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皖：我们被蒙在时代的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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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九九四年红磡那一夜，被说了三十年。李皖这篇特稿，却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可能从未真正听懂“魔岩三杰”。他重听张楚，发现当年的“批判”其实是陈述；重读窦唯，发现《黑梦》的社会性最弱，是时代附会了它；重看何勇，发现愤怒背后是终极意义的脆弱。这不是在何勇去世之后，一次简单的怀旧，而是祛魅，是对“时代之声”这一框架本身的拆解。《读书》特约李皖写下这篇思想性论述，从音乐出发，希望能够触探九十年代文化转型与当下精神困境的深层反思。

我们被蒙在时代的鼓里文 | 李皖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晚上八点，窦唯、何勇、张楚登上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台下，坐着近万名香港观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一年后，演唱会实况制成录像带和专辑，以《摇滚中国乐势力》为题，向海内外发行。
台湾魔岩唱片是演唱会的幕后推动者。演唱会后三天，魔岩总经理、音乐人张培仁撰写了《“摇滚中国乐势力”香港演出后记》，其中说：
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天一样，没有熟知的偶像，没有华丽的衣裳，甚至没有人带着香港演出中惯见的哨子和荧光棒，他们空手而来，这是一个没有人见过，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演出。

在没有人预料到的状况下，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红磡体育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起来的观众，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他们用双足顿地、跳跃，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年来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1994年12月17日香港红磡体育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出现场，高原摄，图片出自《红磡1994》一书

一位香港影星在演唱会上的表现，传遍了华人世界，那是说明该演唱会轰动场景的最传奇一幕：这位黄姓艺人激动得“撕扯掉了皮衣、裸身满场狂奔”。后来，这一说法被他本人和现场照片辟谣：他只是站着不停地挥舞双手。然而，强烈的受触动、被冲击可能确切无疑，黄姓艺人成了摇滚歌手，一年后出版两张摇滚专辑——一九九五年的《支离疏》和一九九六年的《地踎摇滚》。那一时期香港地下摇滚风生水起，流行着“井水犯河水”的说法。直至二〇〇五年，黄姓艺人还出版了摇滚翻唱专辑《Bad Taste...But I Smell Good》。
香港红磡体育馆的一夜，被许多人视为中国摇滚的“巅峰之夜”。之后，中国摇滚就坠入了深谷，再无轰动效应。
窦唯、何勇、张楚在这年稍早，于十月四日同一天，在内地出版个人专辑。魔岩唱片称之为“新音乐的春天”。北京青年报记者戴方在报道时，称窦、何、张为“魔岩三杰”。
二〇二三年，时间已过去三十年，我出版了《四十年，一百块砖——内地唱片百佳：1979—2019》，将“魔岩三杰”的个人专辑列入。此时我与张楚有过几次接触，他的状况出乎我的意料，与媒体报道中的形象完全不同。他很健谈，对现实的认识极其清醒。尤其是，他的理性、一贯性和思想世界的“健康”，超过绝大多数人。因为话题宽广、所言正常，事后我都记不起他说了什么，每一次都一样。我能隐约记得的是，他讲述了他不出新作的原因：在当下情形下，要找到通向广大现实和音乐大众的管道，太难，这样的管道基本上不存在。张楚关心的问题和思考的系统，非常独立，与公共系统不相交集，因此我既无法记起，更无法复述。
此时我重听《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发现在一九九四年，我的理解带有许多偏差，我写道：
专辑中首次出现了对中国人吃饭问题初获解决的描述，出现了贫富差距出现时人群的分化及羞愧感，出现了大家兴高采烈投奔生活声气相投时不适者的羞耻感，出现了欲望膨胀的疯狂和对这疯狂的不祥预感，出现了人生被安于厕所和床这两个位置时身体解放和心灵死去的矛盾恐慌感，出现了生活开启了全新模式正在失去童贞的害臊感。这个表情如此丰富，充满了矛盾，又极为敏感、强烈。

这差不多是真的，然而，这又都是我的心理投射，是大众的心理投射。此时我体会到，张楚实际上是我见过的人中，思想体系不能与公共思想通约的一个人，然而他又通达、宽广，深怀对普世的理解。真正的张楚非常有个性且深奥，不是那个大众媒体形象。

