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公元1938年。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农历上，1938年1月30日及之前为丁丑年（牛年），1月31日及之后为戊寅年（虎年）。

一、中国

1.援华医疗队

1938年1月8日，加拿大籍胸外科专家白求恩率领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来华，援助中国抗日战争。

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白求恩的医疗队伍在山西一带抗日前线，为中国军队伤员进行战地救治，4个月间进行手术300余次。

白求恩（1890-1939），全名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一战时，前往法国前线支援，伤退回国；西班牙内战时，曾前往马德里救死扶伤；来到中国后，无惧炮火，全力支援八路军前线抗日作战，遗憾在操刀手术时，不慎被细菌感染伤口，恶化为败血症，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逝世。

白求恩医生秉持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至今仍令国人动容感念，事迹写入教材，广泛传播，是中国人铭记于心的国际友人和恩人。

但在西方世界，因其援助中国纯粹出于个人的无私献身精神，并非加拿大政府的官方授意，兼之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上排斥共产主义，故而未被加拿大社会熟悉，白求恩在西方国家则默默无闻，无人纪念。

除了白求恩，还有五位援华的印度籍外科医生，长途跋涉前来支援中国抗日战场。

马登·莫罕拉尔·爱德（1886-1957），中文名爱德华，1939年2月12日率领援华医疗队伍抵达陕西延安，是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于晋东南抗日地区历时两年救死扶伤，救助中国受伤将士。后来在1957年11月应邀访华时，突发疾病离世。

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10-1942），中文名柯棣华，“百团大战”时期担任战地救护工作，13天内收治伤员800多名，手术585次。接替白求恩医生成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被誉为“第二个白求恩”。1942年因癫痫发作，32岁死于前线。

莫勒斯旺·拉姆昌德拉·卓克（1882-1962），中文名卓克华，印度援华医疗队副队长，来华支援时年近花甲（57岁），因适应不了高寒环境，1939年不得不返回印度。

德本·木克吉（1912-1981），中文名木克华，短暂逗留中国，因患肾病急需回国手术治疗，1939年返回印度。1957年以印度代表团成员身份访华，持续推动中印友好交流。

比乔埃·库马尔巴苏（1912-1986），中文名巴苏华，不同以上四位印度籍医生，因印度后来分裂出孟加拉国，巴苏华现在是属于孟加拉国人，是援华队伍中工作最久的医生，担任八路军总医院外科主治医生，1943年才返回印度。1952年从中国学会针灸，并在印度进行宣传。1957年后，先后来华访问8次，与中国交情匪浅。1986年病逝后，一半骨灰留在印度，一半骨灰送来中国。

印度来华援助医疗队的全体队员，均在姓名后加“华”字，以表明援华立场。正值中国抗日最为艰难的时期，数位医师能以无惧无畏、无私无我的国际道义援助中国抗日，尽管声誉不及白求恩，同样值得后人铭记怀念。

另外，1939年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医生组成国际援华医疗队，在波兰医生傅拉都（1910-1972，原名斯坦尼斯瓦夫·傅拉托）率领下，来华援助中国抗日。

期间，医疗队伍奔赴贵阳图云关、湖南、湖北等地区救助伤员。1957年后，傅拉都偕同家眷，再次来华工作7年，回波兰后，担任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司长。

国际医疗队伍中，还有德国医生白乐夫、孟威廉、王道、顾泰尔，奥地利医生严斐德、富华德、肯德，捷克医生纪瑞德，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罗马尼亚医生杨固、柯芝兰，等等。

人世沧桑，随着战争的淡去，记忆会慢慢淡忘，英雄也将日渐迟暮，历史也将埋没在岁月之中。然而，医护人员无私奉献的国际友情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信念则将彪炳千古，超越国界的“医者无国界”精神也将一辈又一辈传承后世。

2.西南联大

自中国北方形势危急后，北京地区的高校决定转移师生到国内安全地区就学。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商定后，三所高校在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高校师生转移到长沙开学，以躲避战火威胁。

随着战火肆虐，长沙形势也日渐危急，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转移云南昆明办学开课，并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合大学宣布结束办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回北京原址，师范学院则留在昆明，改称“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昆明师范学院改名“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大办学8年间，正值天下大乱之际，尽管学校条件穷困简陋，教师学生面多菜色，但皆孜孜以求，苦行力学，期间培养8千多名学生和众多学者、科学家、革命英烈。

一个国家，只要文明不断，则文脉永续、人文永存；一个种族，只要文化不灭，薪火相传，民族也必将再次崛起。

3.徐州会战

1937年9月30日，日军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南犯，入侵山东。防守山东的第五战区副司令兼国军第3军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为保住自己十万嫡系部队，且战且退。1937年12月，日军南下渡过黄河，韩复榘率众南逃，12月27日，日军攻陷山东济南。

