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录谈中国发展内需的两个主要堵点

问：你在去年12月7号的演讲中，对中国经济过去几年出现的问题称为“时代的困惑”。你对如何解决这些困惑有进一步的想法吗？

李录：中国经济要进入正向的循环，发展内需，中间要疏通一些主要的堵点，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消费不足的第一个堵点）首先是保障体系】

中国目前的保障体系现在相当一部分还是主要依赖个人和家庭自我保障，而个人保障方式与市场化保险机制之间存在巨大的效率差异。

过去保障体系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考量，是国家还太穷、负担不起，觉得福利国家都是在有很多资源或已经很富有的情况下才做保障体系，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担心一旦建立起保障体系就会成为无底洞。而且传统思维认为，节俭是好的，应该勤劳工作，不要养懒。

但是，保障需求是人性的基本安全需求。政府不提供，不代表需求不存在，民众只是以家庭为单位低效地自我保障。

举例来说，面对100万的大病治疗费，个人必须实打实存够100万现金；而商业保险通过风险分摊，可能只需每年1万或更少保费就能获得同等保障。

再比如火灾保险，为了防范100万的火灾风险，如果靠每个家庭自身，就需要实打实存够100万，且这笔钱长期被闲置，效率低下。

而如果采用商业保险机制，每人每年只需缴纳几千元。汇集所有人的保费建立共同的基金，哪家失火就赔付哪家，这就是商业保险的本质。

现在中国不是没有做，只是思路、行为方式和规模都还不够。有相当一部分人群还没有纳入这样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全面人民保障范围之内。

这里观念是关键堵点。

过去不是认为人民不应该被保障，而是认为这是一种福利。所以实际上要解决观念上的问题，现在的个人保障方式十分低效，且极大地阻碍了消费能力。保障不足是一个现象、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我称它为堵点，意思是说，它是有通畅的可能的。一旦变通了，就能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

以商业保险方式去思考全民保障问题的时候，就可以以较低成本撬动很多的闲置资金释放到消费和商业的流通里面去。在市场经济中，交换的次数越多，产生的效能越多。市场经济就是竞争下的自由交换。自由交换就是我花了一块钱买一件东西，我觉得值了，你卖给我，你也觉得值了。这就是精要所在，当自由地交换的时候，交易双方都觉得赚了，双赢。

而且市场机制下进行的交换越多，流通越多，赚得就越多，效率越高，GDP将不断增长。所以把这个循环的堵点疏通了以后，经济本身的效能、GDP、市场都将有很大的增长。

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没有变成消费，没有让GDP充分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没有用市场机制来解决保障问题，还有很多人依然依靠原始的农业社会时代个人家庭储蓄的方式做保障。

用福利观念谈保障是不够的，解决不了根本。过去核心的担心在于国家有没有发达到一定程度去做这件事。但这个观念的改变，堵点的疏通，其实没那么困难。

通过市场机制，全民交保费，全民获得保障，保障的效率得以提升，全社会的每个人都会得益。过去的历史保障可以通过适当划拨部分国有资产的方式启动。只要观念上有些改变，这件事就可以迅速地做好，而且能够积累很大的成效。这就是改革，在一些关键制度上的哪怕细微变革，就会释放制度红利。

【消费不足的第二个堵点】资本市场没有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只有当充分消费转变成财富的时候，更多消费才会循环起来。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消费是可以转化成企业利润的，而企业利润可以变成股东的收益，股东的收益又可以变成消费者投资的财富，消费者的财富可以让他消费更多。

如此的循环就是从消费到财富的循环，资本市场将消费、产品与服务、创业与创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纽带的一边连接的是消费、储蓄和投资，另一边连接的是产品与服务、企业、创新、市值与财富。两边连在一起，整个市场经济就活了。

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堵点，所以大规模的储蓄不能通过消费变成居民财富。

目前，外需市场把中国的生产变成别人的消费，回来又变成中国的储蓄。对外部市场是赚了，但是到了内部就堵住了。

结果就是，中国的储蓄占整个收入的比例很高，过去的三四年里基本是直线升高，从40%往50%的方向走。

另一方面，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一度升到48-49%，加上政府主导的消费，可能在55%左右。过去几年，这个比例一直在下降，去年到了一个低点，往40%的方向走。

在发达经济体中，一般消费占比要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且政府主导消费占比的也少。

【这两个关键堵点，如果疏通，释放的体量将会很大】

对于第一个堵点，主要是观念改变，释放活力。

对于第二个堵点，要进行一定的制度上的变革，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大陆资金和香港资本市场的连接。

目前大的港股通框架是搭出来了，循环也有了，但中间还有一系列堵的地方。比如内陆资金不能够投香港 IPO，比如公募基金个人资金投资香港还有些特殊的要求等。还需要无缝地把大陆的储蓄和基金与香港的整体资本市场接上。

第二个方面就是监管。

香港市场虽然拥有独立的监管体系，证监会目前对于香港市场的监管干预还比较多。若要让内地资金和企业在香港市场发挥作用，就必须处理好两地监管连接的程度—— 既不能完全割裂，也不宜过度捆绑。