2025年10月2日，张楚在贵阳摇滚电音嘉年华上演出（来源：视觉中国）

我对张楚的主要误解，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我以为在批判的部分，实质上张楚只是在陈述；我以为是现实的场景，实质上是过去，或一直以来的景象。
比如开篇曲，如大钟一般给人重击：“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最后还有这句，“请上苍来保佑这些随时可以出卖自己/随时准备感动/绝不想死也不知所终/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吧”，好像是讲当下这一刻，但不是，它讲几千年来一直如此。所以，“真的不敢想要能够活着升天/只想能够活下去/正确地浪费剩下的时间/这要经验还要时间/眼泪眼屎，意守丹田/我们也只能这样忍受”，也不是仅说这一刻，而是如天荒地老一般。“上苍保佑”更不是什么反话，不是批判现实，而就是眼望天底下那个苍苍茫茫似乎笼盖大地千万年的真实。（《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比如《蚂蚁蚂蚁》，就是乡村生活的白描，唱农田里的普通人，乐天知命、知白守黑。“蚂蚁没问题”也不是反讽，不存在绝望，“看一看我的理想还埋在土里”，不就是实情吗？朴素的生活事实，不是讲理想被凡俗人生埋葬掉的绝望。

许多歌里都没有人们投射的对立。比如《赵小姐》，戴着有色眼镜你通篇都看到对小市民生活的挖苦，而张楚没态度，只是“看见”。赵小姐，一位普通的女性，她就是这样的。他打量她，说不定还感觉到了异性的有趣和可爱。
在显然心灵感到撕裂的《苍蝇》和《厕所和床》中，张楚写出的东西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肯定了富裕追求、欲望冲击对人性的解放，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心灵的不适应。新时期的选择似乎都有两面性，有冲突，张楚感受强烈的只是心灵撕扯，并非对外界有什么批判，外界正坚定地向前，这个自我也意识到要坚定地向前。这方面最震撼也一时最难体会的，是《爱情》。
“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你早晨醒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就像鲍勃·迪伦不像是个好男人，罗大佑会在《恋曲1980》中唱“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这还是那个“时代正在改变”（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1964）和“告别的年代”（一九八九）的主题。“永恒”松动并加速向着反面移动，每个人都只能“离开”，以为恒定的人必死，这结局早已注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张楚的表现与罗大佑完全不同，罗大佑在说“你我”，张楚描述一个似无情的客观，他不歌唱，没旋律，因此更惊心动魄，那似乎是自由的无底深渊，恰在那一刻生成。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在北京星光剧场，美国乐队“音速青春”（Sonic Youth）演出现场，我见到了窦唯和何勇。窦唯像是我人生中久已熟识的人，从头至尾没说一句话，只对着我笑，听我叽叽歪歪。何勇让我倍感意外，一开头就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我这儿有病，我有时候住精神病院。”

何勇对任何事情的坦率和不遮掩，举世罕见。“魔岩三杰”中，何勇是思想最明晰、交流起来最顺畅的一个。他对中国摇滚、对流行音乐、对社会现实都有极其明确的观点，表达犀利而简单化，一针见血，就像他在香港说“四大天王”只有张学友一个会唱歌，其他都是小丑，就像他二〇〇四年说“‌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还说“魔岩三杰”该改叫“魔岩三劫”——这都是对现实的生动表达，虽然偏颇，却有一分可贵的真实。

红磡演出前，窦唯、何勇、张楚、唐朝乐队等接受香港媒体采访，高原摄，图片出自《红磡1994》一书

在我心目中，何勇的《垃圾场——麒麟日记》是一直还在生长的专辑，我后面的体会和前面的感受不一样。我后来意会到，应该把这张专辑的时间标定在一九九二年，而歌曲的诞生，应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
歌曲的状态是一九九二年以前的，何勇弄出这些时，二十岁左右，一脸孩子相。他对姑娘想入非非，可是有警察啊，不能由着性子啊，这是自然心、自然怕，没有恶；“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以前我觉得这是咒骂，自我养过狗之后，我发现这是真实问题，狗确实也能像朋友那样达成对孤独的安慰，这话也没恶意（《姑娘漂亮》）。“我的舌头就是那美味佳肴任你品尝”，一九九二年，歌词就已经这样“肉欲”了，不谈思想不讲感情，只是本能，不过不脏（《姑娘漂亮》）。“头上的包/有大也有小/有的是人敲/有的是自找”，不是被社会毒打，没有对社会的怨愤，干干净净，就是个少年郎，还没被搅进机器去（《头上的包》）。非洲做一下梦就去了，特别轻飘，没有现实中如何实现的难题，压根儿也不会考虑这种问题（《非洲梦》）。《聊天》就是混一天，骑个破车到处转转，在城里瞎凑凑热闹。《踏步》是白日梦，多好啊，醒着做梦，原地踏步却有向前的幻觉，生活无进境，只在脑中好像美梦都可以实现。《钟鼓楼》是集大成，写尽这二十岁生命的一年年，那京城、街市、胡同、街坊邻里、自己的家，从出生张开眼就开始打量，缓慢、漫长，小孩子冲撞完了，跑累了，静下来、松下来了——无比温柔的眼神。

