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么喜欢我，要不要跟我一起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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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结束距今已经 3 年有余，有一群人仍在每天防护，甚至比当时更严格。在一个恢复正常的世界里，仿佛只有他们被留在了不正常的过去。

丈夫咳嗽了。因此，李瑶要求他回家后也一直佩戴口罩，进行隔离观察：使用单独的房间、卫生间和阳台，每天用家中囤积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检测，直到症状消失，核酸检测持续显示代表「阴性」的一条杠为止。家里的公共区域要早晚各进行一次全面消毒，点燃艾条，让肉眼可见的浓烟布满整个房间，等烟雾慢慢沉降后再接着喷洒酒精 —— 尽管这已经不是 2020 年，而是 2026 年。这些年来，她从未松懈过对新冠的防护。
刘昭的防护措施甚至比那 3 年更为严格。她每天出门都会戴上头戴式 N95 口罩，半圆形的罩子扣住鼻子和嘴巴，边缘延伸出两条皮筋，一根套在脖颈，一根套在后脑勺。然后还要再戴上医用护目镜，足够宽，能完整遮挡住眼眶一圈。这样全副武装后，她才会感到整张脸都安全了。在一个温暖甚至炎热的南方城市，这样走在路上实在太奇怪了，常常能接到路人投来的异样眼光。好在刘昭是个自媒体从业者，大部分工作在家就能完成，不总需要出门。
在外企工作、每天坐办公室的梁树没有这种幸运。从早上 7 点 20 分出门上班到下午 5 点 40 分回家，她每两小时更换一次口罩，因为担心病毒会附着在一只戴了太久的口罩外部，然后穿透口罩被自己吸入。但凡旁边有咳嗽、打喷嚏的动静，她的神经便立马绷紧。这种戒备早已被同事发觉，他们告诉她，每到这种时候，她的神情「一下就变严肃了」。梁树原本计划买一个防毒面罩去公司，把自己彻底武装起来，但这个想法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母亲制止了。母亲觉得她疯了，「你会成为全公司的笑话。」

或许你在日常生活中从未留意过这样一群人。疫情结束距今已经 3 年有余，而他们仍然在像从前一样严格进行防护，仿佛在世界向前滚动之时，只有他们留在了原地。他们极少跟身边人谈论这些话题，而是在网络上寻找同伴、分享经验、交换方法，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生活守则。在群体内，他们把自己称为「防护派」。

对于「防护派」来说，出行戴口罩、不堂食、实时消毒是最基本的。有人甚至会选择佩戴动力送风机头罩 —— 一个轻薄的塑料大套子笼罩整颗头，脖子后面伸出看起来像空调管道的连接软管，延伸至挂在腰间的机器。有人戴着口罩或头罩也不放心，每日用棉签蘸取藿香正气水擦拭鼻孔边缘，随身携带小的空气净化器。有人接触任何公共场所的设施都要佩戴一次性手套，按电梯、开门、掀门帘时都避免自己的手直接进行接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换掉外穿衣物，然后洗澡。如果遇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比如银行操作需要进行人脸识别时）需要摘下口罩，那几秒一定要屏住呼吸。摘过口罩后，还必须在回家的第一时间喝下一支藿香正气水。
他们的出行不是由天气、目的地或心情决定，而是由一个「指数」来决定。打开美团 App，点进首页的「看病买药」医药箱图标，再点击「24h 服务」一栏右侧的一行小字「过敏易感 · 健康指数」，就会看到根据用户所在的城市展示的「新冠指数」曲线图，图上还会分出感染区间：正常，偶发，易感。这几个浅灰色小字只在页面停留 2 秒，很快就会被其他轮播的广告替代，如果不是刻意寻找，你可能根本发现不了。但对「防护派」而言，每天查看这行小字，就像每天都要吃饭一样日常而自然。
李瑶已经总结出规律，如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看见一线城市有人发帖说自己阳了，这意味着大概一个月后，她所在的这座南方二线城市就会出现病例，在曲线图上的显示，就是慢慢起峰，在一个月左右达到峰值。每到此时，家里就进入了戒备状态。李瑶是全职妈妈，孩子正在上幼儿园，在病毒不算活跃的夏天和秋天可以全天待在园里，进入 10 月，她让小孩改为上半天、休半天。11 月份秋风渐起，「阳」的风险最高，她便不让小孩再去幼儿园，远离这个「充满几十个孩子的巨大传染源」。

