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送快递》书评

最新一期《纽约书评》刊了个，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I Deliver Parcels in Beijing）的书评

在路上On the Road

胡安焉关于在北京送快递的回忆录，以近乎不动声色的笔触，直白揭示了现代物流体系背后的人力代价。

胡安焉这本回忆录的书名，几乎已经预示了其文字风格的直接。第一章名为《我在物流仓库上夜班的一年》。他进入这份工作的方式，是经历三天无薪试工：“这肯定违反劳动法，但我打听过，物流园里的企业基本都这样。你接受不了，就只能另找工作。”正式入职后，胡安焉的夜班时长为十二小时，每月只有四天休息。广东炎热的天气，让铁皮顶棚的仓库即使在夜里也闷热难耐：“我汗流得太多了，上班时一次厕所都不用去。”

胡把自己的雇主称为“D公司”。叉车把成捆包裹从货车上卸下，再由人工按最终目的地分拣。
“根本不需要说话，也不需要动脑子。”晚饭——除了不限量白米饭外，其余都要工人自己掏钱——开饭时间很早，因此员工往往要连续近十小时不进食：“有个同事比我晚来几天，三个月里体重从180斤掉到130斤。”

郊区生活会让快递员看起来像牙仙一般神秘——你早晨开车去上班，回家时亚马逊包裹已经躺在门口。我反倒认为，城市生活更难让人忽视这一整类劳动者。哪怕只是因为，在我居住的布鲁克林市中心过马路，如今都变得越来越危险。这里实在有太多人在送快递了。

他们把车双排停靠后冲进公寓楼；他们骑着各种拼装改造的自行车在人行道穿梭——用烤箱手套当护手，用纸板临时挡风。他们骑着电池偶尔还会爆炸的电动滑板车。亚马逊甚至投放了一批方盒子般的人力车式运输工具（由电动车公司Rivian分拆出的Also制造），还能合法使用纽约的自行车道。但凡稍微关心现实的人，大概都知道亚马逊的问题。至少自从我们看过赵婷执导的《无依之地》（Nomadland，2020）之后，认为亚马逊具有剥削性，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认知。影片中，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饰演的主人公曾短暂在亚马逊仓库工作。

布鲁克林就有这样一座仓库——位于海滨红钩区，占地30万平方英尺。关于它给当地带来的影响，并不难找到报道：卡车流量增加、噪音投诉、空气质量恶化。但这些设施内部到底发生着什么，却不那么容易看见。因此，像胡安焉这样的亲历者写下的作品，读来尤其令人震动。他所描述的，是那些被冷冰冰称作“物流”的工作。胡的叙述提醒我们：尽管科技不断进步，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靠最原始的人力驱动。

几十页之后，胡离开了D公司，搬去了北京——“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一个女人”。如果我们能更多了解那个网恋对象“Juneau”，这段经历本可以显得浪漫一些。但这本书记录的是“作为劳动者的胡”，而不是“作为恋人的胡”。他面试进入一家被称作“S公司”的快递企业。有一幕令人不安：营业点主管警告他说，“这份工作没你想得那么好”。
主管对这个年轻单身男人抱有警惕。快递行业流动率极高，而胡没有家庭负担：“我父母都有医保和养老金，不需要我赡养。我也没什么责任要承担。这让他提高了警惕。”

结果，这份工作比胡预想的还要糟糕。他先跟着另一位快递员进行了三天无薪试工。理论上，他不一定必须干活，但：“我还是得帮忙——谁能厚着脸皮站在旁边看着，一点不动手？”之后又遇到体检报告延迟、招聘冻结，以及一连串繁琐手续，让他始终无法真正“入职”。胡有些茫然，于是开始记日记：“那些天里，我记录的基本只是自己走过哪些地方，而不是任何想法或感受。”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读到的，正是这样一本书：只有他的行程，没有这些经历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

才上班几天，这份工作的荒诞性便显露无遗。胡负责的配送区域里，包括北京环球影城工地。安保人员拒绝代收包裹，而其中有位“酷爱网购”的塔吊司机，经常收件。胡的工资包含按件提成，因此他反而比顾客更迫切希望包裹能顺利送达。也许，网购带来的快感，更多来自“下单”本身，而不是“收货”。他的配送区域里，还有一片“安置社区”——这个词或许比“入职”还更令人发冷。那里居住着：“因为城市扩张而失去原有家园的农民。”很多居民白天外出工作，因此包裹很容易“丢失”。胡发现：“我开始意识到，这份工作正在一点点改变我，让我变得暴躁、易怒，对责任也越来越麻木。”
但读者其实很少真正看到他情绪失控。胡的文字始终大多冷静克制，只提到过一次：因为一个女人让幼童在他停放的自行车旁玩耍，他朝她大吼。

他当然有理由烦躁。像他这样的快递员，一旦包裹损坏或遗失，往往需要自行赔偿。奇怪但又有些可爱的是，胡逐渐卷入顾客的生活：他会不断打电话联系一个地址填写错误的男人；也会劝一位女士拒收一个明显是廉价山寨货的机器人玩具。“顾客永远是对的”这一逻辑，无论在北京还是在美国，似乎都被默认成立。或者，也可能只是人在资本主义之下，总会提出荒唐要求。有位因为上班无法收件的女士，要求胡下班后再送过去，还暗示这对他来说也算一种“夜间散步”。

