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我为何意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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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没有读过书，只在扫盲班读过几个月，能勉强地写自己的名字和记数字。在侄子不用的作业本上，她经常会做完一天小工后记下一笔，然后等到了年底去工头那里领钱。母亲平时会打很多零工。有时候去坝脚下割草，有时候去湖田锄地，有时候去厂里，有时候问起来，她说：“我跟你婶娘一起灌水泥，一天有两百块，还能吃它两餐饭。只是全身是灰，洗都不好洗。”
有时候去船厂里刮漆，“一天下来眼睛都辣得睁不开咯，但人家会包饭，还给你发口罩。那个钱多，三百块一天！”船厂这个事情我知道，因为我担心船舱里的有毒气体对身体不好，在电话里一再要求她不要做了，她后来就没去。
做得最长久的是在一个承包土地种红薯的老板那里。老板到我们村里来租地，一亩地一年租金四百块，然后租地给他的人过去打工，锄草、打药、挖红薯……一天也是一百块，母亲跟垸里的叔爷、婶娘们一起做了很久，到了年底结算工钱时，却并没有拿到全部的钱。
母亲做了四千多块钱，拿到手的只有三千左右。其他做得更多的，也只拿到了部分。大家天天去那个老板家里要账，老板自己也没办法，毕竟红薯卖给厂商后钱还没回来，只能这个人给一点，那个人给一点。
我给母亲算了一笔账，算上家里一亩地种的芝麻卖的一千块，零零碎碎打小工的钱加起来，年收入一万多一点。   有一段时间我劝母亲不要做小工，何必呢？又辛苦，又不能及时拿到工钱。即便是拿到了，也只有一两万块，年年我都会给钱的，不差这一点。
但是对于母亲来说，她还能动弹，就一刻也不能休息，每天都挣到一百块钱，心里头是踏实的，也是高兴的。
我在家的日子里，经常看到她兴兴头头地出门出去做小工。回来后一身泥也好，一手冻疮也好，都不觉得辛苦，因为她喜欢这样自力更生，不愿意拖累我们孩子。劝阻了多次后，我也渐渐理解了她，唯独要求她不要干那些伤害身体的工作。
我知道我给母亲的钱，她没有用，一直给我攒着。虽然我说我不需要她这样，但是她口头说好好好，实际行动上去不动我的钱。我给她买衣服，买取暖器，买护手霜……只能通过这些迂回的方式来尽量让她的生活稍微宽松一点。
生存的焦虑感，并未随着她老去而缓解下来，得拼命地干活，拼命地攒下一点钱，拼命地不要让自己成为儿女的负担，一想到这些她是不敢休息的。
想想很多人的父母亲可以拿着退休金，享受各种退休后的福利，父母亲作为忙碌了一辈子的农民，却是享受不到这些的。
甚至就连是否提高农民的养老金，都有那么多反对的声音，这让我意难平。我因为有这个能力，可以为我母亲的老年生活托底。
而农村很多老人，子女并无能力去给他们养老，他们得一直做到死。就连生病了，也不敢去医院治疗，只能回家等死，甚至主动求死，这样的悲剧时常会发生。但他们是不会被看到的。每每想到此，让我心头无比沉重。他们不应该这样被漠视。
我知道我的声量很小，但作为我母亲的孩子，一个农民的后代，就想多写写这些一辈子都耗在土地上的人。他们觉得能有一点养老金，就已经很高兴，很知足了。但我清楚，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更大的支持。他们都老了，他们等不了那么久。我希望他们，都有一个安稳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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