为了跟人群隔离开来，36 岁的何超伟完全杜绝了堂食。作为离不开火锅的重庆人，想吃火锅的时候，他就请求餐厅老板把火锅端到家里。他从事的是境外旅游行业，但他主动选择去做收入少很多的制定旅游计划的工作，「非必要不带团。」偶尔带团时，他全程戴着口罩，从不和客人一起吃饭，到了饭点就自己买一个三明治独自在「安全」的地方吃掉。

为了防护，一些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情也需要刘昭鼓起勇气来做。她牙齿发炎，医生说需要赶紧拔，不然感染了会很危险。3 个月里，钝痛时时冒出来折磨她。但想到要在医院里摘下口罩，她犹豫了好久。最后在网上看到这种情况严重了会危及生命，她才下定决心。拔完牙，回家后她立即用酒精喷洒全身，再用盐水鼻喷清理鼻腔。
尽管曾经的梦想是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生两个小孩，但现在，刘昭已经「断绝了这个念想」。在网上看到 5 个月大的婴儿也会得新冠，她很吃惊，也很担忧，「小孩要天天暴露在这种环境中，太危险了，唉，长大了怎么办哦？」她决定不要孩子了。她也很庆幸自己在 2020 年之前没有结婚，否则，要是两个人如今在防护这件事上产生分歧怎么办？她在社交媒体平台找到了一个「防疫相亲群」，群里都是和她一样的「防护派」，可大多和她不在同一座城市，她至今还没有机会在其中找到伴侣。
其实，这几年她也遇到过喜欢的男生，对方并不是和她一样的「防护派」。她本想忍忍，顺应对方的生活习惯，但最终还是受不了和不防护的人在一起。她也曾想过和对方说：「其实我是做防护的人，你这么喜欢我，要不要我们一起防护？」但最后，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口。
他们感到自己是「正常人」眼中的异类。无一例外，他们都被「正常人」问到过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2025 年的过年聚会上，何超伟依然戴着口罩，亲戚又问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言简意赅：我怕死。

2022 年 12 月，李瑶第一次感染新冠病毒，昏沉感持续了大半年，极其疲累，她每天照看小孩，感觉「只有一口气在吊着」，喝中药喝了几个月也没好透。这成了一个转折点。一直到现在，她的身体还会持续冒出小毛病，头晕、神经性皮炎、咽喉炎、发烧、月经紊乱 …… 所有问题都来得毫无预兆。2023 年 5 月份，她第二次感染新冠病毒后，晒完太阳回来后，她觉得痒，后脖颈、胳膊、小手臂，全部挠出了小红点，李瑶吓了一跳。这种情况过去从未发生过，她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身体状况的下坡路确实是以 2022 年末为分界点的。从此，她开启了防护。

