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与侯孝贤的漫长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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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也没说什么呀，怎么一个个眼眶都红了。」2025 年 11 月底，中国台湾作家、编剧朱天文时隔 7 年再一次来到大陆。她在广州一共待了 5 晚，除了两场公开活动，还留出了两天半的时间用来接受采访。在采访中，多年的合作伙伴导演侯孝贤是每个记者都会涉及的问题。朱天文发现，当她讲起和侯孝贤有关的事情时，对面的提问者，常常眼中噙着泪。在录制一期视频采访时，讲到侯孝贤染疫后脑力下跌、不再能保持此前的工作状态等事，提问的记者泪流满面。编导建议大家先休息一下，朱天文起身绕过摄像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可能是因为我已经过掉那个阶段了吧，也都哭过了。」随后，朱天文接着说。如推理小说家 Raymond Chandler 的作品所言，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作为多年的亲密伙伴，于朱天文而言，这个告别发生得更早、更切肤也更透彻：「二人同行,我们是道侣」；而于侯孝贤的影迷而言，这场告别借着朱天文之口，才在时间差中慢慢明朗确切起来。

多年来，旁人想要联系上朱天文是有点「辛苦」的。她的母亲、翻译家刘慕沙过世后，除非是提前约定好了时间，否则不论如何拨打家里的那台座机电话也不会再有人接听了。过往，这是刘慕沙的固定「工作」，她接起电话通常会问清楚来者何人何事，再决定要不要叫相关的人员接听电话。「相关的人员」主要是迄今仍旧住在老宅里的大姐朱天文、二姐朱天心以及妹夫唐诺。小妹朱天衣则是租住在不远处的半山上，开车下山车程几分钟。

朱天文有一只使用多年的老旧诺基亚手机，她只接听和回复手机上储存了号码的亲友电话及信息，回短信通常也非即时性的，都是等有完整时间时才集中处理一下。于大多数人而言，手机是一种外联的工具，于她而言却是一种很好的过滤器，不认识的号码就统统帮她过滤掉了。

因此，想要邀请朱天文参加 11 月底在广州举办的理想家年会时，即将出版「朱天文作品集」的理想国出版公司品牌创始人刘瑞琳第一次是把电话打到了唐诺和朱天心每天会去报到的咖啡馆。多年来，只要人在台北，唐诺一定会日日去咖啡馆上工，即便是春节假期也不例外（除非咖啡馆休息）。他们「写倒」了好几家咖啡馆，「办公室」也就因此变化了好几回，幸好，如今这张「办公桌」使用了好些年还在着。打咖啡馆座机找日日上工的大胡子先生，只要不是新来的店员，总是能快速对上号的。不过接起电话的唐诺先给刘瑞琳泼了冷水，他说，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天文之前曾说过，想要抓紧时间好好写东西，大概率是不打算出门的。

成为职业作家后，三个人拒绝掉的邀约远比答应的要多得多，他们管这种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活动叫「跑码头」，对此行为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性。其一是因为，有些「跑码头」多的人，表达上渐渐变得过于丝滑，只关注能否讲出一个个博现场读者一笑的段子，有时候不同场合里讲的话都是彼此矛盾的。其二则是，他们觉得如果没有新作品出来，还是一再谈过去的作品，好像意思也不大。他们不愿意讲重复的话，若是发现现场有人已经听过自己将要讲的内容，就会一直以「礁石」称呼之。好比后来在鲁豫主持的那场活动现场，因为台下坐了两三位刚刚采访过朱天文的记者，她就一再说看到了好几块大礁石，很想要避开。

唐诺把邀约转给了朱天文，后者并没有立即做出选择。2025 年 11 月 1 日，她完成了长文章《「聂隐娘」之后呢？》，这篇文章她写了很久，斟酌之处在于哪些内容要讲出来，以及讲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如题目所言，文章讲述了自 2015 年《聂隐娘》出片至今 10 年间发生的一些故事，当然也包括疫情对侯孝贤身体的影响。因为有这样一篇新的作品，朱天文觉得多少在公众面前还能讲些新的东西。但究竟要不要去，「好像在可不可以之间，就一直搁着」，她如此向我回顾自己当时的心态。

此后的一天晚上，刘瑞琳又找到了朱天心，再次问询，她特意提到，此行会专门播放侯孝贤的 10 部电影：《风柜来的人》（1983）、《冬冬的假期》（1984）、《童年往事》（1985）、《恋恋风尘》（1986）、《悲情城市》（1989）、《海上花》（1998）、《千禧曼波》（2001）、《咖啡时光》（2003）、《红气球之旅》（2007）、和《刺客聂隐娘》（2015）。每一部都由朱天文编剧，与侯孝贤合作完成。朱家两姐妹离开台湾参加公共活动的频次都很低，而朱天文的频次则更低。以至于有时候朱天心会这样劝姐姐「也要有点公德心」。朱天心是指，认真生活认真阅读的作家，总归是可以积累下一些有价值有深度的对世界的理解与观察的，而也多少有责任把这些有价值的内容传递给下一代的年轻人。她在一旁劝曾经说过不再轻易离开台湾的姐姐，「就去吧」。但朱天文后来对我说，「如果不是因为放侯导的电影我是不会去的。」