1938年1月10日，日军沿胶济铁路往东进犯，攻陷青岛。韩复榘本人在1938年1月24日，被蒋介石处以“违抗命令、擅自撤回”，执行枪决。

在日军全面入侵下，华北（山西、河北、山东北部）、长江出海口一带（苏杭上海）相继沦陷，华中、华东地区作为中国版图的核心要地，成为日军扩大战果，加速侵略的重要战略目标。

位于山东济南与南京之间的江苏徐州，是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四省要冲之地，更是津浦铁路与津浦铁路的交叉枢纽，日军得之，陆军依靠铁路可迅速推进战事，将南北战场连成一片。

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达南京浦口，从北往南，经过沧州、德州、济南、泰安、兖州、滕州、临城、徐州、宿州、蚌埠、滁州，是华北通向华东的纵向主要干线。津浦铁路，西起兰州，东达连云港，从西往东，途经宝鸡、西安、洛阳、郑州、徐州，是串联西北、华中、华东的横向主要干线。

故而，津浦铁路与津浦铁路交织的徐州一旦丢失，两条铁路则落入日军手里，那沿线重要城市也就会被日军逐一攻占。

1938年2月，日军畑俊六、寺内寿一率领24万部队约8个师团，分南北两路夹击徐州，国军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调集60万兵力64个师迎战，中国军队以徐州为中心，守住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徐州会战”爆发。

其中，有几场战役，尤为瞩目，分别是临沂保卫战、滕县保卫战、台儿庄战役。

（1）山东临沂（因临近沂河得名，古称琅琊、沂州，沂，念yí），为鲁南中镇，是徐州东北的屏障，往南为江苏，往北为山东，是两省的交汇处。1938年2月，日军精锐部队坂垣第5师团2万人进犯临沂，国军第3军团庞炳勋与国军第59军张自忠两军联手夹击日军，血战50余天，三次击退日军，歼灭日寇6000余人；庞炳勋部队伤亡7000人，张自忠部队伤亡万余人，4月19日，临沂被日军攻破，临沂失守。

此役，称为“临沂战役”，又称“临沂保卫战”或“临沂阻击战”，国军在此次战役中，重创日军甲种陆军师团坂恒师团，大大振奋我军士气。

另外，庞炳勋与张自忠二位将军曾为冯玉祥手下，中原大战时，庞炳勋反水投靠蒋介石，袭击张自忠部队，张自忠险遭不测，两人结下仇恨。但在国仇大敌当前，二位将军放下私怨、摈弃前嫌，浴血拼杀、同生共死，堪比三国演义里的凌统、甘宁二位吴国将领化敌为友、同仇敌忾佳话，更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经典写照。

（2）山东滕县（现在为滕州，滕，念téng），是位于徐州正北面的战略要冲。1938年3月14日-3月18日，川军第22集团军临危受命，军长邓锡侯、孙震率第41军、第45军抵御日军濑谷支队南下，第122师王铭章率3000人部队以劣质步枪对抗装备精良的日军精锐第10师团，奉命死守滕县县城，激战两昼夜，王铭章殉国，全师壮烈牺牲，仅17人生还。

此役称为“滕县保卫战”。3月18日，滕县失守，此役虽败，但拖延日军南犯攻势一周时间，为汤恩伯军团布防台儿庄赢得关键时间。

（3）台儿庄（有国内最大规模的古城，被称为“天下第一庄”，京杭大运河从此通过，故战略意义十分重大）是山东枣庄市的一个区，与江苏徐州接壤，战略上是守住徐州的最后一道屏障，日军如攻下此处，徐州唾手可得。

中日双方集合大军，1938年3月16日，台儿庄战役正式爆发。

中方由第五战区李宗仁率领，参战部队有第2军团孙连仲、第3军团（第40军）庞炳勋、第20军团汤恩伯、第59军张自忠、第3集团军孙桐萱、第22集团军孙震等军队，集合兵力约29万人；日方由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军司令西尾寿造率领，第5师团坂恒征四郎、第10师团矶谷廉介等精良部队约5万人组成。

1938年3月24日，日军在飞机和坦克强大火力支援下，大举进犯，台儿庄进入激战状态，蒋介石赴身徐州视察督导；3月27日，蒋介石再次奔赴台儿庄前线，振作士气，勉励将士；3月31日，被引入台儿庄地区的日军濑谷支队被国军包围在台儿庄，形成困兽之斗；4月3日，李宗仁下令发动总攻，对日军开展猛烈反击；4月7日，国军一举奋勇反扑，台儿庄内炮火飞天，枪林弹雨，日军被杀得血流成河、溃不成军、狼狈逃窜；国军抓住机会，痛打落水狗，紧追败溃日军穷追猛打，日军丢盔弃甲、辎重满地，尸横遍野、死伤枕籍。