薛宁的不对劲是从考场上开始的。她僵在桌前，手指突然失去了写字功能，不再受控制，只能干坐着，与邻座奋笔疾书的考生形成怪异的对比。

那场考试在 2022 年年底，全国陆续放开，不再开展全员核酸筛查。11 月 30 日，广州解除临时管控，12 月 1 日，重庆解除，12 月 5 日，杭州解除，最后，2023 年 1 月 8 日，全国都不再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那个冬季，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照常进行，考前 1 天的凌晨，薛宁在酒店醒来，身体很不舒服，摸出体温计一测，发烧了。第二天的考场上，她只不过是抬头看了眼教室上方的时钟，距离收卷 1 小时，再低头时，就失去了做精细动作的能力，无法再写字。考试结束后，她想打车回家，却大脑空白操作不了打车软件，只能走到马路边，摇手招停一辆出租车。一周多过后，她开始出现心悸症状，接下来的一个月，她叫了 4 次救护车。她有时心率会突然飙升至每分钟 180 次，如果不及时安抚，就会手脚不受控地僵直、发麻，「像鸡爪似的」，肌肉全部冻住。她感觉自己整个人麻木，思维迟钝，说话慢吞吞，别人问一个问题，她要想好一阵才能把答案说出口。医生查不出何器质性毛病，谁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唯一确定的事情是，这反常的一切是从那波感染小高峰开始的。

梁树自从感染新冠后，身体状况就变得非常差，晚上睡觉常常会胸闷气短，通常会在凌晨一两点或四五点的睡梦中因为呼吸不畅而被憋醒。她的体力甚至不足以站立洗澡，只能搬个凳子在浴室坐着洗。如果洗澡时稍微受凉，第二天一定会感冒。有一段时间，她下床走几步路都会全身冒冷汗、呼吸困难，被别人碰一下就会感到「累到要吐」。 有时正上着班，梁树会突然感到心率飙升，仿佛自己快要死了，她立马赶去医院看急诊，一检查，一切正常。2024 年的头 3 个月，她日常出行都要坐在轮椅上。她在医院住了 18 天，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仍然没有查出来任何问题。
在医学上，他们的症状没有被任何医生正式命名，像一个混沌的现象，有人说是新冠后遗症，也有称之为长新冠（Long Covid），一种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后 3 个月内持续出现病痛且无法解释的症状。很多在网络上有相同遭遇的人，都没有在医院找到一个答案。薛宁曾反复在社交媒体输入发病情况，一个又一个「混沌」的病例跳出来，跟她很像：痛苦，但没有先例，没有参考，也没有求医的指导。李瑶在求医无门之后加入了一个名为「新冠后遗症互助群」的微信群，群友纷纷分享自己阳过之后的身体变化，虚弱，没有活力，免疫力低下 …… 群里有将近 500 人。
每当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梁树没有可以倾诉的人，就会去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和自己有共同遭遇的人，求一个心理慰藉。她也加了一个群，群里的人和自己一样，大家会在群里记录自己的年龄、症状、求医方向和预后。但她很快发现，当她们在公共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情况，除了小部分同类人，大部分「正常人」会留下的回复包括：危言耸听、煽动焦虑，无病呻吟，不要装病了，你是不是想多了，大家都经历过那一场疫情，为什么就你特别？

是啊，为什么就自己特别？傅岚也想问。2022 年 12 月，全国发热门诊的日就诊人数飙升，从 42.5 万人次冲到 286.7 万人次，2023 年 1 月份，日就诊数又迅速回落，降到了 6.3 万人次。从此，「密接」「次密接」这类词语开始从大家的口中默契地消失，生活一下子换了语境，没有人再耳提面命地要求消毒、检测。一切好像恢复正常，但 3 月份，傅岚突然发作，莫名地感觉四肢麻痹，满口牙疼，呼吸极其困难，本以为这是新闻里常报道的心梗，做了无数次心脏检查，却显示一切正常。她食欲不振，严重失眠，体重一度从 90 斤下滑到 78 斤。她焦虑又困惑。疫情结束了，可自己怎么偏偏就在疫情「结束」时出了问题？世界正常了，但自己成了那个「不正常」的人。

刘昭觉得，做防护并没有影响任何人，她不明白为什么别人总要把他们当成「异类」。尽管她会故作轻松地对自己说「无视就好了」，事实上却没那么容易做到。全副武装出门时，公园里的大爷大妈并不客气，在刘昭身旁大声议论，现在戴口罩还有用吗？她对此感到焦虑，去了全国知名度很高的三甲医院看精神科，医生问她：防疫是为了防什么呢？医生又说，你戴口罩是不是有强迫症和焦虑症啊？你有没有看新闻，空姐都不戴口罩了你知道吗？你怎么不看新闻呢？