动身前，朱天文去探望了一次侯孝贤，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相隔半年。

「他现在可是会吃咧，我就是管他吃得好。」侯孝贤的太太曹宝凤讲起话来元气很足，直来直去，她掌管先生的饮食，会把菜切得很细很容易咀嚼。确实，这次见面朱天文觉得侯孝贤的食欲比以前好了，年轻时他的食欲总是不佳。侯孝贤现在的生活十分规律，通常上午在居家服务人员陪伴下走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回家吃中饭，午休后儿子侯甫岳会带着父亲在家附近走走，日子过得很平稳，因此就「可以把过程拉得延长。」不过这趟去，朱天文发现侯家内部摆设也有变动，确诊后家中挂着的那块每天写着日期和家中地址及电话的黑板则不见了，「可能是不需要了。」

2023 年 11 月 23 日，美国电影媒体平台 IndieWire 公布了侯孝贤患病的消息，隔日侯家发布声明，证实其罹患阿尔兹海默病。声明中还提及，侯孝贤此前仍在准备下一部电影，但新冠确诊后，后遗症连带影响已暂停工作，现已完全回归家庭生活。

消息一出，本是在圈层内流传的事情引爆扩散，全台湾省的媒体都在报道此事，朱天文这边也收到了许多问询的消息，不同的人纷纷追问，到底怎么样，是什么情况？虽然消息是此时爆出，但身边人其实在 2016 年前后就发现了端倪。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朱天文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得出的结论是，要保持知性活动和社交活动，还有要运动。她觉得自己能协助的地方，恰恰就是知性活动的部分。「他大概是我看过所有导演里，对文字吸收最快的，他是看文字的，不像很多导演是影像的，阅读非常慢，杨德昌则是画漫画的影像工作者。」

确诊后，侯孝贤的集中力、专注力都在减弱，朱天文会在二人固定会面的丹堤咖啡里用阅读和听写的办法帮其巩固认知。碰面时，侯孝贤会在本子上写下每天的日期，朱天文会让他回忆头一天做的事情，记录在本子上，那时候侯孝贤的字迹清楚有力。

他们喜欢坐在进门临街玻璃长窗前的老位子，可以看到大街尽头的夕阳。「车水马龙逆光长影下，街道真美」「七月中旬下午六时半，丹堤咖啡西方街道，夕阳又红又大。」这都是侯孝贤在本子上写下的句子。他们还同时推进两个剧本的讨论，一个是计划由张震饰演单身同志的《我将前往的远方》，另一个就是将由舒淇主演的《寻找河神》。

《我将前往的远方》原著作者是郭强生，朱天文聊到他彼时请了长假回到老家专门照料老父，通常晚上安顿好父亲后，郭强生会去 SEVEN 买一杯咖啡，坐在店里放空自己。他常常能看到一个人牵着一只老狗来到店里，直到有一天，老狗不再能爬坡，店员会找推板让老狗可以上去。朱天文说，「这些都是很好的电影场景。」

每年除夕，郭强生都把仪式感拉满，他会把家里的老盘子找出来，会把各种年菜备齐，会买小金桔，会贴好春联。聊到这些时，朱天文感叹，过年每一个的细节郭强生都不会放手。侯孝贤对她说，「他放手他就没啦，就随便啦。」他觉得人活着就是一口气，这口气没了的话，那整个人也就没有了。这是二人间极少有的会聊到的和生死有关的话题，「我们不大讲这个话题，其他的还来不及谈。」

2021 年全年，朱天文和侯孝贤一起在咖啡馆念完了 5 本书，以保持对侯孝贤大脑的刺激。通常他们会先讨论一下剧本，大部分时间是朱天文讲现在有什么新的材料，侯孝贤的角色是聆听者，偶尔回复几句。其余的时间就是念书或是抄书，有时侯是侯孝贤照着书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也有的时侯是朱天文来念，侯孝贤在笔记本上手写下来。「侯导抄了非常多（文字），这都毫无问题，所以他可以（脑力）保持这么久。」他们一起重读了《爱在瘟疫蔓延时》（简体版名为《霍乱时期的爱情》）、《迷宫中的将军》、《没有人写信给上校》（简体版名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维姆 · 文德斯宝丽来电影笔记》和《痖弦回忆录》，还念了许多零散的副刊上的文章。

