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探险，步履不停—-读《满世界寻找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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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一书中有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读过荣新江先生的《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后，我想，作者对敦煌学的痴迷和研究，从一开始的热爱与向往，到满世界寻找的执着与坚定，直到最终的满载收获，不也正经过了此三重境界么？

敦煌，凝结着华夏儿女一千多年来文明与艺术的结晶，其璀璨光华，足以令世界为之侧目。也正因为如此，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它也曾遭到了重创，文物的被破坏与流失，令人痛心疾首。

从一百二十年前敦煌藏经洞的被发掘，珍贵的文物文献就不断地散落到世界各地，而中国学者也为抢救这些文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王国维、罗振玉、向达、王重民等等，他们通过编目、抄录、临摹、影照等各种途径，直到如今的数字化保存，文脉的赓续从来没有断层。

1984年，还在北大读研究生的荣新江被交换到荷兰莱顿大学。这宝贵的十个月，他翻阅了大量的杂志和专刊，知道哪些地方收藏着什么东西，为满世界寻找敦煌做了充足的前期准备，正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四十年来，他的足迹遍及了11个国家，48个城市，从伦敦到巴黎，从哥本哈根到斯德哥尔摩，从日本到美国。而寻找敦煌，也是个广义的概念，其中还包括了吐鲁番、和田、库车、楼兰等地文物的追寻。

这本集结成册的《满世界寻找敦煌》，并非学术成果的整理与发表，而像是打开了一本难忘的记忆相册，一帧帧为寻找敦煌而串联的故事，既有专业性，也不乏趣味性。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更感佩于作者深厚的专业素养，以及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

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互联网，自然也没有e-mail。要去完成探索之旅，凭的，仅仅是一张纸质的地图，靠的，更是一腔孤勇。有时候，会面临语言不通的窘境；更多时候，需要克服旅途的疲惫与艰辛。但这些，都不足以撼动荣先生揭开敦煌神秘面纱的决心。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为了在图书馆占得一席位置，作者常常一大早就去了，中途也不敢离开，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忍受饥饿已成习惯，能有巧克力垫肚子更是一种小确幸。

为了节约经费，解决住宿问题，留学生们还充分发挥互帮互助的精神，比如“对开”，双方从各自所在地去往对方的城市，交换住宿，就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办法。

最让人激动的是，去剑桥拜访学界大神贝利教授，非但得到了他的亲切接见，更意外得到了他的赠书。外面没有卖的论文集，他自己手里也没有几本的，竟毫不犹豫地就给了作者。至于他本人的抽印本，一共有70多种，更是慷慨地任荣先生随便拿。于是，荣先生最后提了满满的两大袋回去，累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这种幸福感，爱书的人都懂，更何况是珍本呢。

最让人感动的，则是与格罗普教授的偶遇。

格罗普是一位伊朗学教授，因为作者知道他是整理不莱梅海外博物馆和田文物的专家，便被对方视为学术知音。当得知作者没有《中国新疆和田的考古出土文物》一书，甚至买不到时，便主动提出送他一本。

因为作者行程已排满，本以为会遗憾地错过。格罗普教授想出了一个主意：自己可以在作者坐火车去柏林时，在途经的一个小站等候，到时候把书递给他。可惜，因为他的车辆在半路抛锚，错过了时间。

荣先生认定，凭德国人严谨务实的作风，不会出现不守约的情况，想必他有什么事。打电话过去之后，才知道了原因。

碰上这种意外，一般人也会放弃了。可格罗普教授偏不，他又与荣先生约定，当作者返程时，他仍然在小站等候。那是个边境小站，东西德的边防军在此换岗，戒备森严。

当作者返程快到小站时，远远地就看到了站台上那个黑点。随着火车越来越近，黑点也越来越大，最后清晰地现出教授的身影。火车停靠，作者打开车窗，教授把书递过来。两个人就这样聊了二十分钟，直到火车再次开动。

高山流水遇知音，何其幸福。这样的场景，读起来格外温馨，又令人感动不已，心暖暖的。

在书中，我还读到了一些有趣又富有知识性的内容。

比如，在唐代的婚礼中，有一个“下女夫”的仪式。新郎官上门去迎娶新娘，会被设置各种障碍，要通过重重关卡。每作一首诗，才能通过一关，进一道门。到下一道门的时候，还要再作一首诗，直到新娘的闺房。

这些《下女夫词》都被记录在敦煌卷子里，如此生动活泼，为婚礼增添了无限的情趣。所以说，在唐朝，人人都是诗人，真不是浪得虚名。

再对比我们今天，新郎在上门迎亲时，也有诸多的挑战，却多是为了图个热闹，远远不及古人的风雅，更有文化气息。

这历史碎片中抖落的遗珍，是否很有意思呢？它让我们得以一窥古人的生活日常，更为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而骄傲。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除了文字，更配以大量的照片、手绘地图、信件以及文书等，极大地丰富了书的内容，给了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

读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作者作为中国学者的一份子，那深切的爱国情愫，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为保护与研究文物所做出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