历经月余血战，国军伤亡5万余人，击毙日军2万余人（日军自报的伤亡数据为1.2万人），重创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10师团，缴获大量大炮、装甲车、轻重机枪等装备。

史称“台儿庄大捷”，该役是日军侵华战争以来遭遇的首次惨败，日军号称“不可战胜”神话破灭，同时国人抗日自信心大涨，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另眼相看，抱以关注重视，纷纷开始对华启动战争援助。

然而，一时胜负得失，很多时候并不能左右战场全局。

日军南下徐州被阻后，采取迂回包抄战术，调集华北、华东13个精锐师团30万大军，配备大量重型武器和数百架飞机，再度合围徐州。

在国军、日军双方拉锯和各自兵力调集下，1938年5月，日军围合徐州已基本成型，围歼国军指日可待。李宗仁在冷静分析复盘后，认为“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源于日军分散兵力，轻敌深入，孤军冒进下才给了国军歼敌良机，徐州所处周围为平原地形，现集结于徐州的60万国军已无天险可以凭恃，国军恐难于抵御日军的机械装甲大军，为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李宗仁决定放弃徐州，突围日军包围，避免决战。

1938年5月15日，国军开始有序撤离，边战边退，大部队向徐州西南方向突围，转移至安徽西部、河南南部的安全地区，是为“徐州突围战”；5月19日，徐州被日军攻陷，“徐州会战”结束。

徐州会战期间，国军总共伤亡10万余人，阵亡将领28人，日军伤亡3.1万人；撤退徐州的国军主力，转向另一场大战事“武汉会战”；同时为阻止日军南下步伐，蒋介石下令在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迫使日军往东撤退。

4.花园口决堤

1938年6月6日，日军往西沿着陇海铁路西进，攻陷河南开封，紧接着剑指郑州，郑州如若丢失，洛阳紧跟着难逃厄运，且日军沿着平汉铁路南下，10天之内可抵达湖北武汉，华中则彻底沦丧。

为阻止日军攻夺河南郑州，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之计，下令掘开郑州北郊的黄河南岸渡口-花园口，人为制造大堤溃决，以汹涌黄河流水阻滞日军前进。

1938年6月9日夜，黄河花园口处黄河大堤被炸毁60米缺口后决堤，河水随即淹没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冲毁民房140万间，淹没农田2000万亩，受灾面积2.9万平方公里，390万人流离失所（一说1200万人），89万百姓惨遭溺毙，死人浮尸与房屋残骸随洪水到处飘泊。

除此，该黄河决口导致黄河改道，河水注入淮河，泛滥9年之久，并引发1939年黄河流域大水灾，造成8.9万遇难。大量农田被毁，形成5.4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土地无法耕种，又造成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饿死300万人。

花园口决堤直接造成日军第14军团、第16军团被洪水围困，大量辎重装备损毁，约7千-2万人伤亡；同时顺利打破日军作战计划，日军大部队被阻隔为南北两战场，无法形成连结。北方日军无法南下，只能在北方形成割裂的北方战场，屈居徐州，直到1944年才攻陷郑州；长江一线成为日军侵华入侵的战略主攻路线，国军避免了日军南北联合大军的夹攻围击，大大减轻军事防御压力。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为在军事战略上取得制敌优势，中方付出巨大代价。这趟黄河决堤造成的损失远比坚壁清野、焦土政策要更为残酷冷血，故此时的国民政府宣称该决堤是日军轰炸所造成，“嫁祸”日军，到1980年才公布真相。

5.武汉会战

1938年5月14日，日军攻陷安徽合肥；6月12日，安徽南面的安徽安庆沦陷。安徽基本被日军占据，安徽西边接邻的湖北，形势岌岌可危，国民政府仅次于重庆的重要机关所在地-武汉，事态万分危急。

武汉，位于平汉铁路、粤汉铁路交汇点，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控制长江航运及南北铁路枢纽，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1938年6月11日，守住长江中游重要城市和军事据点的“武汉会战”爆发。

此时，国民政府制定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主要有三点，一是以空间换时间，跟日本拼消耗，拖延时日，拖垮日军；二是内迁工厂、搬运物资，整备军队，做长期抗战准备；三是争取国际同情，寄希望苏联欧美大国助力，扭转战局。

1938年6月，国军新编第九战区，调集海陆空共14个集团军，50个军，飞机200架，舰艇30余艘，兵力100万人的大军队守卫武汉。第九战区陈诚指挥27个军，负责长江南岸防守；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23个军，负责长江北岸防守。

