筆跡工整，不塗不改，偶爾寫錯了一個字就斷然撤掉重抄，一口氣成篇竟也有一萬三千多字。就這樣，我等到離港的前一天才去交稿；心想明天就回大陸了，即便要我修改也要看我的心情好壞了。回到福州不久，學報編輯來信了，三個審稿專家都充分肯定，只有幾處無關痛癢的意見；至於沒作注釋這一點，居然連提都沒提。編輯在信中甚至說「你要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我不禁啞然失笑——這不等於說專家的意見也可以不聽嗎？我立馬就做了決定，文章一字不改，只是又特意添加了一條注釋：「本文沒有任何文獻資料可供參考」——用一條注釋來說明不做注釋，這點小聰明倒讓我得意了許久。萬一文章被梁錫華看到，也算是對他的貶損大陸學術界給了一個回應。後來，論文果然一字未改就發表了；再後來，弟弟純鈎寄來一張剪報，是香港另一個著名教授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內容是評說已經成名的女作家黃碧雲的。其中有關黃碧雲的研究，提了一句「寫得周全的是來自福建師範大學的顏純鈞教授」。一篇一稿即成、且不做注釋、又不願修改的論文能獲此評價，也算是給大陸學術界掙回了一點面子，也出了心中的一口惡氣。此後多年，我曾多次向同事、朋友和學生洋洋得意地提過這件事。及至漸入了老境，世事有所洞明，人情趨於練達；對當年的意氣用事，反倒感覺像是塊傷疤；偶爾想揭開看看，結果只是痛了自己。

1999年《香港文學史》正式出版，我又和主編劉登翰還有幾位主要參編者赴港參加新書發佈會，算是了結一樁事情，也為香港的文化事業作了一點小小的貢獻。印象深刻的是，在港期間，我們幾個人還有幸去拜訪武俠小說家金庸先生。他的辦公室是個海景房，從一面落地大窗望出去，是香港啟德機場的飛機在起降。整個辦公室估摸有一百多平方，只有一張辦公桌孤零零地擺在中間，四周的牆面則被連排的書架佔滿了，存放的全是金庸在海內外各出版社不同版本的武俠小說。我們跟金庸先生坐下聊天，後來他指着書架說，「你們自己去挑一本，我來簽字。」於是四個人過去各挑了一本，我挑的是《天龍八部》，然後經他一一簽名留念；大家一塊照了像，這才告別離去。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文化也曾被大陸「矮化」，並斥之為「文化沙漠」；但我卻是個「金庸迷」，他的武俠小說我幾乎看了個遍，對他的各種奇思妙想佩服得五體投地。多年以後才覺悟到，其實文化只有形態差別而沒有高低之分；就連美國流行的藍調音樂，也是黑奴從非洲大地帶過去的。香港文化同樣是人類文化的寶貴遺產，必須得到充分尊重和持久保護。

2004年，福建師範大學着手學科整合，我帶着原先在文學院傳播學系的十來位老師，和時屬音樂學院的播音與主持專業合併成立傳播學院，並擔任創始院長。在謀劃學院的未來發展時，我們確定了加強和台灣、香港學術交流的規劃。那時赴台灣訪問還沒有現在方便，就考慮從回歸祖國的香港入手開展工作。為此，決定派遣部分學術骨幹到浸會學院影視系作短期（一個月）訪問。和浸會學院的卓伯棠教授聯繫好，我帶着三位老師作為第一批成員赴港。當時碰到的棘手問題是住宿；一是沒有那麼多經費住賓館，二是去租民房也不熟悉情況。幸好弟弟純源這時搬了新家，原先位於土瓜灣的那座舊宅空了出來。弟弟主動提出可供居住，甚至還花了一點錢稍加整修，終於有了落腳之處。赴港的老師大都是第一次前往，既帶有學術任務，又可見識陌生都市，體驗香港生活。大家都收穫滿滿，而且稱讚弟弟為人熱情，回來後還不時念叨。小弟話語不多，卻心地善良，就像老祖母那樣，想別人從來比想自己要更多一些。在這方面，我從來是自愧不如的。