在网络和现实中，他们都认清了一件事，在 2026 年，仍然坚持防护的人和不防护的人根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沟通。有人忍不住吐槽，自己像「过街老鼠」一样生活着。有人四处寻找「防疫意识比较好」的公司，「防护派」的家长则想着能不能同年级「防护派」的孩子都不上学了，凑一起「搞个 home school」。最好，能有一个世界是专为防护的人准备的。
如今，梁树的身体状况仅能够支撑她一次性慢走 10 分钟。但她也不怎么想出门了，因为外面「到处都是毒窝」。她说自己很无奈，「我劝身边的朋友以及家人戴口罩，我说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把我的话当回事。」次数多了，家人从最初的担心变得有些厌烦。她如今和家人说能不能带自己去医院或是叫救护车，家人会说让她忍一会儿，但不再会帮她叫救护车了。当她再倾诉自己不舒服时，母亲会生气，说自己已经烦了，「天天说自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把这些不好的情绪带给我。」然后说梁树没有孝心，气色那么好，看起来明明就是一个健康的人。这样的对话隔三差五就会发生，以梁树向母亲道歉结束。

她只能独自防护，靠口罩让自己感到安全。在家人面前，她决定绝口不提任何负面感受，努力装成一个正常人。

如果你和他们见过、交谈过，就会知道是什么状况。何敏这么说。他们用一种再平淡不过的语气谈论自己的痛苦，但讲着讲着，倾诉就变得无法停止。
何敏是接诊长新冠患者的一名医生，这样的门诊在其他医院可能叫长新冠门诊，或是新冠康复门诊，但并不常见。国际上，长新冠的概念始于 2020 年中旬，患者症状各异，所以这些医院会为他们开设多学科门诊。看病当天，所有不同科室的医生共同出诊，根据患者的症状由对应的医生给出治疗方案。比如患者的症状是咳嗽、呼吸困难、肺结节，就会分配给呼吸科，有焦虑症状，分配给精神卫生科。如果既有记忆力下降、眩晕、肢体麻木症状，也有心慌、胸闷、出冷汗症状，那神经科和心内科两边的医生都得看。
从长新冠这个概念诞生之初，关于它是否存在，学界就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人信，有人不信。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何敏和她的同事们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做科学研究的人有学术分歧是很正常的，既然她决定了要研究，就不必理会争议。

后来，信不信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她在门诊里亲眼见到了病人。

在这个门诊里，何敏见过许多的长新冠病人，什么症状的都有，但无一例外，都同样痛苦。具体的表现方式是，在这个门诊，每个患者的交流时间都在一小时以上，比常规的面诊时间长很多。他们通常都曾辗转各个医院和科室看病，但都未得到过确凿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大家都迫切地想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怎么样才能好，「他们想给这些事情找一个出口，或者说想求一个答案。所以就会（说）很多，时间就会很长。」 何敏接诊过的有些病人，处于焦虑或抑郁状态，这种状态和 长新冠的症状交织在一起分不清谁是因谁是果。
这种想要赶紧康复的迫切有时会变得激进。有人坚信吃了这某药就会立即康复，医生会考虑药物的副作用而不建议吃，但有患者认为只要能好，就愿意尝试。有的患者没有听医生的，最后因为不当用药伤害了身体机能。
有时何敏无法不感到无力，目前为止，医学界所有的化验检查没有任何一个专为长新冠而设置的，诊断标志物不明确，病症机制也不明确。「作为医生，我们很想帮助他们，但受限于现在医学的进展速度，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解答），也做不到药到病除。」医生只能尽量缓解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帮助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以及继续研究。