日军则由华中日军司令畑俊六指挥第2军、第11军共140个大队25万人兵力，飞机300架，舰艇120余艘进攻武汉，其中，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第11军5个半师团沿长江主攻武汉，东久迩稔彦（日本皇族成员）指挥第2军团4个半师团从合肥西进，翻越大别山北麓，攻击武汉北侧。

战争爆发后，第五战区由李宗仁、白崇禧率50万部队抵御武汉北面，张自忠、孙连仲利用大别山山地地形顽强阻滞日军第2军团东久迩稔彦，拖住日军前进步伐。第九战区陈诚、薛岳、张发奎率60万部队防守长江南岸，利用各种战术牵制日军第11军团冈村宁次，日军105师团3千人孤军深入，被薛岳调集第4军、第7军围歼消灭，打出“万家岭大捷”；同时间，苏联援华航空队200余架飞机助阵作战，支援国军。

武汉会战至10月中旬，国军、日军僵持不下。日军此时再次发挥阴险偷鸡的突袭打法，“暗渡陈仓”，分兵广东，进犯华南。

1938年10月11日，日军抽调3个师组成第21军约7万人马，奇袭广东大亚湾，接连攻下淡水、惠州、增城等地；10月21日，日军攻陷华南重要港口-广州。

广州沦陷后，粤汉铁路被日军切断控制，武汉等于艰难僵持于北面和长江两岸的作战，将要再面临南方增援而至的日军部队，东、北、南三面大军云集，武汉即将被围困孤城。

1938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决定持久抗战，不争一时得失，毅然弃守武汉，国军部队相继撤退；10月27日，武汉三镇的武昌、汉口、汉阳依次沦陷，持续4个月半的“武汉会战”结束。

日军该役，集结盛大规模兵力和军备，伤亡3.5万人（国民政府统计日军伤亡应为25.6万，数据差距颇大），占领中国腹心之地的武汉，但军需消耗极巨，国力濒临枯竭，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侵华步伐，几乎仅步于此。

国民政府一来争取到时间完成工业内迁，重要的工业项目全部迁移重庆内陆地区，保存住抗战根基；二来抗日方针转为持久抗战，尽管国军此役伤亡超过40万人（阵亡25万人），保留下来的有生力量将与日军周旋到底，绝处逢生，柳暗花明。

武汉会战，中日双方、大军云集，既是未决胜负之战，又是两国的国运转折之战。

6.庐山保卫战

武汉会战的同时，武汉西南的江西庐山，爆发“庐山保卫战”，国军顽强死守庐山长达9个多月，日军结束“武汉会战”半年后方才占领庐山，创造一时传奇。

1938年7月26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镇江西九江沦陷，九江南侧接壤的庐山，成为日军意图轻易顺手攻占的城市之一。

驻守庐山的国军江西保安部队第3团邓子超、第11团胡家位及游击部队杨遇春共3千名官兵，宁死不屈，孤军固守庐山，依托山势，对日开展游击作战。期间，以小分队形式偷袭日军九江油库和运输队伍，牵制日军101师团增援武汉会战，搅的日军后方不得安宁，整整坚守9个多月，大大小小两百余战，痛歼日寇，创造中国抗战史上孤军抗日的军事奇迹。

1939年4月18日，国军江西保安部队在日军野炮、毒气密集总攻下，弹尽粮绝，伤亡惨重，残存300士兵突围撤守庐山。

史称“庐山保卫战”，国军三千将士以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誓死顽强抵抗日军，书写了抗战史上慷慨悲壮一页。

7.汪精卫叛国、张国焘叛变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天津。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

从日本人的视角看来，中国政府已经被其推翻，出于稳定局势考虑，日本人紧接着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宣布成立“中国民国临时政府”，又称“华北临时政府”或“北平临时政府”。

特别注意的是，因该政府是日本人建立的傀儡政权，历史上我们称之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其军队称为“伪军”，区别于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尽管伪政府只管辖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份，但一伪一正的两个政府都是以“五色旗”为国旗。

1938年3月5日，日本在山东建立“山东公署”，隶属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样，历史上我们称其为“伪山东公署”，其实就是日本人扶持的山东省地区政权。除此，1935年12月25日，日本占据河北北部，还建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亲日傀儡政权，也在1938年2月1日，并入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

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已占据江浙淞沪等地，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主要控制在华北地区，于是日本人又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地方傀儡政权，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南京等地区，以便于名正言顺地掠夺长三角的经济资源。

这个伪政权特点在于，倡议建立政权的发起人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这个著名的大汉奸就是梁鸿志。

