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的中国策略：寻找盟友

苏俄的中国策略：寻找盟友

(视频)

颠覆认知：20世纪初，苏联在中国的首选盟友为何不是孙中山？

引言：打破刻板印象

一提到20世纪初苏俄与中国的合作，我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名字，几乎总是孙中山。这段联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似乎是历史的必然。但如果历史的真相是，孙中山并非苏俄的首选，而只是一个“B计划”，你会不会感到惊讶？本文将基于史料，揭示苏俄在选择中国合作者时一段鲜为人知、充满现实主义考量的曲折历程，并梳理出几个令人意外的历史发现。

--------------------------------------------------------------------------------

1. 首选的合作者：手握实权的军阀吴佩孚

在20世纪20年代初军阀混战的中国，苏俄外交政策的天平首先倾斜的，并非南方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而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无可争议的巨人——控制着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将这位军阀作为首要合作对象，是莫斯科基于极其冷静的战略评估后做出的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

这背后是三个核心考量：

1. 实力原则： 在苏俄眼中，吴佩孚是当时中国政治的重心。他不仅是手握重兵的军事强人，更掌控着中央政府的权力中枢。对于任何一个寻求影响中国局势的外部力量而言，与吴佩孚合作，就意味着直接与中国的权力核心对话。
2. 地缘政治： 苏俄深切忧虑吴佩孚存在与日本联合反苏的风险。为了瓦解这一潜在威胁，确保其脆弱的远东边境安全，主动拉拢吴佩孚，将其从潜在的敌人变为盟友，是苏俄的当务之急。
3. 现实利益： 苏俄迫切需要解决继承自沙俄的在华特殊权益，特别是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和在外蒙古的驻军问题。只有与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吴佩孚谈判，才可能最快、最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

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吴佩孚的实力有着清晰的评估，他在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指出：

“中国政治中主要的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也投靠了吴佩孚。”

2. 国家利益至上：革命理想让位于地缘政治

苏俄的对华政策，从一开始就在革命理想与国家利益的钢丝上摇摆。一方面，它以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自居，希望向东方输出无产阶级革命；但另一方面，一个更紧迫、更现实的目标是维护其作为国家实体的核心利益，其中许多直接继承自沙俄的帝国遗产。

苏俄的核心利益诉求，主要集中在两个对中国主权构成挑战的问题上：

• 中东铁路问题： 这条铁路不仅是沙俄在中国东北攫取的重要经济动脉，更是苏俄在远东地区投射力量、对抗日本影响力的关键工具。放弃它，无异于自断臂膀。
• 外蒙古驻军问题： 苏俄红军以追剿白俄军队为由进入中国的外蒙古地区后便长期驻扎，事实上将该地区变成了保护其西伯利亚侧翼、对抗日本渗透的战略缓冲区。

历史清晰地表明，当输出革命的崇高理想与其赤裸裸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后者总是被毫不犹豫地置于首位。这种现实主义策略，是理解苏俄与北京政府谈判破裂的关键。

3. “鱼与熊掌”：一项无法兼得的外交策略

苏俄在与吴佩孚及北京政府的谈判中，很快陷入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这是一个新兴革命政权在处理旧帝国遗产时难以摆脱的困境。它既想扮演“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进步解放者角色，以赢得中国民心，又死抱着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的实际特权不放。

这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策略，注定了其外交的失败。苏俄一方面高调宣称放弃沙俄侵占的一切，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却寸步不让，坚持保留这些直接损害中国主权的核心利益。

吴佩孚虽然对与苏俄合作抱有兴趣，但他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更是被国际承认的北京政府的掌权者。在任何涉及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上，他都没有政治上妥协的空间，否则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尽管双方进行了多次接触，但苏俄自相矛盾的立场使其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一个无法信任的谈判对象，双方的合作最终也因这一根本分歧而破裂。

4. 历史的转折：当“B计划”成为唯一选择

苏俄对华政策的重大转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战略对冲与调整的过程。其外交代表越飞（Adolph Joffe）在与吴佩孚进行艰难谈判的同时，也在与南方的孙中山保持接触，为自己留有后手。然而，当他最终确认，作为北京政府首脑的吴佩孚绝不可能在主权问题上让步时，与北方实力派合作的“A计划”被证明已彻底破产。

至此，苏俄才不得不将战略重心完全转向孙中山。在此之前，孙中山在莫斯科的战略棋盘上，更多被视为一个可以“用作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的工具”，其分量远不及吴佩孚。然而，随着北方路线的希望变得渺茫，扶持孙中山从一个备用选项，升级为了唯一可行的战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应运而生。这份奠定了孙中山日后采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基础的联合宣言，实际上是苏俄在北方外交路线碰壁后，进行战略调整的直接产物。这段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史走向的伟大合作，其源头，竟是一个失败的“A计划”。

--------------------------------------------------------------------------------

结语：现实主义的胜利

回顾这段尘封的历史可以发现，20世纪初苏俄在中国的合纵连横，本质上是一场基于冷酷实力评估与地缘政治利益的博弈，而非意识形态的简单延伸。从首选吴佩孚到最终联手孙中山，每一步都清晰地烙印着实用主义的痕迹，揭示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往往是超越理想的最终驱动力。

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吴佩孚接受了苏俄的条件，中国的近代史又将走向何方？这段被遗忘的篇章提醒我们，近代中国最关键的联盟之一，并非诞生于意识形态的共鸣，而是源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和一个失败的备胎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