“像疯完了的小羊小狗，累了又温柔的眼神”（王阿庆语），何勇把少儿那种忽忽悠悠、如梦如真、边观看边印到脑子里的能力保持到了二十岁，这是何勇的个人奇观。他用比少年更幼小的童音演唱，八首歌都像是儿歌，有老北京话和说唱艺术的滋养，像个孩子说出让大人意外的话。物欲奔腾起来那一刻的表情，在他这里亮起来，“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垃圾场》），“我不能偷也不能抢”（《姑娘漂亮》），“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太吵太乱”“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钟鼓楼》）。何勇有时有走进绝路的悲愤，有彻底的暴怒，然而他咆哮、嘶吼的背后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哭泣。何勇的愤怒，其实是终极意义的无能、脆弱。

2011年8月5日，山东日照，何勇在海洋迷笛音乐节上演出（来源：视觉中国）

窦唯的《黑梦》专辑，我没有收入“内地唱片百佳”，我选择的是他次年的《艳阳天》（一九九五）。
我也是过了许多年才真正听懂了《黑梦》。听懂了就更明白，这张专辑是“新音乐的春天”中社会性最弱的，完全是外界附会在它上面的力量，使它成为极其耐久、时代气息愈加浓厚的一张专辑。
《黑梦》只是一张表象上的概念专辑，内在内容并不统一，将歌曲整合起来的完全是窦唯当时阴郁的个人气质以及他用鼓统摄整个乐队的能力和魅力。“黑梦”中的痛苦主要是一个敏感少年在飘摇家庭中的心理创伤，是完全个人的。然而，时代巨变加诸个体的压力，尤其是精神世界的各种破碎感，使城市青年的心境与“黑梦”发生了共振。一个惊吓少年的失落、担心、可怜，不信任、无把握、无奈何、无安全感以及游离、逃避、沉默、出神、茫然和乞求状态，无缝衔接上城市化中个人的心理抵触和失魂落魄心境。这种出离现实的状态本身就是对现实的抗拒和否定。《黑梦》专辑歌词逻辑散乱、文本低劣，音乐却出色，以乐境实现了心理分析层面的表现。

一九九五年，编辑《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专辑时，魔岩唱片做了一番精心乃至精准的选曲。
窦唯《高级动物》开场：“矛盾 虚伪 贪婪 欺骗/幻想 疑惑 简单 善变/好强 无奈 孤独 脆弱/忍让 气愤 复杂 讨厌……啊，我的天，高级动物/地狱、天堂，皆在人间。”人性批判扑面而来。然后，《噢 乖》的受伤少年心理，极易被意会成青少年对父辈的反抗。《悲伤的梦》“到底怎样才算好不算坏/到底怎样才能适应这时代/我不明白/太多疑问、太多无奈、太多徘徊……让我勇敢地走向未来/去寻找爱，直到最后/结束这场悲伤的梦”，很可能在听众感受里变成一首时代之歌。
“唐朝”作为嘉宾助场之后，张楚登台，演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仅这个标题，就是鲜明而强烈的时代表情。然后，《厕所与床》，现实的撕裂，身体解放和心灵死去，“危险”——“放荡”。最后，《蚂蚁 蚂蚁》，在张楚的高歌之中，“蝗虫的大腿”“蜻蜓的眼睛”“蝴蝶的翅膀”“蚂蚁没问题”都像是苦闷中的呐喊，具有了某种悲情和批判力。
何勇压轴出场，他孩童式的装疯和天才般的现场表演确实使《姑娘 漂亮》成为面对物欲横流世界、反对贫富/不公的战歌，“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与“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你说要汽车/你说要洋房”与“我不能偷/也不能抢”、“你钻进了汽车/你住进了洋房”与“我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的对比和呼喊，变得分外刺目/刺耳。然后，《钟鼓楼》——感人的上下两代/父子二人同台，父亲弹三弦，儿子弹吉他，金句“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太吵太乱”“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炫目地亮了起来。最后，摇滚乐改变世界、关注世界主题的主旨，在《非洲梦》那里点睛。
《摇滚中国乐势力》专辑现场原音重现，未作任何录音室作业的修改、剪接，但选曲及排列是一种剪接，由此完美实现了唱片公司的意图再造和对市场的授意——摇滚乐：时代歌声与现实批判。作为音乐市场主体作为，这虽有急功近利之弊，却是它该干的，无可厚非。

一九九四和一九九五年，“魔岩三杰”跃上中国摇滚的浪尖，万众瞩目。谁也没料到，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就已经是中国摇滚的低谷，从此再没有回升。一九九五年《艳阳天》、一九九八年《山河水》、一九九九年《幻听》、二〇〇〇年《雨吁》（完成了但雪藏至‌二〇〇六年），窦唯在语义日益模糊的歌声中远去。至《雨吁》已经唱不出句子，歌词由古文单字拼合而成，“雨吁”就是“语虚”。