梁鸿志，家世渊博，出身名门，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中华民国时期与段祺瑞等人关系密切，在北洋民国政府期间担任陆军部长等要职。日本侵华后，通敌叛国，俯首帖耳，甘为日本人走狗，是日军扶持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重要推手。日本战败后，遭到清算，被捕下狱，以汉奸叛国罪判处死刑，死不足惜。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已退出历史舞台，登场的是重庆国民政府，但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机关事务方面仍在武汉操办，武汉会战结束后，才完全转移至新首都-重庆。

于是在1938年3月29日-4月1日，国民党于湖北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蒋介石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党内高度集权，实际上就是一切事务由最高领袖的蒋介石说了算，万年老二地位的汪精卫仅为摆设。

先是在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mó）发表对华声明，宣称蒋介石如不接受和议条件，日本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另建日本提携之政府，即“一一六声明”，直白意思就是蒋介石如不投降，日本就重新建立中国地区的政府；之后同一年的11月3日，12月22日，近卫文麿又发表两次声明，来来去去，都是威逼利诱蒋介石投降的措辞。

这时期，国内有一批贪生怕死的文人政客和官员团体，对抗日局势持以消极态度，忧心忡忡认为战争打下去只会天下持续打乱，和谈才是解决战争的出路，于是萌生外交求和的政治思想。

1938年7月，民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凭借留学日本的关系，秘密前往日军东京，与日本执政当权会谈，因日本军方强硬要求蒋介石下野，于是高宗武与日本高层秘密拟定汪精卫作为中日的和谈对象。

得知被日本人口碑载道、众望所归的汪精卫欢欣雀跃，与高宗武一拍即合，汪精卫随即指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军接洽。经过多轮秘密协定后，1938年11月，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军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会谈（重光堂是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住所，故称“重光堂会谈”），签订《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谅解事项》《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约定：日华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日方于恢复和平后两年内撤兵（内蒙古等地除外），日本享有开发中国资源的优先权等等。简明的讲，就是汪精卫同意一系列和谈条件，以卖国求荣的代价换来日本人支持自己当中国的大佬。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陈春圃、曾仲鸣、梅思平等人正式叛逃，从重庆飞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布通电，响应支持日本首相近卫文麿12月22日对华的第三次声明（即“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此举等于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

这封通电，因在中国历史的电报纪日方法上为“韵目代日”（仅存在于清朝末年、民国时期的纪日法，现已废除），又被称为汪精卫“艳电”。

1939年4月，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精卫一行进入上海；5月，汪精卫前往日本投诚，宣布贯彻“反共睦邻”政策；12月，其与日本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谈妥伪政权建立条件。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本人支持下，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后来臭名昭著的“汪伪国民政府”；同时，早期成立于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于南京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取消，汪精卫成为日本统治中国的傀儡代理人之一（另一个是伪满洲国），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头号大汉奸。

汪伪国民政府继续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但在“国旗”顶上加上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数字，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山东、河南、上海等地区。

同一时期，共产党也出现了一名重要人物的叛逃人员，背叛初心，投靠国民党，虽非民族汉奸，但也声名狼藉，令人扼腕叹息，此人便是中共革命叛徒-张国焘。

张国焘（1897-1979），北京大学毕业生，1920年加入北京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1928年奔赴苏联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后成为鄂豫皖苏区的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32年，鄂豫皖苏区被蒋介石围剿后陷落，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进驻川北，创立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10月，长征路上与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发生分歧，率部南下，另立“中央”，自任主席，11月在百丈关战役中，惨败于国民党川军，南下路线失败，转而北上，1936年抵达陕北；193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9月，被中共派驻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副主席。

据说，张国焘是中共里面唯一一个被列宁接见过的领导人（真实度不高，列宁死于1924年，这时的张国焘根本不够资格），其伴随中共前进的前半生道路上，意气风发、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虽有坎坷，始终走在中共领导队伍的最前沿，声势显赫。急转直下的人生的转折，发生在1937-1938年间，从此人生两极分化，下坡路上一路滑翔。

这一时期的苏联，掌权的斯大林排除异己，正在大张旗鼓疯狂打压托洛茨基派。1937年11月，从苏联返回国内的王明、康生等人，照搬苏联模式，手持“肃清托派”的尚方宝剑，准备大刀阔斧对中共中央进行清洗。康生在1938年1月发表《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文章，大规模的党内迫害运动即将爆发。

有感于腥风血雨政治危机的张国焘，深感忧虑。自己有案在身、前科累累，不仅背叛过中央，还曾经大搞整肃运动，斗死成千上万人，何况军权旁落，内心惶恐不已，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远走高飞。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畏罪潜逃，以祭拜黄帝陵（位于陕西黄陵县，介于西安与延安之间）的机会，出逃陕甘宁边区，登上国民党将领蒋鼎文的专车，前往西安，再转向武汉，投靠国民党，“拜见”蒋介石。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