结束了半天的念书工作，二人会一起从咖啡馆穿过辛亥生态公园走回朱家「吃个好餐」。那段时间，朱家终于把不时宕机的老式方形电视机更换了，新电视机可以连接手机自选节目。晚餐后，众人会聚在一起看看片子，「看了很好的做茶的片子《茶金》，也重看了伍迪 · 艾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侯孝贤的脑力情况的下跌都非常缓慢，维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准线上。朱天文在 2020 年曾以武侠电影《独臂刀》比喻此时的侯孝贤，说侯孝贤仍对电影保有锐利的直觉和工匠技艺，也许断了一只臂，但独臂刀有独臂刀的打法。昔日同伴们夹持着他前进，看看还能拍出多少东西。在广州，朱天文告诉我，因为「独臂刀绝招」的信念支撑，她一直并没有太悲伤，反而会一直鼓励身旁的其他人。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她觉得自己是可以「固住」侯孝贤更久的。

2022 年 8 月 31 日，对侯孝贤的身体状况来说是个分界岭。这一天，他确诊染疫，在 10 天左右的感染时间几乎无法进食。9 月中旬，朱天文听说对方已经筛查为阴性，前去探望。

病愈后，侯孝贤体能渐渐恢复，可脑力下跌两阶，语言区受损。有一件事他不再能做到了 —— 无法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单独搭乘捷运从城北抵达城南的咖啡馆。「那么，就换我城南到城北他们家工作，有何不可。」

自此，朱天文每天午后从城南的家中出发，穿城来到侯孝贤家中相伴。通常他们会在家中讲讲话，然后加上侯甫岳，三个人在附近散步健走，总是走到天黑才回去。晚饭后，父子二人常将朱天文送去公车站等车。朱天文抵家已是晚上 10 点后，朱天心总会在家中老房子一层的客厅里边做事边等姐姐归来。姐妹俩会聊聊当日侯孝贤的情形，有时候讲着讲着朱天文会哽咽，缓一下再继续讲。

这些情形，也被在另一旁远远坐着的唐诺尽收眼底。有一次唐诺对朱天心说，「我很尊敬天文，她没有说过一句丧志的话。」此表述源自博尔赫斯 —— 只有水手和战士永远不说丧志的话。

侯孝贤刚转阴时，「我真的好怕他都不认识字了。」走在路上，朱天文不停地讲话，一路带着侯孝贤认各种招牌，「哇，看这个是什么店！」希望可以刺激对方的语言系统。走到捷运芝山站的时候，朱天文还会说，「你看，这边坐捷运在大安站换乘文湖线就到了万芳医院。」侯孝贤就看着朱天文，那表情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他觉得他一个人很难走到了。「他就这样一直看着，没有说话了。」

那年万圣节的场景让朱天文印象尤其深刻，「我一定会把这个写下来的」。位于台北城北的天母有着很浓的万圣节气氛，这里曾经是美侨和日侨的聚集地。而每年的万圣节还会合上栾树的花期，栾树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鲜绿、翠绿、金黄和红褐色四种颜色的变化，也被称为四色树。万圣节当日抵达侯家，曹宝凤和侯孝贤说：「天文来了，天文来了，你没看过万圣节吧，赶！快！去！看！」

出门走在栾树道上，几乎每个路人都手提一盏南瓜灯，戴着面具的大人小孩占据满满的一条街。朱天文也买了一盏南瓜灯，那盏灯 「一拉线就 biubiubiu，各种怪声音。」栾花飞扬，人走在底下，几乎穿不过去。人群中的三个人，无法快步前行，在漫天花朵里，从天母东路走到捷运站。黄花从上空飘落，那飞舞的场景，让她想到了樱花。

这样日日去侯家的日子，持续了 3 个月。

接着是元旦假期、春节假期和清明扫墓，之后又是两个妹妹朱天心和朱天衣受邀去意大利参加活动，唐诺因担任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评委去了北京。家中老宅需要留人，朱天文穿城的频次先是变成一个星期三次，之后是两次，然后是一次。不去的日子，她依照着过去多年的习惯，会给侯孝贤打电话，如果对方没接，她会继续打个两通三通。但再见面时，侯甫岳建议她减少电话拨打的次数，因为有时侯电话铃声响对父亲来说都是一种刺激，可能会变得焦虑起来。

可以念书写字的状态也回不去了。「以前我们念书很轻松的，可是现在念一下他就会出汗，动员的脑力比以前大很多，很吃力。」曾经朱天文很坚持，觉得即便吃力也应该保持这样的刺激。但专业的居服员告诉她，这种情况下，需要多少顺着患者，不能再继续逼迫。「我才知道阅读并不是最好的刺激方法，有时侯手作、运动是更好的。」

