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欧洲的言论自由危机 J.D. 万斯说得不无道理

经济学人：欧洲的言论自由危机

J.D. 万斯说得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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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副总统J.D. 万斯批评欧洲未能有效保护言论自由时，许多人可能嗤之以鼻，认为他虚伪。毕竟，他所在的白宫正积极打压异见，驱逐持不同意见的留学生，压制批评政府的媒体，甚至干预大学舆论。然而，即便他的行为与言论相悖，他的一些指摘却并非空穴来风。欧洲在言论自由方面确实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欧盟国家中，言论自由的受限程度各有不同。匈牙利的情况最严重，政府几乎完全控制了独立媒体（有趣的是，J.D 万斯并未批评这位亲MAGA的盟友）。德国和英国的问题也尤为突出。德国因历史原因禁止否认大屠杀尚可理解，但禁止侮辱政治家的法律却显得荒谬，且常被滥用。例如，一位前副总理曾依据此法对数百名公民发起刑事诉讼，仅仅因为有人骂他是“白痴”。上个月，一家右翼报纸的编辑因分享一张篡改的表情包图片——内政部长举着“我讨厌言论自由”的标牌——被判高额罚款并获七个月缓刑。

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承诺保障言论自由，但与此同时，它们又试图限制所谓“有害”言论。这些限制远超古典自由主义者认可的底线，即儿童色情、泄露机密或煽动暴力等。许多国家甚至将“冒犯他人”或政府认为“不实”的言论纳入监管范围。在西班牙，侮辱国王可能构成犯罪；德国几乎涵盖了各种侮辱罪；在英国，发布“极度冒犯性”的网上内容也可被定罪。十几个欧洲国家仍保留亵渎神明的法律。整个欧洲大陆对“仇恨言论”的打击日益严格，尽管这一术语定义模糊，适用范围却不断扩大。在芬兰，侮辱宗教违法，甚至引用宗教经文也可能惹上官司——一位议员因在网上分享关于同性恋的《圣经》章节而被起诉。

逻辑混乱的执法

英国警方在这一领域的行动尤为激进。他们投入数千小时排查可能冒犯他人的帖子，每天约有30人因此被捕。被捕案例包括因在Facebook上批评移民而获罪的个人，以及因批评女儿学校而被带走的夫妇。

仇恨言论法的初衷是促进社会和谐，但几乎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效性。相反，通过起诉和威胁压制言论，反而加剧社会分裂。如今，超过40%的英国人和德国人表示不敢畅所欲言，这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人民被噤声”的口实，进一步煽动对立。当媒体监管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时，公众对当权者的信任进一步动摇。例如，法国一家保守派电视台因宣称“堕胎是全球第一死因”被罚款10万欧元，尽管这一说法在反堕胎群体中颇为常见。类似的还有在线安全法，规定社交平台需为“非法内容”承担巨额罚款，导致平台为规避风险大肆删帖，哪怕内容仅具争议性，也让用户怨声载道。

权力滥用的隐患

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模糊的法律赋予官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为滥用权力敞开大门。英国的例子尤其值得警惕：其打压力度并非自上而下的统一部署，而是警察发现言论法赋予的权力易于行使后自发扩大执法范围。毕竟，抓捕发Instagram帖子的人远比追捕小偷简单，证据只需点击鼠标即可获取。

一旦法律禁止“冒犯他人”，便会激励人们动辄宣称被冒犯，借执法之手压制批评者，甚至解决私人恩怨。如果某些群体受仇恨言论法保护，而其他群体却被排除在外，未获保护的群体自然会争取同等待遇。这导致“禁忌棘轮效应”——越来越多的议题变成雷区，阻碍社会自由讨论。例如，若讨论移民问题时担心警察上门，公开坦诚的对话便无从谈起。

自由派的两难与民主的信誉

由于民粹右翼对此类法律的强烈批评，许多欧洲自由派对公开捍卫言论自由感到尴尬。这其实是个误区。这些法律不仅可能被一方用来打击异己，也同样可能被另一方反制——德国对加沙抗议的强硬处理便是例证。真正的言论自由意味着保护你不认同甚至厌恶的言论。若民主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便会丧失道义信誉，让俄罗斯等专制国家在全球软实力竞争中占据上风。

欧洲的出路何在？

欧洲应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念：即便刺耳的反对意见，也好过被强制噤声。社会应学会包容不同观点，而非诉诸法律制裁。其实促进文明的方式多种多样，从社会道德规范到企业内部的规则皆可助力，无需动用警察手铐。刑事惩罚应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要求，极为罕见。诽谤应作为民事案件处理，对批评权势人物的言论尤需特殊保护。跟踪和煽动暴力仍应是犯罪，但“仇恨言论”这一模糊概念应被摒弃。

私营互联网平台可根据自身定位制定不同的内容审核政策，用户则可自由选择适合的平台。在法律层面，线上言论应与线下言论同等对待。尽管网络传播速度更快，警方通常不应干预私人对话。更清晰简明的法律能帮助平台聚焦于清理真正的威胁和骚扰。

欧洲人尽可嘲笑J.D 万斯的虚伪，但切莫轻视他的警告。当国家对言论握有过多权力时，这些权力迟早会被滥用。言论自由不仅是民主的基石，也是社会活力的源泉。欧洲若想捍卫这一价值，必须从现在开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