投向国民党的张国焘，人设急剧反转，长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8年，随国民党败逃台湾，晚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82岁时冻死在老人院。

所谓“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越是得势当权者，越是应慎始慎终，夕惕若厉，方可破除“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惨败收场，不背初心，方得始终。

8.文夕大火

武汉会战结束，湖北武汉沦陷，日军沿着长江水路西进。

1938年11月7日，国民政府眼见无力抵御日寇强大攻势，决心“破釜沉舟”，破坏掉重点城市的军事、居民等建筑物，宁可家园划为焦土，也不让敌军占到便宜，于是制定了“焦土抗战”政策，计划长沙一旦沦陷，就自行焚城，只留废墟空城。

1938年11月11日，日军攻陷湖南岳阳，紧接着即将兵犯岳阳南边的湖南长沙。

1938年11月12日夜，城中误传日军入城的消息，城内一时恐慌，守候各处的放火人员立即放火，不分商铺民宅，一律点火焚烧，顷刻间，长沙火柱冲天、一片火海，大火持续燃烧至11月14日，全城浓烟滚滚、持续火烧72个小时后方熄灭（一说大火持续五天五夜）。

因11月12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文（即电报代码为“文”）”，大火发生在夜间，故称之为“文夕大火”，又称“火烧长沙事件”。

该场大火直接造成长沙居民3万余人死亡（一说烧死3千人，实际烧死人数无法统计），城中90%以上房屋和街道被焚毁（约烧毁5万余间房屋），长沙几乎片瓦不存、满城焦土、只剩残垣断壁，经济损失达10亿元以上（数目相当于当时的GDP43%）。指挥失策的长沙大火不仅没有起到削弱日军、阻挡敌军之效，反而因一把火烧掉3千年之久的文化古城和大量战略物资，加剧战火中的民众灾难，自断其臂、削弱自身抗战力量。

为平息民愤，转移舆论谴责，国民政府查处事件后，在蒋介石批示下，匆匆忙忙将指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人称蒋介石“十三太保”之一，酆，读fēng），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警备二团团长徐昆（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逮捕下狱，军法审判后判处玩忽职守、辱职殃民等罪名，执行枪决，以敷衍塞责，堵住民众口实。

2005年11月12日，长沙市政府在长沙天心阁城楼下，立下重达1吨的“文夕大火”警世钟，长鸣警钟，勿忘国耻，每逢整五、整十周年，组织撞钟仪式，以兹悼念。

这场长沙“文夕大火”与“花园口决堤”，以及1941年发生在重庆的防空洞惨案，并称“抗战三大惨案”。

二、国际

1.韩国三星集团

1938年3月1日，韩国人李秉喆（zhé）以3万韩元在韩国的大邱市（大邱广域市，韩国第四大城市）创立经营蔬果渔业贸易的“三星商会”，主要出口蔬菜瓜果的农产品到中国及中国东北（此时为伪满洲），随后30多年，业务逐步拓展至制糖业、纺织业、制药业。

1970年后，三星企业与韩国政府深度捆绑，李秉喆紧密依附韩国朴正熙政权，形成利益联合体。三星开始转型电子类科技产业，涉足冰箱家电电器、造纸、造船等大型工业。

1980年后，三星开始收购韩国国内多家半导体公司，迅速晋升全球领先半导体企业，创始人李秉喆掌权三星50年后，由其儿子李健熙继承为三星会长。

1990年后，三星进一步跻身全球排名靠前几名的强大财团，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置办事处和法人，员工达20万人，2007年的总资产达2808亿美元，同时掌握韩国经济命脉，独霸韩国天下，影响力覆盖整个国家。

2000年后，三星加速全球全产业链布局，电子、芯片、半导体、CPU、数码相机、手机等产品风靡全球，疯狂抢占全球市场份额。2009年全球500强企业中，三星集团的子公司三星电子排名第40位，2022年三星电子利润达到43.4万亿韩元（约2252亿人民币）。

2020年，掌权三星30多年的李健熙病逝，三星集团第三代掌门人李在镕继承家业，执掌三星，一上任后的李在镕立即爆出贪污和贿赂等嫌疑罪名，经过特赦方免除罪责。

如今面对世界日益严峻的政治环境，全球风云突变的商业竞争，三星集团的强大财团帝国也不断遭遇冲击和挑战，半导体、电视、手机等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不断被后期之秀的新兴企业蚕食，业务接连萎缩、利润疯狂暴跌。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2024年三星集团营收仍达到331万亿韩元（约1.7万亿人民币），占到韩国GDP的13%，其前途是慢慢步入迟暮，还是再度展露锋芒，未得而知。