朱天文曾经建议把自己家的这条动线也编入到侯孝贤新的日常生活轨迹中，但许是因为实在是路途遥远，这个建议并未被采纳。侯甫岳努力想给父亲搭建的是平顺、规律的生活状态与环境，他对朱天文说，「天文老师，我爸已经不是你以为的还有一个大愿要完成 …… 他现在看东西是难专心的。」对此，朱天文是理解的，也认可这样的照护。她觉得自己应该避免成为「远方的孝子」，如果自己在的时间就这么几个小时，其他时间并不在，一来了就对长期照顾者说东道西是不对的，「我也会想，我不在的时侯，侯导是什么状况呢？」

但，当侯甫岳与朱天文商定说，或许以后可以改成一个月来一次，试试看时，她终究还是在回程的路上哭了一路。

那日从侯家离开时，台北夜空下起大雨。朱天文搭上从台北城北开往城南的公车，从上车一路哭到下车。窗外的雨敲打在车窗上，车程很长很长，她觉得自己走过了整个雨中之泪的台北市。许多往事随着泪水和雨水落在心头，她想要深刻记住此时涌上心头的每一件事。也是在那段时间，她在给侯甫岳发的一条短信里感叹道 —— 这真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抵达广州的第二天，朱天文接受了此行的第一个采访 —— 鲁豫《岩中花述》播客节目的录制。她在节目中回忆起 1982 年自己与侯孝贤第一次在台北明星咖啡屋见面的场景，讲到 40 余年后，如果有一扇任意门可以让她推开，回到当时当地，她有一番话想要对这两位年轻人说。鲁豫静静听完，告诉朱天文，「你是第一个在节目里把我说哭的嘉宾。」

明年即将年满 70 岁的朱天文想对这两个当时分别是 35 岁和 26 岁的年轻人说的是：「恭喜你们，此后你们将合作至少 18 部电影，为缤纷多样的电影共和国，贡献出一块无可取代的版图。你们将走上一条通往电影殿堂的表参道，俗圣混杂，风景热闹。你们会来到筑高的堂前然后跨进圣域，一进，二进，三进四进，一直走进走高至堂奥，看到只有堂奥之人才看得到的奥妙之姿，明白只有堂奥之人才能明白的奥玄之义。届时，你们会清楚知道，这乃是电影给你们最大回报，一件无与伦比的馈赠。此亦即你们的一生，恭喜。」

回望过往，朱天文感叹自己是看过奇迹的人，从一开始的什么都没有，到看着台湾新电影生发，获得成功，获得全世界的瞩目。这个过程里，很多人中途都离场了，杨德昌 2007 年已经离开。而更多的导演在拍完自己的幸福题材后，也不再有好作品问世。

「我们走的这一趟，台湾电影创出一个局面，谁能有？我在意的是这个，真的在创作上一直在进步，展开一个局面，达到一个高度。」

朱天文说，电影不是自己的战场，也不是她的光荣。出生和生长在文学之家的朱天文，父亲是上一代笔力强健的外省作家朱西甯，母亲是优秀的日语翻译家，妹妹朱天心和她一样是当代华文世界的重要小说家，妹夫唐诺则是当代很有分量的文学评论家。文字是全家人最习惯且不能割舍的使用工具，而对于影像的力量，朱天心和唐诺夫妇始终在心中是有一个问号的。某种程度上，朱天文对此也认同：「文字可以到达的远方是影像做不到的事，影像是不做哲学思考的，也不做思维的推展，但有推展才会达到一个深度。」对她而言，电影是侯孝贤带给她的「一个奇遇跟冒险」。

在 2012 年接受采访时，侯孝贤曾说，电影是文学的掠夺者，文学是很个人的东西，需要积累出来的能量才能造成文学的多样性，而电影直接收割了文学的稻尾。「人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我们去割人家的。」而朱天文说，侯孝贤比其他导演强的地方，恰恰就是在于他身后有这样一群文学里的人，「这也是他能吸收啊，有些人可能就不行。」 40 年间，她经常把自己读到的好书转手塞给侯孝贤，为人们所熟知的故事当然有沈从文自传对后者的影响。当时卡壳在《风柜来的人》拍摄方法的侯孝贤，正是因为看了《从文自传》后豁然开朗，将沈从文的人生态度投射到了电影语言的表达上，要求摄影师「远一点，冷一点」。

除了阅读上的滋养与对话中的彼此激发，朱天文也影响到了侯孝贤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变化与成长。侯孝贤早先的女性经验主要来自母亲、姐姐和儿时身边的邻居们，大都是上一代女性吃苦耐劳的形象。对于女性的观察，侯孝贤曾经是充满疑惑的。年轻时，侯孝贤和杨德昌一起去舞厅，杨德昌盯着一个女孩对侯孝贤说「你看那个女孩，正是从女孩变成女人的奇迹。」说这个的杨德昌语气中有欣赏有惊叹，可侯孝贤在转述给朱天文的时候说的是，「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

