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之后，一个家庭如何面对命运落在身上的雨？

微信公众号：南方人物周刊

▲从镜子里凝视父母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多年前，陆庆屹的纪录片《四个春天》，让一个贵州县城的普通家庭充沛的生命力和情感，借由影像触动了无数观众。2014年，拍摄纪录片时，陆庆屹的姐姐患病去世。之后，他的父母相继病逝，哥哥在北京被诊断出肺癌四期。这几年，陆庆屹被虚无和紧迫感缠绕，他不时怀想起父母的一生。
“你经历的所有东西都可能像头上的雨……就好像那股从独山山顶上流入大海、又蒸发到天空里边去的水是一样的。当你有了这种体验，你会觉得这世界很广大，而你又跟它紧密相连。”2026年，陆庆屹出版了散文集《落在我身上的雨》。书中有他少年的莽撞、青春的迷茫和纯粹，更包含了他希望发掘的、父母那代人被埋没在时光河流里的璀璨。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编辑 /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1963年，父亲帮母亲择野草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2019年，父亲帮母亲摘野草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2018年以后，我再也没看过《四个春天》。”
40岁后，陆庆屹拍出了这部走入院线的纪录片首作。一个贵州独山普通家庭充沛的生命力和情感，借由影像触动了一众评委和观众。影片摘得2018年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长片奖，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陆庆屹的才华开始为行业所知；哥哥陆庆松的音乐禀赋和生活方式此后也被媒体报道。
变故来得猝然而猛烈。2014年，纪录片拍摄时，陆庆屹的姐姐庆伟患病去世。之后，父母相继病逝，哥哥在北京被诊断出肺癌四期，病情靠吃靶向药逐渐稳定。
这几年，陆庆屹被强烈的虚无和紧迫感缠绕，他不时怀想起父母的一生。他们很少干涉子女，不抱怨命运，总是保有善意、天真和好奇心，对自然、文艺和新鲜事物充满热情，让陆庆屹在视觉影像上越走越远、陆庆松得以沉浸于音乐和散淡而充实的日常。
久未回到独山老家的陆庆屹，日前出版了第二本散文集《落在我身上的雨》。书中有他少年的莽撞、青春的迷茫和纯粹，更包含了他希望发掘的、父母那代人被埋没在时光河流里的璀璨。在银幕和书本内外绵延近10年的陆家故事，连同观众的关注和共鸣，形成了难得的聚合效应：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在这个家庭构成与人的心灵开始变得空心化、离散化的时代，亲情中那些无保留的爱、接纳和理解，总能帮助人抵御艰困，找到自己在世间的位置。

赞美之家
“来，试试我做的希腊酸奶，一定要加辣椒酱哦。”采访间隙，陆庆屹在厨房发出邀请。
一块厚重、扎实、醇香的酸奶躺在碗中央，佐以泛着咸酸鲜香的贵州油辣椒。旁边的碟子里盛着嫩黄瓜。
在拍《四个春天》之前，豆瓣账号为“起床，吃饭”、被称为“饭叔”的陆庆屹已有为数众多的关注者。他们被这个账号吸引的原因之一，是两位寻常又特别的县城老人。
2012年，接触豆瓣时间不长的陆庆屹随性写了一篇随笔《我妈》，两天内就有一万多次推荐，留言超过1300条，“所有的留言都是祝福，说很想回家拥抱爸爸妈妈。”一年后，他写下《我爸》，同样获得大量关注。

▲陆庆屹在家中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那时，他手头攒了不少每年春节从北京回到独山拍摄的生活照和老家照片。原本他对这些不以为意，网上热烈的回复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从2013到2016年，他利用四次春节回乡拍下了一家人的生活，这成为电影《四个春天》和同名散文集的基底，也成为他此后不断续写家乡与亲人的源头。
壮年时的陆运坤囿于家庭出身，在县城当教师；李桂贤要带弟妹，早早挑起家中重担，没再念书。“我跟我哥有几年都觉得，这家族就活像（《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每个人都快找不到活路了。”眼圈泛红的陆庆屹说道，“可是我们那次去上坟，全家二三十个人，这种团结还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三舅妈当时拉着我说，庆屹，要没有你妈，这家就散了。”
他们从不抱怨。一个书生父亲，一个主妇母亲，从铁匠铺借来两把大锤，在家后门外辟出两块平整的地，再去两里地之外挖来黑泥，种上蔬菜，养鸡养鸭。
1997年，陆运坤从独山的师范学院退休，陆庆屹还在北京漂泊。当时，父亲的单位决定集资建楼，每家出三万元，一两年就能拥有一套三室一厅的楼房。父母并未参与，他们想盖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为了三个孩子回家时有各自独立的房间。在彼时的独山，这算得上“石破天惊”。
“母亲说这是自己的天地，在这里面，玩什么乐器都影响不到别家，（可以随时）邀朋友来唱歌跳舞。自由自在，这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从内心意愿作出选择，甘心承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父母的人生态度，也成为陆家人的写照。

