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不同，理解的深度也不同

在读中学时，我曾对战国时期“孟尝君”这一人物产生过浓厚的兴趣。 那时，我读到《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关于他“养士”的故事，深感其礼贤下士、广纳人才的风范，认为孟尝君确实是一位能够吸引天下之士的杰出人物。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接触到王安石对孟尝君的评论，才真正理解了“读书理解不同高度”的深刻含义。 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以犀利的笔锋，对“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并未真正得士。 这一观点让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产生了新的思考，也让我对“刘备托孤”这一事件有了更深层次的联想。

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写道：“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 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 ” 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孟尝君“养士”的本质。 他并非真正吸引贤才，而是依靠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的帮助，才得以从秦国的威胁中脱身。 王安石认为，如果孟尝君真的拥有齐国强大的国力，只需得到一个真正的人才，就足以制服秦国，无需依赖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  这种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对孟尝君的评价，也揭示了“士”与“君主”之间的复杂关系。

王安石的评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深刻分析。 他指出，孟尝君的门客中，虽然不乏“鸡鸣狗盗”之徒，但真正有才能、有远见的贤士却寥寥无几。  他进一步强调，真正的“士”应当具备经邦济世、深谋远虑的雄才大略，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不过是些蒙混一时的雕虫小技。  王安石的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他对“士”的深刻理解，也展现了他敢于突破传统观念、勇于质疑权威的批判精神。

与孟尝君的“养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备的“托孤”事件。 在读到《三国志》中关于刘备临终前将蜀汉政权托付给诸葛亮的记载时，我曾一度认为这是刘备对诸葛亮的绝对信任，甚至是一种“真心让贤”的表现。 然而，随着对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我逐渐意识到，刘备的托孤行为可能并非如此简单。 正如易中天在《易中天品三国》中所分析的那样，刘备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言，可能是一种试探，而非真心让贤。  他选择诸葛亮作为托孤对象，是因为诸葛亮忠诚、能力强、威望高，是适合的人选。 然而，这种选择背后，也隐藏着帝王的权谋与试探。

王安石的评论让我意识到，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受到时代背景、个人立场和历史视角的影响。 孟尝君的“养士”固然有其历史意义，但王安石的质疑也并非毫无道理。 而刘备的“托孤”同样如此，后人对其动机的解读，往往因人而异，甚至存在争议。 正如王安石所言：“真名士哪里会投靠他。 ”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孟尝君，也适用于刘备的“托孤”行为。 如果刘备真的真心让贤，那么他为何要选择诸葛亮作为托孤对象？ 如果诸葛亮真的有能力治理国家或地区，为何刘备还要在临终前反复叮嘱刘禅“若其不才，君可自取”？

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不仅是一篇驳论性文章，更是一篇对“士”与“君主”关系的深刻思考。 他通过孟尝君的故事，揭示了“士”与“君主”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表达了对真正“士”的追求。 而刘备的“托孤”事件，则让我意识到，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受到时代背景和个人立场的影响。 正如王安石所言：“读书的理解也是不同。 ” 无论是孟尝君还是刘备，他们的行为背后，都隐藏着复杂的政治与人性因素。 而我们作为后人，只有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保持独立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真谛。

读《读孟尝君传》和《三国志》中的“托孤”事件，让我深刻体会到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王安石的评论让我对“士”的理解更加深刻，而刘备的“托孤”则让我对帝王的权谋与试探有了新的认识。 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需要我们以更全面、更客观的眼光去审视。 正如王安石所言：“真名士哪里会投靠他。 ”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孟尝君，也适用于刘备的“托孤”行为。 而我们作为后人，只有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保持独立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