而早在 1990 年完成的短篇小说《世纪末的华丽》中，朱天文在结尾处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这段内容在这次广州之行中被记者反复提问，被看作是她的一种对女性的理解方式。1989 年，二人合作的《悲情城市》上映，虽然有人认为，这部片子中的女性都不讲话，但朱天文认为剧中的女性恰恰提供了一种灾难背后幸存者的声音。「她们有日记，还有通信，她们用文字记录下了谁死了，谁怎么样，这些都是女人在传达。」她的加入，让女性这个元素慢慢进入到了侯孝贤的电影中。

侯孝贤职业生涯中曾两次获大奖，都是与朱天文合作。一次是 1989 年，《悲情城市》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也是首部获得该奖的华语电影；另一次就是 2015 年 5 月，《刺客聂隐娘》摘得第 68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两次得大奖我都在场，已经非常幸运。」每次剧组一群人一起去电影节，总是留侯孝贤在现场接受各种访问，其他人都四处散开玩不见了。36 年前，金狮奖公布前，意大利当地有媒体猜测会颁给侯孝贤，但也只是猜测。在换酒店的一个空档，侯孝贤找到朱天文，偷偷告诉她，组委会提前告知了自己会得奖。和朱天文同船的影评人焦雄屏因而抢到了消息，「大家就都知道了。」

「做到顶尖，我们一起走过人生，那个版图的确打下来了，也的确是不可取代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

最繁华的时候，也是开始要下降的时候。所以张震说他不想要巅峰，而是想做一个电影的公务员，一直拍一直拍，每一部都进展一些些。「很少有人达到巅峰还能一直待在高原上，像我们写作也是力图维持在高原不要掉落，但要维持在这高原上，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各方面，体力会影响到你的精神专注，要加倍的自觉，即便你 keep 住了往前去，属于人世间的繁华和荣耀就不见得还在高原了，时间、环境、人都会变。」

10 年前，朱天文因为《刺客聂隐娘》第三次去戛纳，她觉得句点到来了。这个「句点」，是她综合各方条件得出的结论。「虽然可以持续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奖不奖的，我看得很清楚的，少一个评审少一句话，（奖）也就没有了。」朱天文说。像是 1993 年《戏梦人生》能获得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奖，是因为伊朗导演阿巴斯和另一位葡萄牙老导演的坚持，「如果没有阿巴斯的动怒，也就不见得有这个奖。」

与此同时，人们不再去影院，在手机上在房间里观影渐渐成为常态，这一切都自然地发生着。数字电影不像胶片那么有层次感，朱天文看那画面「常常是混的，黑到白，灰的部分没有层次，那个调光常常一糊一片。可是底片的话，即便是黑，里头层次都可以显出来，这是电影的工匠技艺。」她常常提醒自己尽可能警觉于怀旧式的感伤，但依然无法克制地感到，《刺客聂隐娘》在戛纳获奖，是对一个胶片影像随时代逝去的悼仪。

那是 5 月底的夜晚，电影节上所有获奖人在海边的帐篷参加晚宴，舒淇身着绣着金银珠缀蕨藻的香槟色纱衣，如一树盛开纷飞的杏花；宝蓝港湾栉比着一艘艘漆白桅船，在橙黄灯影的夜空下好似白昼。觥筹交错间，朱天文的心并没有与加冕者同在，她是哀伤的。她隐隐觉得，电影时代结束了，很多东西在一点点剥落。

种种的思量加总起来，朱天文知道这大概是她最后一次来戛纳电影节了。花开到最盛，也就要开始凋落了。好像是《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在青春最胜的时候，早慧而敏感的人想到是「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又好像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一代人都是朝上去的，如同坂道尽头的彩虹，而到了大正时代，歌曲旋律都变得哀伤起来，如同秋天的斜阳。

事实上，在「聂隐娘」之后，侯孝贤已经决定将下一步电影从胶片改为数字。这样的改变某种程度是被迫的，因为胶片放映的末端已经不在了，需要花很多钱把胶片转成数字才能在影院播放。但朱天文完全信任侯孝贤的电影直觉，「也许，也许又会有新的表达，因为每个新的东西出来都是缘于克服当时的技术。侯导已经在考虑这件事了。」

可问题是，他「没有时间做了」。

从戛纳回来后的第二年，一次老友聚餐，大家都发现了不对劲。那一天，演员高金素梅、印刻总编辑初安民、台大名医陈耀昌、建筑学者夏铸九、媒体人郑村棋皆在场。就餐途中，侯孝贤起身说要去买烟，远超过正常时间迟迟未归，众人道「怎么这么久」，朱天文遂出门寻找。「正常他从巷子走出去，右转到 SEVEN买烟，可是走回来的时侯他走过了那条巷子，一直走一直走，就走到了信义路上了，没有岔进这个巷子，越走越远。打电话他说已经到了捷运安和站，我说，『那你就往回走。』我赶紧去接。」陈耀昌专门负责台大医院的景福门诊，他建议侯孝贤尽快去就诊。