當了個不想當的院長，行政事務繁重，肩上擔子沉重，心裏的壓力既無形又無邊，就不再有什麼奢望去香港。其間母親益發年邁，打電話一再提起要我帶着未曾見面的孫子去玩。說是去玩，我知道她已感覺時日無多，就盼着能在有生之年再見上一面。我也一口答應，決定2019年寒假過去。不料新冠疫情驟然爆發，形勢大變，連出門都非不得已，更何況還要出境。當時曾信誓旦旦，以為疫情很快就會過去，不料一拖就是三年。母親的身體敵不過歲月的那把鈍刀子，很快就支撐不下去了。尋醫問藥、中風住院，生命的火光漸漸黯淡；每每有壞消息傳來，卻無計可施，也無能為力，心情就壞到了極點。母親中風後吞咽功能喪失，只好採用鼻飼，行動也更加不便。因為疫情嚴重，弟弟純源一家甚至不許去探望，唯一能做的就是打電話向護士詢問。想到母親孤獨無依地躺在醫院，靠一根管子度日如年，卻看不到一個子孫在床前；能做的只有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拿來一再回味。有時在書房驀然想起，不由地望向南天之外，只見一片孤雲橫掛天際，益發體會到無助是一種什麼感覺。
母親去世後，從一開始我就決意要赴港奔喪，但申請出境時卻碰到一堆難題：先是出入境管理處荒唐地要求證明「我是我母親的兒子」，再者香港的疫情風聲正緊，下飛機後規定要在賓館隔離14天，其後又居家7天，而且不許出門一步。即使去了香港，能否送母親一程，甚至能否見上最後一面全都成了未知數。弟弟純源打電話過來，也勸我放棄赴港，說那邊的一切他們負責打理，又有同鄉會、校友會和親朋好友協助，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思前想後，無以定奪，去和不去都成了難題；權衡再三，無奈之下只好選擇放棄。這本來是做兒子不可推卸的責任，偏偏又讓我擔不起；從此也永遠失去了彌補的機會。弘一法師曾說：「人生哪能多如意，萬事只求半稱心。」想到這裏，內心頓時一片澄明——生也罷、死也罷，好也罷、壞也罷，自己的人生已無法回頭。

對我來說，留在大陸究竟是好還是壞呢？說起來還真是一言難盡。閩南有句老話稱「萬事天註定」，我想好或壞如今都成了「過去式」；活到這把年紀，也只剩下坦然認命的份兒。雖然沒做成香港人，但我和香港的結緣將會是一輩子的事情；尤其是香港回歸後，香港和大陸的關係更加緊密，彼此休戚與共、禍福相依。個人有命運，國家也有運勢。做了近五十年的高校教師，讓我學會從宏觀尺度看問題。社會制度有進步與落後之分，卻沒有哪一種是十全十美的；甚至都有其興亡更替的規律可循。即便是封建時代，也有大唐王朝、康乾盛世。中國自清末以降，喪權辱國、積貧積弱；其後則有抗日和內戰，更是血流成河、元氣大傷。建國後以為迎來了好日子，卻運動頻仍，挫折連連。這一百多年的戰亂與動盪，整體上看正是中國處於歷史轉型期必然帶有的社會陣痛。民心思變積蓄了太多的生命能量，終於在改革開放後迸發出來。於是頂層設計與底層邏輯相互應和，這才迎來近五十年的高光時代。當改革進入深水區，難免還會引發新的問題、困擾甚至痛苦。儘管一路的磕磕碰碰、跌跌撞撞，但國之大勢仍在普通百姓的切身體驗中。如今，國家氣運正盛，如日中天；香港在回歸後也面臨新的機遇與前景；旅港的安海人埋頭苦幹、事業有成。在時代的洪流中，個人的命運儘管渺小，但只要順勢而為，未來終究可期。這些年，自己和家庭也遭遇種種挫折、磨難甚至不幸，但我總是暗暗給自己打氣：你要挺住，你不能倒下，你總會有撥雲見日的一天——因為自己血脈中流淌的，正是安海人堅韌而博大的精神傳統。成功會讓你快樂，挫折更催你奮進；所有的遭際都是命運給予的最好安排。央視有個節目曾留下這樣的金句：「當我們覺得餘味苦澀，請相信一切終有回甘。」

（颜纯钧：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创院院长，于‌2026年2月3日14时30分‌在福州逝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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