▲父亲修理家电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为了还债和供孩子上学，陆运坤开了修电器的门面，李桂贤带着全家上街捡西瓜皮、接做刺绣背带的活，凌晨4点拖猪赶早市，只为从给价高的广西肉贩子那儿拿个好价钱。“丢面子”，不存在。这种能干和闯劲还带动了亲戚和师范的同事，整个西瓜季一片热火朝天。
有一年，为了给三舅妈治高血压，父亲和母亲去山上摘地瓜藤，家里的天井全铺满了。他们一根根洗，晾干，用柴刀剁碎。陆庆屹每天听到噔噔噔的切藤声，木墩子的小碎片四处飞溅。他把腿都蹲麻了，颇为不解。“我说爸你不烦吗？他就很惊讶地看着我说，这有什么好烦的呀？”他才明白，所谓困境，就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过程——甚至是可以感受到乐趣的。这种信念和乐趣，支撑着陆庆屹度过了剪辑电影的煎熬期。
李桂贤常说，“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傻瓜。”陆运坤会拉小提琴、拉二胡、弹吉他，鼓捣摄像剪辑，全是自学。没学过地方戏的母亲去山里收集了十多本山歌素材，还被请去当接亲歌手。她会掏五千多块给丈夫买手风琴，庆伟也会在1990年代刚挣到钱时就花两万多块给父亲买DV。
别人家爱打麻将、打牌，陆家夫妇最喜欢爬山和唱歌：
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
广阔的大路上歌声飞扬
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
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
这首节奏明快的《青年友谊圆舞曲》，夫妻俩在家闲坐时会唱，一家几口聚会时会唱；姐姐去世后，老两口去给女儿上坟也会唱，还绕着坟头慢慢挥手、舞动步子——想唱就唱，也是庆伟曾经的爱好。
2013年春天的某个黄昏，乍暖还寒。陆庆屹醒来打开房门，赫然看见天井对面，父母各处一室，母亲在缝纫，父亲对着电脑在唱歌，兴起处挥手打着节拍。两道开着的门如两个画框，两人手势起落的节奏韵律，奇妙地应和着。“那是我第一次在一定距离外，长久地凝视我的父母，我仿佛看到了‘地老天荒’这个词确切的含义。”

▲纪录片《四个春天》剧照

播客主播林夕五年前看过电影《四个春天》。如今重看，她的感受愈发不同：“陪伴、分享，今天都太难得了。很多人只要手一停下来就要焦虑。大家碰到一起，要不各玩各的手机，或者拼命找话题。春节坐在一张桌上也无话可说。而这一家子，是具象的‘稳稳的幸福’。”
在观影之后，兄弟俩的一位朋友才明白，为何不管外边的世界怎么变，陆庆屹和陆庆松都天真、热情、有劲道，像孩子一样。“这是这种触手可及、深入生活的艺术对于一个普通人的意义。但是，我也得承认，这个普通家庭里的几个普通人，实在是很不普通的。”
翻看陆庆屹的豆瓣页面，会看到在他的眼里和镜头下，摩天大楼如云片糕，果壳是海豚和猫的形状；锅刷蘸些洗涤液泡沫，一幅《神奈川冲·浪里》就此而成；透过鸭蛋的皮和芯，可以潜入外星球和燃烧的岩浆……为了能在月圆之夜看到颐和园和北京全貌，他花了三年找地方；立秋过后的云实在太漂亮，他忍不住爬到屋顶，坐在屋脊上待了好久。
因为工作需要，近年他从郊区平房搬到了交通更便利的高层公寓房。他和妻子不喜窗外无趣的景观，用大大小小的龟背竹、爱心榕、绣球、三角梅、玉簪、栀子和迷迭香，“支”起一面绿色的窗。
那天为了招待我们，他从早上9点就开始发酵酸奶，忙活大半天，腿都酸了，他照样乐呵——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发现和创造美，对他人释出善意和热忱，但不给人带来麻烦，这是家传。
他形容父母是“赞美型人格”：赞美自然和生命，欣赏和拥抱感受到的一切。但在很长时间里，他好像没太思考过他们在成为父母之前的生命过程。这几年，他从素材中发现过去没太注意到的细节，还会自动在脑子里把父母的零碎片段串接在一起。“去想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我非常享受这种连接。”