就像放风筝的线，现在这条“风筝线”太粗了，风筝飞不高、飞不远。但最基本的核心要义就是确实要坚持一国两制，让两套监管、两套体系能够并行，发挥出香港市场的优势。

香港是外资云集的地方。外资在香港不在于总量，而在于制度上的安排。外资的存在，实际上是为“同权”给了一个参考，包括监管同权、资金同权、投资人保护同权，让香港市场始终处在全球最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前列，所以极其重要。如果能够保护好外资，并让内资与外资同权，因为体量的原因，外资最终会丢掉定价权，最终的定价权会回到中国资金。这些制度性的变化，观念的变化，是可以疏通的。不需要真的动大规模的真金白银，就能产生改革红利。

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具备了现代资本市场全部的要素：完备的制度、法律、历史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信用中介机构和传统上国际投资人和国际社会对它的信任，但是这些优势尚未被真正利用起来。

1688年，英国通过光荣革命，获得了诞生于荷兰的现代资本市场，从此开启了英国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征程。如果说荷兰与英国是一种对等的合并（merger of equals），中国对香港的关系则更像是收购（acquisition），而收购所得往往未必足够珍惜，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如果香港的优势能被真正地利用起来，它可以作为中国资本市场重新运作起来的一个重要胚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可以分别单独运行。这就像早期的深圳特区，完全实行不同的体制，两种体制并行，最终促成了改革的浪潮。道理是一样的。

港沪通是一个重要的创举，但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如果能充分利用起通过收购得来的这一套香港市场体系，是可以建立起现代的、具备信用功能的资本市场体系的。今天的实际状态和这一目标的差距还比较远，对于它的理解和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用深化改革疏通两个堵点，通过观念革新、制度安排，就能够用很小的力量撬动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这正是中国前40年改革开放的核心要义，实际上改变的都是一些政策上的制度安排，但是这么做符合了人性，符合了市场经济本身的逻辑。结果就释放了巨大的力量。

今天人们都说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比较容易改的地方已经很少了，都是硬骨头，都觉得制度红利、改革红利没有了，可能也不完全对。

所谓的硬骨头，我理解就是要硬啃，硬啃的意思是，要有100块钱产出，就得放100块钱或更多投入。一谈到社会保障问题，就必须要真金白银，陷入到“我们有没有这个钱？”“这个时候应不应该做这件事？”这些问题里去。谈到香港，又可能引入国家安全的话题。

但我想强调的是以上两个堵点其实都不涉及这些问题。

全民保障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用市场机制的保障来取代个人家庭的保障，还远没有到福利国家的保障阶段。解决的是保障有没有、能不能更有效，是不是全面的问题。而福利国家的保障制度解决的是充分不充分、社会分配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中国目前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同样地，利用好香港的资本市场，并不是要重新建立这样一个市场，而是，真正用好已经存在的一个市场。这些都是在制度上四两拨千斤。小小的改变会撬动巨大的变化。

这其实都是观念的问题，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这些机制都存在着，保险的商业模式已经有了，香港市场已经存在了，不过是在上面做点小小的手术而已。

就好像改革开放初期，包产到户一个制度，在短短两年时间就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尤其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整体的治理经济的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核心就是，就中国今天的体量和内外界变化来看，中国长期增长的源泉，只能来自于内需，这是一个重大的观念改变。

在经济起飞的时候，确实需要外部市场、外资、外部的管理经验，需要去追赶已经有的产品。但是到了一定体量的时候就难以为继了。今天中国生产的产品一半需要外销，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已经开始了，思路也变了，也在开始提速。

这一轮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战，会让整个速度快起来。这时就需要一些抓手，需要四两拨千斤，才能加速转变。消费占比目前只有一半，这个过程没那么快，要快起来就需要有一些像包产到户、双轨制、价格闯关、加入 WTO 这样的制度性变革撬动。

既然中国已经有了这个观念上的改变，是可以找到能加速撬动的做法的。有些做法，比如，刺激消费和大量发钱，是一次性的。因为有堵点，所以水放进去之后依然不通畅，加之水管就这么宽，所以再怎么注水也还是流不快。

一个体系运行的总流量实际上是由它最窄的地方决定的，不是由它最宽的地方决定的。按照最宽的地方放水没什么用，是最窄的地方决定能够流多少，所以现在要找到那些最窄的地方，放大之后，不需要加多少水，水自然就会流起来。

我谈的两点都是观念上和政策上的变化。把堵点，也就是最窄的地方放宽，产生的效果比注水可能还要好，而且没什么后果。其他很多所谓的硬骨头，都是在两害中间取其轻，都是次优解，都有副作用。

我想说的是，中国还有好多比较容易的改革红利，是因为观念上的堵塞没有被疏通起来。疏通以后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加速，把经济迅速地从依赖外需和内需结合，变成主要由内需驱动。

—— 李录访谈节选，2025年4月24日，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