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校的藏书柜，柜子就一个，藏了半柜书

从父亲这一背的记忆开始，我就算是进了学校了。在这之后，十多年时间里，好好读书，成为，大人对我唯一的要求，就像我妈现在说的，不要求我别的，只求我把书读好，把农民改成居民，把穿套鞋改成穿皮鞋，让自己再不吃农村这口饭，不再受农民这般 苦，就万事大吉了；虽然到现在我发现，农民也挺好，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玩伴，没读过什么书，也没啥文化，都过得很好，很滋润，或者比居民还好。
从家里出发，穿过大半个生产队，再走过田野，跨过一条大河，绕过周家浜，就到我的学校。学校，在一片农田之间，校舍不大，教室也少，一个办公室集纳了全校所有老师，办公室的布置，也极其简单，四面没有什么张贴，没有什么分组分科，唯一能体现学校有点高档设施的地方是学校的扩音设备，放在办公室西北角的位置，紧接着它的，是我最中意的地方，是学校里的藏书柜，柜子就一个，上面有玻璃门，里面放一些圆规、直尺类教具，还有老师的教案，下面锁着的，就是学校的宝贝藏书了，大概也就是《艳阳天》《金光大道》《鸡毛飞上天》之类，半橱书，紧锁着，很珍贵的样子。除了这个办公室，老师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休息、交流、跟学生谈话之类，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
学校的老师也奇少，阿肉老师大概是唯一的高中学历，我现在还有他挑着担子行走在田里浇水的印象，照道理，在70年代能有高中毕业的经历，他的资历绝不止当个代课老师。沈文琪老师是校长，后来我知道，他的身体就是学校负责人；其余我依稀记的名字是先后大概有周亚尘、韩宝珍、周信蛾，苏美芬，之后还有从师范毕业秦忠琪，还有后来从青浦调来的陶培良、凌风莲夫妇，这样的老师结构大概一直维持到这个正式关门，关门的时间在80年代，理由是公社里的中心校，设施更加完整、师资更加齐整，教学质量更有保障。
从东面大门进去，整个学校一览无余，除了东面是一个高高的土台，七八米见方，一米多高，纯粹靠泥土堆砌出来，再在上面插一根旗杆，每天五星红旗就是在这里升起来的。然后就是南北两侧的教室，我们把土台叫作司令台，估计是发言司令的意思，司令台下面就是学校的操场了。如果说学校还有什么值得一说的，那就只有靠南西侧的一间工人房，这个屋子最早是给学校里的校工用的，这个杨家宅的老人，把这作为他的中药制作间，常常好多中药在那里晒制，还有就是西北角的厕所，当然我说的老师办公室，就在南面第3间，跟普通其实教室没什么区别。
学校的场地，其实就是泥地，因为是泥地，所以每年开学前几天，都要请人或者学生自己来打扫，清理杂草之类，每个暑假过后，关上门，空无一人的学校，总见草儿疯长，鸟儿欢鸣，闹闹哄哄地挤满了操场，等一开学，只留下教室门口几株树，再无一物。
经常，一早上沈文琪老师在喇叭里领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时，我就充满自豪地站在队列的第一个，基本上是目无他人、趾高气扬地率领全校同学开始了绕操场一周的仪式。绕操场一周，其实也就是绕学校内场一周，这一圈下来，加起来大概250米左右。沈老师不是音乐老师，也基本上属于音乐细胞的那种，而且他普通话发音也不太对，所以“学习雷锋”经常唱成“雪来红”，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种腌菜，每次唱这个“雪来红”的时候，大家都会“朴哧”一笑，但这丝毫不妨碍我昂首挺胸，走在队伍之前的姿势。我记得我爸好几次提醒我，在队列里，要注意自己的摆臂运作，不要太大，大概他也觉得我这走法实在太张扬了。但每次批评我，我总觉得不痛不痒的，不知道他是怎么的表达方式，说重了怕我听不懂，说清了又觉得不如不说。事实上，我还是我行我素，高摆着臂膀，走在最前面，那时候的我，没有太多想法，也很单纯，走自己的路，摆自己的臂，怎么顺，怎么来，其实再想想，就是到今天，怎么顺怎么来，好象就是我喜欢的做人方式。
巡游一圈后，就是升国旗和做操了。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学生干部了，所以这事得由我来，不是因为我爸是那里的老师，因为有爸在那里做老师的还真不止我一个。可能我确实做得不赖。所以站在司令台上做广播操时，那种感觉真不错。司令台够高，我站在那上面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超出学校的围墙，所以看得清前面的庄稼，还有南北里要路过的人，有时候是稻浪滚滚，有时候是人来人往，这是谁都没有的视角，这是只有我心里有，谁都没有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