胡耐心地考虑后拒绝了她这离谱的提议：“她很可能是那种心甘情愿为工作牺牲一切的工作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她自然认为我也应该如此。”
他的解释已经比现实宽容太多。更合理的解释或许是：这位顾客，就像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活成了胡后来描述自己的样子：“渐渐地，我习惯了从纯粹的金钱角度看待所有问题，只从成本的角度衡量时间。”当一个人眼中只剩金钱时，他便会对很多事失明，其中之一，就是他人的欲望与需求。

后来，胡又换了工作，加入“品骏快递”。这家公司与大型零售商签约，快递员还要负责处理退货。如果退回商品有污损或损坏，损失同样由快递员承担。胡讲述了一个听起来近乎都市传说、却依旧令人痛快的故事：某位快递员因遭司机持续鸣笛催促，“也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根铁棍，把那辆奥迪的引擎盖和挡风玻璃全砸了。”胡承认，自己也曾无限接近那样的时刻：“我感觉自己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钢缆，终于断裂，积压已久的情绪猛地反弹，把对世界所有的不满一次性爆发出来，完全不顾后果。”读到这里，人们会惊讶于这个始终隐忍的叙述者，竟也可能成为那种“平日沉默、某天突然崩溃”的同事。幸运的是，悲剧并未发生。但在他入职一年多后，公司失去了最大客户，开始逐步停业。工作量减少，胡反而感到一种近乎幸福的轻松。他开始温柔地对待顾客——这些人已经成为熟悉面孔。他终于有时间、有精力在下班后读书，开始阅读《没有个性的人》和《尤利西斯》。

“因为我知道自己很快就会离开这份工作，我的大多数想法都变得积极而美好，”他写道。“我成了一个比以前更好的人——至少，比工作中的我更好——更善良、更简单、更有耐心。这让我意识到，我恨这份工作，甚至恨我所有的工作。”这让我想到，据说人在临终前有时会出现一种“回光返照”般的清明——在灵魂最终脱离身体前，短暂恢复本真的快乐与清醒。

严格来说，《我在北京送快递》当然属于回忆录。但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这是一本“互联网之书”。它最初源于胡发布在网上的一篇文章，引发广泛讨论，随后发展成本书的第一章。

很难判断，这种文风究竟属于胡本人，还是译者Jack Hargreaves的处理。胡的语言直接，但偶尔又带着一种奇特的旧式书面感：偷懒同事会被称作“蠢货”；他还会担心出现什么“不合时宜”的情况。网络写作往往遵循另一套标准与节奏，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没有固定形状的存在。而书籍则意味着一种更完整的结构——背景、解释、脉络。《我在北京送快递》却更像缓慢下滑的信息流。关于胡的人生经历，很多内容直到书接近尾声时才逐渐浮现。

时间来到2019年，胡失去了第二份快递工作。此时，叙述突然倒退回六年前——那时他在上海一家名为“C便利店”的商店，每周工作72小时，只坚持了不到十天。之后，他在附近一家自行车店找到工作。老板允许他直接住在店里；不用交房租这一点，让他更能忍受这个古怪而苛刻的老板。

再往前追溯，就是他人生第一份工作——学校毕业前安排的实习，当服务员。胡说自己学生时代成绩平平，但：“莫名其妙居然还是班里前三名。”在那里，他第一次发现：工作比学校更让他投入。七十页之后，胡已经在讲述自己的第十二份工作。

直到全书接近两百页时，胡才真正谈到自己的家庭背景。他的父母“都不善交际”，而他认为，自己的成长与这种封闭状态密切相关：

“春节时，我们甚至很难找到可以拜访的人。往往要到接近元宵节、假期快结束时，母亲的同事才会勉强来往一次……等我真正进入社会工作时，我似乎比所有同学都更天真、更幼稚，也更迟钝。”

直到这里，读者才真正开始“认识”胡安焉。“我父母的观念很传统、很保守，他们已经对社会和工作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不安，”他写道。这样一对一辈子都待在同一“单位”、把市场经济视作完全陌生事物的父母，自然无法为1979年出生的儿子提供多少现实世界的指引。胡几乎带着一种认命般的语气写道：“他们基本没给过我任何有用建议，也没帮过我什么，除了有一次我创业时借给我一笔钱。”

因此，他只能自己摸索：如何长大成人，以及该如何理解人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件事——工作。胡曾在一家漫画出版社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群我只能称之为“朋克”的年轻人：“他们说，工作是社会机器把人类变成奴隶的方式。”这样的思想，与那个始终面无表情的快递员形象，似乎有些矛盾。如果只是像在网上关注胡那样，零散地听他讲述过去与现在，那么这种迟来的思想披露，大概不会显得如此突兀。

那段时间，胡开始学画画。他并不擅长，但朋友们强调的是过程本身：“他们总拿朋克音乐举例——很多朋克歌只用三个和弦，但他们依然热爱这种音乐。”然而，胡过于现实，也过于担忧生计，最终没能真正投入一种“创作平庸艺术”的生活。这也许源于他的成长背景，也可能只是成熟得太早。

后来，胡曾暗示过一个重要的个人秘密，但最终拒绝透露：

“我一直在这里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很难不触及生活中的其他部分。它们彼此交织，如果只谈其中一部分，就有可能误导读者。但有些事情我愿意分享，也有些我不想说。我想，这是我必须承担的风险。”

我欣赏愿意承担风险的作者。但如果文本并未完全坦诚，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它？

口述史学家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在其经典劳动研究《工作》（Working，1974）开篇写道：
“这本书既然谈论工作，它本质上也就在谈论暴力——既是对肉体的暴力，也是对精神的暴力。”
读完胡安焉的书，我始终感觉，他本人也被某种暴力塑造过——只是这种暴力，他从未真正说破，而读者也始终无法真正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