2.德奥合并

国土介于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奥地利，位于欧洲大陆腹心地带，尽管战略地理位置重要，但国力不济，只能仰人鼻息。

1934年，德国、意大利签订《德意协定书》，商定双方利益分配，奥地利这道菜，就这样送到了德国面前。

1936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非军事区，英、法等国不做干涉，壮大了纳粹德国扩张野心。而近在咫尺的奥地利，又是与德国一样都是德意志人为主要群体，民族上本就有共通处，兼之战略上的考量，1937年底，希特勒认为吞并奥地利的时机到了。

在德国暗中策划下，1938年3月12日，奥地利国内的纳粹党徒宣扬奥地利政府已被共产党包围，制造骚乱，企图颠覆政府，引起社会恐慌，并编造奥地利政府请求德国出兵镇压叛乱的假消息。紧接着，蓄势待发的德军长驱直入，几乎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举吞并了奥地利。

1938年3月13日，奥地利被迫签署《关于奥地利和德国重新统一法》，德国宣布奥地利成为德国的东方省。吞并掉奥地利的德国，军事、经济等各项实力大涨，野心更加膨胀。二战期间，700万人的奥地利被征调了上百万人参加德国军队，成为德军丰厚的兵力补给来源。

3.德国《慕尼黑协定》

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得陇望蜀，下一个想吃下的则是位于德国西南方向、奥地利北面，与德奥领土接壤的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同样处在欧洲中心，矿产资源发达，民族众多，当时国内有近350万德意志人（属于日耳曼民族）集中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东北边疆地区，这一地区面积约2.85万平方公里，被称为“苏台德地区”，地理上与德国紧密联系、触手可及。

1938年3月，纳粹德国以“民族自决”的借口，煽动苏台德地区自治。1938年5月，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就该地区的去留问题爆发争端，各自陈兵边界，剑拔弩张，即“五月危机”。

眼见时态即将扩大成局部战争，作为结束一战的英、法两国，自负作为国际大佬，有居中协调、平定局势、维护和平的崇高使命（主要还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是该两国结束一战所促成的结果，有保护小弟的责任，不然面子上过不去）。

此时的法国政局也是十分动荡，内阁不稳，无力担负大哥重任；于是，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只好作为调解话事人，数次奔波前往德国谈判，几经斡旋之下，终于有了解决办法。

1938年9月28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意大利总理贝尼托·墨索尼里四国首脑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会议，最终谈定和签署了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

会议召开时，正在隔壁等候的捷克斯洛伐克两名代表不但没有进场参会的资格，被告知协定结果后，迫于强国压力，噤若寒蝉，不得不接受事实，签字画押。随着协定的签订，捷克斯洛伐克连个屁都不敢嘣一声，拱手送出了1.1万平方英里领土（2.85万平方公里），360万居民和一半以上经济资源。

此幕可对比下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决议的《凡尔赛和约》，中国代表未被允许出席会议情况下，列强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划给日本，同样是丧权辱国的一幕，不同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认栽屈服了，而中华民国则宁死不屈，尽管历史的最终走向都是悲剧，但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和不卑不屈的民族脊梁骨，万万不可同日而语。

将捷克斯洛伐克卖掉的英法两国，为了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引起战火，事后各自与德国签订宣言，纳下“投名状”，宣誓各自永远不会投入彼此间的战争。

以为送出小弟就能换来和平的英法两国，却不知道助纣为虐、与虎谋皮的代价将会是多么残酷。《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法“绥靖政策”达到顶峰，姑息养奸，养虎为患的英法列国终究迎来不是和平的欢呼，而是二战的炮火。

“绥靖”的意思是保持地方局势平静，安抚各方势力，是个贬义词。故“绥靖政策”，专指第二次大战前，英国、法国对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国家扩张所采取的妥协纵容政策。

4.日本津山事件

1938年5月21日，日本本州岛的冈山县津山市西加茂村爆出屠村事件，一名22岁的村民都井睦雄独自一人，一夜之间屠杀两村人，造成31人死亡，3人轻重伤，被称为“津山事件”或“津山三十人屠杀事件”。

该事件是日本历史上十分严重和有名的命案，至今仍令日本人心有余悸。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是个文化程度十分闭塞落后的封闭岛国，文明开化缓慢，民间流传很多奇风异俗，令现代人惊掉下巴，尤其农村地区，思想观念更加是愚昧不堪。案犯都井睦雄所在的村落，流传着“夜访”的习俗，男女之间，无顾廉耻，随意苟合，有着很混乱的淫风陋习。