虽然年轻时候在作品里也会说生说死，可如今回望，朱天文明白了，那都是青春生命飞扬到极点的景象，和此后的人生体验里说生死是完全不同的。青春版《牡丹亭》里杜丽娘唱着「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 淹煎，泼残生，除问天！」而她同样明白的是，「黄金事物不久留，那就去吧，杜丽娘也是有力量的。」

IndieWire 的消息公布、侯家关于侯孝贤息影的声明出炉那天，朱天文正在重感冒中。「因为太多讯息要回了，再加上家里也有事情要弄，以及感冒，我就耳聋了。」以至于两个妹妹从意大利归家时，拍了许久的门，朱天文都没有听到。近一个月之后，耳聋在连续针灸下终于好转，听力被针灸大夫协助找回。随着身体的康复，朱天文感到在电影这条人生路的奇遇和冒险也真正地接近尾声，作为导演的侯孝贤，先上岸了。

终须一别，那就在此吧。

朱天文觉得自己真的是自由了，可以有完整的时间，不必再去咖啡馆讨论剧本。然而，「自由」之后她做的第一个决定，是独立把《寻找河神》的剧本写完。她在写剧本的过程中顺带勘了景，有时侯她独自前往，有时侯妹妹们会一同相伴。她们去了蟾蜍山，那里有最早的空军眷村焕民新村，近 40 年前去的时侯，还是拍《尼罗河女儿》的日子，朱天文怀里抱着的谢海盟 —— 她至今仍喊他「盟盟」或「盟」，而他至今也依然未改自己幼年时对朱天文这个姨妈的叫法，「主人」—— 如今已经是《寻找河神》的原著《舒兰河上》的作者。故事讲的是将由舒淇所饰的河神与一个亚斯伯格症孩子的友谊，她们去了宝藏岩，这里曾是老兵们和低收入群体的聚落，2004 年被认定为历史建筑。新店的碧潭吊桥、三角渡码头也都留下了她们的身影。妹妹们负责拍照片，以备未来拍摄时使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朱天心总是替姐姐抱不平，她觉得电影占据了朱天文太多的创作时间，更重要的是，时间与精力的付出与经济上的收入完全不成比例。但朱天文告诉妹妹，自己在电影上的所得不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一生。」

她所说的一生，并非泛泛的人的一生，而是作为志业的一生，是愿意专注、全力以赴的，沿着一条道路走到底的修艺的一生。这里面会凝聚一个人的三观，会有其坚定，「会变成你人的全部，是你的立足之地，有你的安定、你的伦理。我对这个是充满向往和喜欢的。」对作为小说家的朱天文来说，这条路是文学所铺垫的，是作家父母和老师胡兰成赐予的。然而，因为侯孝贤因为电影，作为编剧的朱天文同时获得了另一条道路上的生命果实，「电影给我的远远多过这个（指待遇），太多太多了。」

在染疫导致语言功能受损后，侯孝贤和朱天文讲过一句话，这是多年来唯一一句让朱天文觉得对方不知心的话。侯孝贤说，「我一直对你很亏欠，不然你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可，对朱天文来说，什么是更好的生活呢？会有更好的生活吗？

「我会有更好的生活吗？不会的，这个就是唯一的。对我而言，过更好的生活，就是在创作和心智上不断精进的生活。」

朱天文把完成《寻找河神》这件事比作「关灯」，一方面，电影中的很多场景正在消失；另一方面是这些同袍们也都在变老。「我都要 70 了，其他很多人比我还大个两三岁的。」她说以前父亲在世时，总是家中最晚一个睡觉的，都要巡夜一番，确保家里的灯都关掉，确保暖水瓶加满了热水，让任何人夜里要喝水都能喝上热的。如今，家里的这件事是她来做。「拍完，某方面来讲也是在做这个事情，把它拍完。」

2024 年 10 月，朱天文完成了剧本，一桩心事算是了了。她将本子分别寄给了摄影师李屏宾、导演姚宏易、剪辑师廖庆松以及舒淇。在探望侯孝贤时，她将剧本带给了他。这一年里，除了送剧本，她只在 5 月时去探望过一次侯孝贤，和居服员一起陪着他走路。

如今，又一年过去了。大家都觉得《寻找河神》的导演应由朱天文来担任，而朱天文知道侯孝贤老班底的这些同袍们每个手上都有工作，她一边写着自己的长篇散文，一边想要开始协调大家的时间。「眼下只有这个进度，需要把大家的时间敲下来开始做，必须要一谈二谈再谈。是不是 2026 年开始，就不知道了。」前阵子，舒淇宣传《女孩》有回到台北，首映前先做了一圈的访问。「我看了她的一个访问，语焉不详地说希望侯导能看到这部片子。」但舒淇太忙了，朱天文未能与她碰上面。「可是舒淇很好的是，她不会联络以前这些朋友，说，哎呀，我有几张票你们来看一下。不勉强大家，随缘吧，你想看就看。」

