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与我们所知的社会终结

AI与我们所知的社会终结

源于跟chatGPT的一次聊天。这是第二部分

(视频)

AI 时代最令人不安的 5 个真相：它颠覆的不是工作，而是我们社会的一切

引言：一场“制度级别的压力测试”

当前，社会对人工智能（AI）的讨论普遍弥漫着一种焦虑，最直接的担忧便是“我们会不会失业？”。然而，这种担忧可能只触及了冰山一角。AI 带来的变革，与蒸汽机、电力等前代技术有着本质不同。过去的革命改变了生产方式，却从未动摇现代社会的基本假设；而 AI 第一次让“人力”从一种必要投入，转变为一个可选项。

这不只是一次技术升级，它更像一场深刻的“制度级别的压力测试”，正在动摇我们现代社会运行的几大支柱。它逼迫我们直面一个此前很少被认真讨论的核心问题：当人不再是生产体系的必要条件，社会究竟要如何继续承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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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真正的冲击波：首当其冲的不是底层，而是中产阶层

一个与大众直觉相反的观点是，AI 对社会最敏感的影响，并非落在最底层，而是集中在中间阶层——那些长期被视为社会稳定器的白领、专业人士和技术岗位。

这一阶层至关重要，他们是稳定的税基、社会秩序的缓冲层，更是“努力就能改善生活”这一社会信念的现实证明。然而，AI 正在对这一群体造成结构性的挤压。当他们普遍感到自己的技能贬值速度快于积累速度、努力与回报逐渐脱钩，甚至开始忧虑子代的前景不如自己时，社会的张力便会迅速上升。

历史反复证明，真正引发制度震荡的，往往不是最贫困者，而是失去上升通道的中间层。

2. 更深层的危机：不是“收入”危机，而是“尊严”危机

AI 带来的失落感，远不止于“收入下降”这么简单。它更深层的表现，是一种存在性的冲击，一种被系统抛弃的感觉。这种感受可以被概括为：

不是我不够努力，而是系统不再需要我。

当一个人的收入、社会保障和参与感同时被削弱时，无论技术进步的宏大叙事多么激动人心，对个体而言，它都将被体验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如果公共政策的设计只关注金钱上的弥补，却忽视了人们对“被需要”和“被尊重”的根本需求，那么社会的裂痕只会持续扩大。

3. 最诡异的悖论：生产力在飙升，政府却可能越来越穷

AI 时代带来了一个极其棘手且反直觉的政策难题：生产效率在飞速提升，但政府的财政状况反而可能变得更加紧张。

这个悖论的根源在于，我们当前的税收体系主要建立在劳动收入之上。然而，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正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政府赖以为生的传统税基正在被侵蚀。因此，税制改革不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算术问题”。税基必须从劳动转向税资本、地租与超额利润，更充分地覆盖平台与规模效应带来的垄断租，并通过资源税与碳税等方式，让自动化红利成为公共财政的一部分。

4. 根本问题的反转：从“如何安排人去工作”到“如何让社会承载人”

在过去两百年的工业时代，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把人组织进生产体系”。教育、社保、法律等一系列制度设计，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

而在 AI 时代，这个问题正在悄然反转为：“当生产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人该如何被社会持续承载？”

这一根本性的反转带来了深远的变化。失业可能不再是周期性的经济现象，而会成为一种结构性的长期风险，导致大量个体可能处于“有能力，但系统用不上”的状态。工作，这个长期以来与社会价值和个人认同紧密绑定的概念，其中心地位也开始松动。

5. 终极的考验：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治理能力

当技术进步的成果无法惠及多数人，甚至让他们的生活体验持续恶化时，人们对整个制度的信任就会开始动摇。这往往表现为对精英和专家的普遍不信任，以及更激进的政治表达。

在高度自动化的社会中，无论是市场还是家庭，都难以独自承受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反而使得国家能力重新成为关键变量。未来，国家之间最重要的竞争力，将不再仅仅是技术或资本，更是“治理能力”——即一个社会如何设计制度、调整分配、凝聚共识，以应对和管理这场由技术驱动的深刻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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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技术之后，人依然是最终的目的

AI 时代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技术本身能走多远，而在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分配方式和治理逻辑能否跟上。这并非一场反技术运动，而是一场关于分配、尊严与治理能力的长期重构。

一个健康的社会，未必人人都有传统意义上的岗位，但至少应当确保：基本购买力不被技术进步侵蚀；社会保障不因就业形态变化而断裂；个体仍然拥有参与感、尊严与未来预期。

这场变革的最终分水岭，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以及是否有能力回答下面这个问题：

当劳动不再是唯一的价值证明，人是否仍然值得被经济与制度体系稳定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