2018年5月1日，窦唯在北京草莓音乐节上演奏《殃金咒》（来源：视觉中国）

一九九八年，对张楚第二张专辑《造飞机的工厂》，听众一样感到困惑。此时，魔岩唱片撤出大陆，合约转至滚石唱片流行部门，张楚自觉做不了流行乐，放弃续约。
一样身负三张唱片合约的何勇，再未推出新专辑，连一首新歌都没写出。香港红磡的演出，被他称为“‌我人生中最好的演出‌”，但“演出完之后人基本上就废了……精神塌下来了”。
摇滚乐诞生于大变局。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世界中心移至中国，东西方碰撞，中国摇滚诞生，成为大变局之声，“魔岩三杰”成为大时代的歌手。
一九八六年崔健唱出《一无所有》，一九八九年崔健出版《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九九四年“新音乐的春天”爆发，是新旧两个时代碰撞的巨响。大时代歌手的力量，来自旧时代崩塌的力量。此后，旧时代完结，对大时代歌手和中国摇滚英雄的期待，成了空想，崔健、“魔岩三杰”或随后遍地而起的摇滚歌手，再无可能做出这种声响。
然而人们至今也没明白过来。中国摇滚诞生之初，知识分子抱有期待：摇滚乐可以实现对中国的启蒙。启什么蒙？“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平等启蒙，总之从根本上扫除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障碍。一九七九年打开国门后，全民震惊，震惊于西方如此发达和世界文化如此丰富，只觉得自己一穷二白、一无所有，走向前方手中一无所凭。

“魔岩三杰”的诞生，是在一九九二年之后。一九九二年，中国政治从顶层树立起发展生产力、建立市场经济、破除一切障碍的决心。国家带领着人民，顺应着民心，追求物质文明，在“发展是硬道理”与“不争论”中，实干快干，将发展道路中的各种问题，统统越过，三十年基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旧时代不复存在，摇滚乐的惯有母题，反体制和反传统，都是虚妄；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只在新的时代建设中才有意义。

“魔岩三杰”在硬石（Hard Rock）餐厅接受 Channel V 的采访，高原摄，图片出自《返场：1990～1999》一书

一九九八年在《造飞机的工厂》中，张楚清晰地看到了现实，只是人们看不懂。专辑开篇，《棉花》开头，每一句都是对大自然春天的自然写实和对大时代春天的社会写实，清清楚楚：
春天有温暖的灵感/还有痛苦的幻想/把恐惧紧闭的心眼睁开/没有身体的意外/才看清楚到你的精彩/平凡还坚定的一切/爱在里面不能停歇/不能照顾一切的风雨太阳/破坏会默默开始/变得徒劳的英雄
而唱片公司、摇滚听众原地踏步，仍寄望于摇滚英雄的幻想，让张楚禁不住喊出来：
他就是被这些给害了/别扯淡你这卑微的习惯
时代变化快得不可思议，许多人陷在“卑微习惯”里，陷在时代空场里，陷在自我城堡里，陷在对立迷局里，陷在文艺大梦里，虚头巴脑。九十年代打口碟、DVD涌入，世界音乐和电影铺天盖地；二〇〇〇年之后互联网普及，西方几近透明，中国走进世界，与世界同步。摇滚乐变得无足为奇，一部分沦为国际时尚潮流的空洞回声。
还没来及尽享市场确立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建设作用，一转眼间，进入中国的全球五大唱片已在互联网的离散下溃败，明星模式崩散；
还没来及尽享独立唱片公司对音乐多样化的建设作用，一转眼间，唱片实体消失，音乐盈利模式垮塌，获利渠道中断；
还没来及尽享多元主义的美好，反话语权、反精英和文本解构的噪声，将标准、共识和作品瓦解，文化失去焦点；

抽象和极端的民主、自由和个人权利，以互联网为实现路径，正瓦解一切确定和有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转眼间，科技力量的极端——人工智能，绕过了著作权，试图拆解掉人的主体性。

2019年，随着网络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热播，中国摇滚乐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引发关注与讨论。图为《北京青年报》2019年7月15日的整版报道《〈乐队的夏天〉能带给中国摇滚“春天”吗？》（来源：ynet.com）

回顾历史，中国摇滚确曾带来一种新质：从旧时代中，诞生出意义丰富的当代新人，“魔岩三杰”是三个不同的真人，不来自知识分子。然而，这一变化在现代知识生产体系的瓦解中，变得无力和不被看见。窦唯抛弃摇滚乐，找到汉语歌唱和中国弄乐主体，真是一种新音乐探索；张楚打破“我—他者”困境，试图建构“第三者—自在性”立场，真是一种新思想可能；而左小祖咒、“声音碎片”、吴吞、“万能青年旅店”、苏紫旭、“海龟先生”、“声音玩具”……意义丰富的当代新人，从不能进入文化视野；新的标准、共识、文化焦点，等待着重建。

二〇二六年九月十六日于东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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