聊到此处，再次被问到是否相信长新冠，何敏回答说，她是相信的：「我真真切切地知道确实有这么一类人存在，确实有这么一个病存在。」

出现症状两年后，傅岚情况好转，是因为开始吃治疗焦虑障碍的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她起初以为自己是心梗，去了心脏科，但各项检查指标一切正常后，医生建议她去精神卫生科，心脏疼、胸口疼、躯体发麻冰凉，也像是焦虑症的躯体化症状。
有医生说梁树是癔症，不需要吃药，做心理咨询、进行心理干预就行了，也有医生给她开了抗焦虑药，她本来不想吃，但当在后遗症群里分享了自己的情况后，有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患者加了她的微信，让她一定要尝试一下抗焦虑药。吃药后，她感觉心理状况好像好了一点。她不知道 —— 医生也不知道 —— 到底是新冠诱发了焦虑症，还是焦虑症本身就是后遗症的一种表现。

梁树不能接受用焦虑症概括她目前的所有症状，她想看到一个明确的解释和答案。她一有时间就在 PubMed（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维护的免费的学术文献检索数据库）检索长新冠相关的论文，读的论文数量多到想不起来具体数字，她把自己觉得有道理的研究想法都记了下来，关于造成长新冠症状的原因，她已经总结出了 16 条，比如微循环障碍、线粒体糖代谢紊乱、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特发性肌炎 …… 她知道，许多「正常人」都认定长新冠只是心理症状的躯体化表现，但她希望有朝一日能证明，这一切不是自己的臆想。

一场瘟疫降临，然后淡去。遗忘可以是一件轻易而快速的事情，但至少对李瑶、刘昭、何超伟、傅岚、薛宁、梁树 …… 们来说，不是这样。
发病的时候傅岚工作 7 年，本应是事业成熟和上升期，却被困在原地。因为身体状况不仅完成日常工作都艰难，更没有心力进行自我提升，傅岚错过了一直很期盼的调岗机会，坐在工位上，她常常悲从中来，止不住地哭。2024 年的一天，领导叫走她，委婉地进行了劝退。回到家，她也没有精力学习任何技能或是考证书，整天只想在家躺着。
梁树刚发病时 23 岁，一个很年轻的年纪，但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如果连出门散步都成了一种奢侈，她这一生还能做什么？「唉，这样活着有啥意思呀。」除了上班，她很少出门。她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感到痛苦，但她也知道，没有人想听到自己说这些，更没有人想靠近一个消极的人。起初，这件事让她感到孤独，后来，也只能「算了」。

刘昭甚至做不到张口和朋友提防护这件事 —— 尽管每次和朋友出门，朋友都能看到她全副武装地戴着口罩和护目镜，并且拒绝和她们在外面吃饭。但这更像是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种默契，闭口不谈她们之间的不同。她感到一个巨大沟壑横亘在自己和「正常人」之间，谁都不能理解彼此。关于和朋友聊这件事为什么会如此困难，刘昭沉默良久，说，我怕会失去他们吧。

身边的大部分人都淡忘了那段「不正常」的日子，但刘昭还记得。她住在离医院 10 分钟路程的地方，那段时间，救护车尖锐刺耳的警报声从白天响彻黑夜。住在此处多年，她从来没有听到这么密集的救护车的声音。刘昭眼前的世界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伴随着永不停止的警报声，而自己孑然一身，暴露在空气里肉眼看不见的病毒中。
为了防护，很多事情她都可以放弃，但有一个愿望，她还想再坚持一下。她一直想去巴黎，想去卢浮宫、去奥赛博物馆、去蓬皮杜艺术中心，去亲眼看看那些杰出艺术品的真迹。她后悔自己没有在 6 年前就去。现在，想到十几个小时的跨洋飞行她就开始担忧。而且，她的头戴式口罩和护目镜，在国外看起来应该会让她更像一个异类吧。她沉默了很久，然后用很小的声音说：「但我一定会去的。」
城市不会因为一场瘟疫而改变，巴黎的街道和美术馆仍旧与从前无二，人潮会如过往般涌动在街头巷尾，似乎在证明没有什么是无法被时间冲刷的。只是有些人知道，有些东西从未真正过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报道对象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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