当时，侵华日军需要大量民间男丁补充兵力，乡下青壮年大多征调入伍，都井睦雄因染上肺病，幸免于兵役，却遭人白眼，眼见乡村妇女甚多，而四处求爱不得，心生怨恨，嫉恨至极，萌生杀心。于是，携带猎枪、斧头、日本刀等作案工具，趁夜深人静之际，疯狂屠戮村人，事后，都井睦雄畏罪自杀，举枪自尽，留下遗书，坦白罪过。

5.法国世界杯

1938年6月4日-6月19日，法国举办第三届国际足联世界杯足球赛。

本届比赛，卫冕冠军意大利夺冠。南美洲的阿根廷不满意法国连续举办两届，拒绝参加比赛；乌拉圭则因筹办1930年世界杯时，欧洲国家不给面子（只有法国参加比赛），故跟1934年一样，再次拒绝参赛。

本届比赛出了新规，上届冠军队伍及东道主国家队伍，直接进入决赛圈，延续至今，世界杯的东道主队伍有直接晋级的资格，不需要打预算赛。

6.美国 霍华德·休斯

霍华德·休斯（1905-1976），美国企业家、飞行员，电影制片人，是电影《钢铁侠》、《飞行家》的原型人物，一身传奇色彩，在美国家喻户晓。

休斯幼年聪慧且发迹甚早，14岁学会驾驶飞机，18岁时父母双亡，继承庞大家产，成为富商；21岁（1926年）进入好莱坞，投资制片业，部部叫座，好评如潮，赢得赞誉无数。

1933年，28岁的休斯创立休斯飞机制造公司，自此在飞天事业上，如日中天、锋芒万丈，不断创造辉煌战绩。

1935年9月13日，休斯驾驶公司研发的H1型飞机试飞，创造567.12公里/小时的新记录（据传二战的日军，其先进勇猛的零式战斗机，就是采用了H1的设计，世人猜疑是休斯卖给了日本人设计方案）。

1937年1月18日，休斯驾驶H1B型飞机横越美国大陆，仅用7小时28分25秒，再创世界纪录。

1938年7月14日，休斯驾驶洛克希德14-N2“超级伊莱克特拉”双发运输机创造环球7天18小时的飞行新纪录。

1947年11月2日，休斯飞机公司研发出“H-4大力神”水上飞机，设计载运可达750人，试飞1600米后降落，是当时人类创造出来的最大飞行器（现在世界上设计载客人数最大的飞机是空中客车A380，标准载客量为525人，最多可达555人）。

1953年12月17日，休斯创立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指望促进人类医学发展、造福人类，后来该研究所发展成为美国最大规模的私人资金资助生物和医学研究组织。

1965年，休斯飞机公司开发约38千克的商用通信卫星，带动欧美电视、网络兴起。

1966年，休斯飞机公司为美国制造了无人太空舱，首次实现登陆月球。技术研发突飞猛进的休斯飞机公司，成为20世纪在美国乃至全世界航空航天的领头羊。

1976年4月5日，休斯去世（因吸毒损坏健康），未有子嗣后代，其医学院继承所有财产，管理资产达200亿美元。

7.核裂变

1933年9月12日，美籍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构想出核连锁反应理论。

1938年，德国放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实验时，发现铀-235核的裂变现象。

核裂变，指的是原子序数交大的重原子（主要为铀、钚），裂变成较原子序数较小的轻原子的一种原子放射性衰变反应。在这一反应过程中，原子发生质量亏损，进而转变为巨大能量释放出来，这种能量被称为原子能，可通过质能方程 E=mc2计算能量。

同时，核裂变时，本身会释放出核内中子，如果这时有足够数量的放射物质放在一起，满足传递条件，一个核因中子撞击形成裂变，就会引发周边更多的核进行裂变，进而指数级别的暴涨，以此类推，即为链式反应。

1千克铀-235，全部的核进行裂变，将产生2万兆瓦小时的能量，与燃烧2000吨煤释放的能量一样多，相当于一个20兆瓦的发电站运转1,000小时。

在这一理论的实践上，故而临界质量的核裂变燃料经过一系列核连锁反应能带来巨大爆发能量。若这个反应不受控住，瞬间爆发能量，那就可制造成巨大武器，也就是核武器；如这个反应能得到控制，人为缓慢掌握住能量的传递，那就可以作为能源用于发电，也就是核电站。

除了以上两种情形外（不可控反应、可控反应），核裂变还有第三种情形，即自发形成的链式反应。

1956年，日裔美籍物理学家黑田和夫，预言在某种条件下，可能存在天然核反应堆。1972年，法国物理学家弗朗西斯·佩兰在非洲加蓬奥科洛矿区的一个产铀矿场，发现了存在20亿年的天然核裂变现象，证实了核裂变在极端情况下，有自发形成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