与电影的挥手告别，也终于让朱天文可以转身，回到自己的主业上来。毕竟，自 2008 年出版《巫言》以来，她已经久久未曾交出长篇新作。某种程度上，《巫言》就是朱天文本人的写照，这个站在坐标轴最左边的人，是极度非社会化的，再往左就要变成「巫」了，作为「巫」也会好奇社会化的人们如何生活，于是站在光谱左边，向右望去。其间，作为编剧的朱天文、作为纪录片《愿未央》导演的朱天文、作为纪录片《我记得》中主要被拍摄者的朱天文、作为推广流浪猫 TNR（一种针对流浪动物的有效救助方式）的朱天文，都占据了她太多太多的时间。

平日里，她日子过得极其清简，会在听说优衣库衣服在打折时，一气去买好几条裤子回来，一件衣服穿二十几年是常态。破洞的袜子也继续穿，实在穿不住了就把两只没破洞的凑成新的一对穿出去。惹得隔壁社区的杰克警卫问她，现在是不是流行穿不一样颜色的袜子。

家里的剩菜剩饭也大都是朱天文来解决掉。台北夏天街头常有人卖新鲜的甘蔗汁，每次朱天心买回来都是先放冰箱里，朱天文想喝时取出来饮用。有一天朱天心买了新鲜的甘蔗汁回家，叫朱天文立即来喝，后者尝了一口说「今天的味道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今天的比较不酸。」

「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纪录片在启动没多久邀约过朱家进行拍摄，但屡屡被姐妹俩婉拒。她们实在不习惯于走到镜头面前，也并不愿意将私生活曝露在公众面前。那座父母留下来的旧宅，在纪录片播出后，曾被人怀疑是不是专门租来的拍摄场景，「还有人说我们家像吴哥窟，都被树长满了。」因为房子四周建筑离得太近，即便是阳光好的白日，一层也是昏暗无光的。那掉漆的大门若是使使力气大概就能被撞开，典型的防君子不防小人。而一层纱门上有个刚好够猫咪进出的漏洞，以供家猫及街猫进出。

家里猫咪每日的最后一餐是她在掌管，谁吃普通猫粮，谁吃特殊猫粮，谁因为病重只能用针管抽了食物一点点喂进嘴里，这些事她最清楚也最有耐心。带生病或怀孕的街猫去就诊的通常也是她。抓街上的流浪猫时，她会在右小臂上缠上手绢，然后趁着猫咪被罐头吸引时，一把抓住后脖颈，再迅速塞入大大的猫笼中。为了减少猫咪的紧张感，再在笼子外面罩上一块大布。搭计程车去医院的路上，她会一直安抚焦躁的猫咪，「等一下就好了喔，快到了喔。」

而当一次次为这些猫咪「关灯」（即送走它们）时，她的情绪也一次次随着波动起伏。有一次红着眼刚送走某只猫，同一天，家中还接到了电话，被告知老友王宣一辞世。在发表在联合报上一篇题为《在火场里绣花》的文章中，朱天文曾感叹，「生命的相遇，欢乐太短暂，所余都是责任和哀伤 …… 人族我呢？十年一觉 TNR，赢得小说荒废名。」过往，偶见朱天文被琐事萦绕，侯孝贤常常讲的话是，「你不要想东想西，你就好好去写东西。」所以，如果换作眼下的场景，侯孝贤会对朱天文说什么呢？「他应该也是说，『你管我干嘛，你就好好去闯荡，我就登岸看着你吧。』他一定是说这样的话。」

我和天文老师初见于 2008 年 8 月的中国香港书展，我是记者，她是我的采访对象。初见时，只觉她与我此前所见的采访对象皆不同，当时我问自己，这就是民国气吗？我不确定，但那是极好的能量场，让人心向往之。

2009 年春节，我第一次去到台北，天文老师抽出一日时间，带我们一行五人去淡水找舞鹤，即便时间过去了那么久，那一日的许多细节我依然历历在目，因为当时抱着大概此生都不会有这么好的体验的感受，逼着自己要记下每一个细节的缘故吧。

那是行程的最后一日，约定时间天文老师搭的计程车出现在我们酒店附近的邮局，车子后座堆满了她送给我们的伴手礼，那天天气预报有雨，她给每个人都背了一把雨伞，还带了一大袋台湾的大青枣，不多不少，正好每人三颗。她待人永远慷慨周到且开阔。我们走在淡水河边，她唱起父亲朱西甯常会提起的《我的祖国》中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桥段，亦会路过转角咖啡馆时告诉我们，「这里是《小毕的故事》的取景地」。

