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阅读史——“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 》

      从1972年10月到1975年６月，毛泽东先后开列有八十六篇古代文史文献，让人校点注释，印成大字本。不少篇目正文前有内容提要，均按他的意思而写。承担校点注释和内容提要撰写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一批专家。所印多则二十几份，少则几份，供毛泽东和中央少数领导人阅读。这八十六篇大字本文献已于1993年以《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

      参与此事的刘修明先生，在该书序言里叙述了毛泽东交代校点注释的情况。其中说，毛泽东阅读这批文史古籍，可分为读历史传记、法家论著、诗词曲赋三个阶段。

      毛泽东每个阶段所要的古典文献，基本上与他当时面对的国内形势有关，与他关注和考虑的问题有关，与他在考虑这些问题时特有的心境有关。

      第一个阶段，从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主要读历史传记。按他的要求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等史书中的二十三篇人物传记。

      林彪事件后，中央领导层进行了不小规模的重组，一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同志，相继回到领导岗位，而靠“文革”起家的“四人帮”则越来越明显地抱成了一团。双方思想分野明显，政治格局走向尚不稳定，加之当时中苏关系日益激化，外来压力甚大，毛泽东很担心党内团结问题。他从《晋书》中选印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主题相似。这四个人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东晋的胜利与朝臣“辑睦”、“同心”有关。上述四人文武融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打败了南侵的苻坚大军。这时候，毛泽东自己读或让一些领导人读这类史传，其内心的忧虑和期待，不难体会。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不只是在1972年阅读这类史传，有八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留下他用颤抖的笔迹写下的“1975，8”、“1975，8再阅”、“1975，9再阅”等字样。  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

      第二阶段，从1973年8月至1974年7月，主要读历史上的法家论著。按他的要求，选注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和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二十六篇文献。

      读法家论著，与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及体制的考虑有关，是借法家思想提倡革新、法治和中央的集权统一。阅读这类古籍，背景正好是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恰好是在1973年8月写《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时，布置校点注释柳宗元《封建论》的。当时参与评法批儒写作班子的北大教授周一良，在其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说：“开始批林批孔之前，《北京日报》约我写一篇关于柳宗元《封建论》的文章。据说是毛主席欣赏此文，意在宣扬文中意旨，以防止大军区形成割据局面。”这个回忆虽无其他确证，但毛泽东1973年12月决策八大军区主官对调，却是事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他读法家论著的现实考虑。

      正式记录毛泽东精心阅读、布置校点注释法家论著的文字，目前看到的是1974年4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他在会议上专门谈到校点注释法家著作的事情： 王充《论衡》中《问孔》这一篇，上海注得不错啊。《刺孟》搞不搞啊？不过，《刺孟》，他（指王充）不讲路线，尽讲一些形式逻辑、前后矛盾那些事。其他法家的书我看也要注一下，比如《荀子》，桓宽的《盐铁论》。一个《荀子》，一个《韩非》，值得好好注一下。《韩非子》只有唐朝人杨勤注了，注得好，就是太简单了。韩非的书难读，比如《说难》。读懂《说难》的前半篇很不容易，后半篇容易读。

      第三阶段，从1974年5月至1975年6月，主要读诗词曲赋。按毛泽东的要求，选注了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辛弃疾、张元幹、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三十五篇。

      这期间，毛泽东还让文化部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琵琶行》、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秦观《鹊桥仙》、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陆游《渔家傲》、岳飞《满江红·写怀》、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洪皓《江梅引·忆江梅》、萨都剌《满江红·金陵怀古》等。这套磁带共五十九盒，请当时的著名歌唱家和乐曲演奏家演唱配器。这些作品，与校点注释的上述辞赋、诗词、散曲大字本，篇目和主题大体相近。可见，对这类作品，他不光读，还要听。

      读听这类作品，与他当时复杂的思绪和心情有关。这些诗词曲赋，展示的题材，传达的情绪，多是悲壮慷慨、志气沉雄一路。蕴含的主题，也多是把个人命运与爱国精神融在一起，很容易引发毛泽东关于社会政治和个人命运，关于理想和现实，关于壮志和暮年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容易在他的感情世界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到相应的心志勉励，相应的忧虑抚慰，相应的情感表达。

      比如，1975年4月2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逝世。毛泽东当时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不语，反复听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其上阕最后四句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他觉得太悲了，提出把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一听一改之间，错综复杂的心态和至深且巨的情感，奔涌突现。

      这年7月，毛泽东是听着岳飞的《满江红》上手术台做摘除白内障手术的。术后打开眼帘纱布的当晚，他读的是大字本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读后呜呜大哭，引得在外屋值班的大夫不明所以。作为南宋爱国词人，陈亮在这首词中，反对所谓天然界限、南北分家的谬论，认为江南的形势有利于争取中原，历史上六朝统治者划江自守是自私的打算，由此批判南宋统治者的妥协投降路线。该词下阕希望南宋当权者要像祖逖北伐那样中流起誓，要像谢安运筹淝水之战那样不畏强敌：“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陈亮写此词，借六朝故事说南宋现实；毛泽东读此词，则是借古人的爱国情怀，浇自己的胸中“块垒”。 毛泽东要求选注的其他诗词曲赋，诸如：辛弃疾《水龙吟》中“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辛弃疾《永遇乐》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张元干《石州慢》中“天涯旧恨，试看几许消魂？长亭门外山重叠”；洪皓《江梅引》中“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等等。表达的都是或壮志未酬，或暮年悲患，或遥想当年，或欲试雄风，或思念故里，这样一些情绪和心态。这种复杂的情绪心态，似乎不应同时出现在一个伟大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毕竟是确凿的事实。

      由此想到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说的一句名言：“经常有人问我，读古典诗词有什么用？我告诉大家，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的心灵不死!” 毛泽东要求选注的诗词作品，南宋爱国词人的作品居多。其中有一首辛弃疾《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一）》。上海方面的校点注释者写的内容提要是：“写景咏怀之作。词中运用典故描绘秋天景象，并表现了怀念北方的爱国思想和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悲凉情绪。篇末通过对友人的答话，表现自己不甘心于长期退隐，而积极关心政治，准备有所作为。” 该词下阕为：“千古茂陵词在，甚风流章句，解拟相如。只今木落江冷，渺渺愁余。故人书报，莫因循，忘却莼鲈。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大字本做如下译解： 汉武帝的《秋风辞》流传千古，它的章句真是文采风流，能和司马相如的作品相比美。看到木落江冷的秋天景象，不免像屈原那样心中忧愁。老朋友来信，劝我不要忘记退隐。谁会想到，我在新凉的秋天，一灯之下，还拿着一部《史记》在研读呢？ 研读风云变幻、政治兴衰、历史迁革的《史记》，不是“闲坐说玄宗”式的消遣和无聊，恰恰表明对现实社会走向的执着关注和牵挂，在忧思中期待着继续作为，引领时局。

      “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不仅传达了毛泽东第三阶段选读诗词曲赋、思考时事、悲患忧国的心曲，或许，也折射出他晚年选读八十六篇文史古籍内心世界的总体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