自那年后，我每年皆会去台北报到，直到自由行取消，如此连续十几年。每次落地都是直奔朱家，也永远都是天文老师在家中候着我。若是刚好大年初二抵达，她会开心地说我是「回娘家。」

老师很惜物，多年来，我未曾见她浪费过一点食物。有一次我从北京带去的豌豆黄开始发酸，我劝她扔掉，她拒绝了，只是把发酸的部分用水冲掉，「里面还是好的呀，还能吃的呀！」若是从便利店打包回来的咖啡喝完，她总是会在再出门时把隔热纸垫还回去，「还能继续用的呀。」此行来到广州，她依然如此，若是前一餐理想国的编辑帮忙买的食物没有吃完，她就会一再叮嘱不要买新的。还会在我们一起吃外卖的时候感慨这打包盒只用一次实在太可惜了。

老师很心软，虽然抓猫（通常是 TNR 或是猫咪生病）时会做一些防护工作，但被猫咪抓伤咬伤依然是常态。有一次我们约好去看《一代宗师》，见面时她手上却裹上了纱布，因为前一日被猫咪咬伤，还去打了破伤风针。我不知道其他人看《一代宗师》对哪个角色印象最深，但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影片中的老姜的那只猴子。因为从猴子一出场，天文老师就一直为之担心，每每有打斗场面，她整个人就会跟着紧张，直到最后确认了猴子安全后，她在我身旁长出一口气，道，「太好了，猴子没有事！」在广州参加某杂志的拍摄，明明自己很累了，她还是看着拖着重物转场的工作人员一直跟我说，「她们好辛苦。」

老师总是习惯站在别人立场考虑问题。记得出版人叶美瑶成立新的出版公司要重出《荒人手记》时，本来开出的起印量是 5000 册，天文老师主动降到了 2000 册，她说「美瑶刚开始做，不容易。」我在出版圈里只听说过拼命要求抬高起印量的作家，却第一次见主动降低的人。

很长的时间里，天文老师的日常活动范围不超过家中方圆 5 公里。一次她带我从家里出来一路闲逛，先是走过她那阵子常去看书写作的 SEVEN，几块关东煮一杯咖啡就是她的一餐；然后路过他们全家都会去配眼镜的街边店，店主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继续走是邮局，偶尔在寄来的信件里她会对我说「等下我要去邮局，给某某、某某某寄书」；最后我们走到了万芳医院，这是他们一家人最常来看病的医院，包括几次天心老师哮喘发作送急诊也是送到这里。从万芳医院，我们搭捷运一站地返程，站在捷运玻璃门旁边，天文老师指着医院高层的一个窗口对我说：「那时候我爸爸生病住院，常常在那个窗口眺望。」我顺着她的指尖，望向窗口，她又说：「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生老病死。」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平静。

我年轻时跟在她们姐妹身边，长了许多的见识。每次到台北，她们总是带我在身边，让我见各种不同的人。我曾经混在「聂隐娘」的剧组里跟着一起参加开机仪式；也跟着去了蒋晓云的家里望着落地窗外捷运开过，心中感叹这真是一种神奇的视角；还去过侯导山上的公司参观，看大家是如何工作的 …… 我从不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甚至曾经有些惶恐，我的惶恐当然逃不过好作家的敏锐。记得有一年我们一起去民生东路看《第 36 个故事》的点映，放映前一起吃尾牙宴的时候，天文老师对我说，不要觉得不安，不要觉得自己受不住，她们年轻时在日本被胡老师带着密集开了眼界的经历，好像是提前看到了生命的果实，然后转过头再努力自己去成长。这些年她们给予我的这些养料，未来有机会时，我可以传递给我认为值得传递的下一代年轻人。

时间过得飞快，在广州的 5 晚转瞬即逝。相见时，人们因为听到侯孝贤的故事而落泪，而分别时，好几个人为了朱天文而落泪。

当朱天文把一大盒微热山丘的凤梨酥交到理想国编辑的手里时，对面的两个人说，「天呐，我要哭了。」当前来采访的一位记者一直跟访到必须要离开时，她一边跟大家告别一边快速转身说，「我必须得走了，不然我要哭了。」当即将出版的作品集的责编杨爽在机场终须一别时，她最终还是落了泪，对我说，「天文老师身上有了不得的正向能量。」

而我呢？我早就已经落过泪了吧。不能去台北的这几年，我们大都是靠着那只总会出状况的诺基亚手机偶尔联络。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应的。直到 2023 年，唐诺老师来北京担任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评委，天文老师托他带来一份手写信。我这才知道，这些年，我传过去的短信她都有收到，但因为手机过于陈旧，她所有回复的内容，我这边皆落空。她亦是在过了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这些信息我都没有收到，我们就这样在各自的时空中各自说着话，各自往下走。在手写信中，天文老师把这些年我没收到的短信一则一则抄给我，那时候我就已经红了眼眶的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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