永远的拉力

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陆庆屹，寸头上泛起霜色，工作严谨，待人友善。若不是新书和《人物》的报道中有提到一笔，很难想象他有过“混世魔王”般的少年时代。
“其实庆屹从小成绩特别好，只是那种比较老式的教育不适合他。”他的一位家人告诉我。在哥哥陆庆松的印象中，初二之前的弟弟是“万人迷小孩”，“又聪明又会讲故事，有天赋。”
到了四五年级，陆庆屹觉得只要考试成绩好，平时学习不用上心，应付便是。“考试的时候我会故意写错，凭什么我都知道了，你还让我考？很烦。”到初中，他越发无法忍受学习和考试的“无聊”。用左手弹玻璃珠，用左手打乒乓球，直到左手的水平跟别人一样高为止，后来踢球也开发了左脚。
比弟弟大6岁的陆庆松，是当地有名的“音乐神童”，10岁就因为天赋过人被选到中央民族学院学小提琴，姐姐大学考去了东北。没承想，过了几年，假期回来再看到庆屹，弟弟“怎么变得满眼都是恨”。后来他们才知道，因为个头小，陆庆屹在学校总被人欺负。幼时的他习惯忍耐，不爱告状。直到初二一次意外拔拳的成效，他发现了“解决问题的简单办法”。此后，他结交了一帮“兄弟”，逃课、打群架，得了个“炸药弹”的诨名。
“嗨，除了第一次（动手），打架再也没爽过。”采访时，陆庆屹叹了口气。“没办法。别人来叫你，你不去，会有人找你麻烦，你找谁来帮你一起？”陆庆松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独山是黔桂线主干线的重要站点，信息发达，“乱得也比较早。进入了那样一个江湖社会，身不由己的事太多了。”回望当年，陆庆屹仿佛拨开迷雾，看到了县城和小镇涌动着的莫名躁动：他的那群“同道”要么拿拳脚犯浑，要么成天谈恋爱，躲在树洞里听音乐。“所谓的‘不干正事’，就是你不知道要干什么，又不想让自己感觉不存在。”

▲黎明，眺望独山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哪怕幺儿被旁人视为“街头混子”，父母对三个孩子的态度依然一样。
一个暑假，陆庆屹觉得受了委屈，跑了两个小时，跑到同学明江在浪莲寨子的家。虽然整个下午都跟明江在村野玩了个遍，他却止不住心神不宁。等“破罐破摔”的戾气平息，那个“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仍未找到答案。
第二天醒来，眼前竟是两眼通红、胡子拉茬的父亲。与往常一样，陆运坤没有责怪和询问。陆庆屹心里百转千回，“独山的寨子那么多，离这儿这么远，父亲又不认识我那些同学，他是怎么找到我的？我不敢想象他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里奔波的样子。”
那段日子，夫妻俩试图跟小儿子交谈，得到的总是沉默。有天夜里回家，他看到母亲眉头紧锁，似是有话要讲。等了许久，她却把话吞了回去。他弱弱地叫了声“妈——”，李桂贤终于开口，给他定了四条规矩：不要麻烦他人，不要为难他人，不要犯罪，不要死得毫无意义。那大概是父母唯一一次郑重地与他深谈，提出忠告。这几条规矩对他的烙印，他在许多年后才得以意会。
采访过陆庆屹的记者李斐然曾这样描述：一直以来，陆庆屹活得有一种野生的底气，打过架，爬过火车，做过些荒唐事。但他觉得不管怎么样，后面总有一个人会抓住他。哪怕闹离家出走时自己跑得远远的，一个人去了火车站，哥哥也能从人潮中把他找出来，抱得紧紧的。
在儿女眼中，陆运坤和李桂贤对人生没有多少社会化的欲望。当陆庆屹表达不想读书的意愿，称能对人生负责，他们接受了。当陆庆松从清华大学离开，他们担心的无非是孩子能不能养活自己。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们也接受了。
陆庆屹上小学时，《说岳》《说唐》之类的连环画曾在独山风靡一时。他看到同学有，心里痒痒的。他没怎么言语过，有天回到家，却猛地看到一套《封神演义》的小人书摆在桌上。看到成年后的陆庆屹拿着摄像机“什么都拍”，李桂贤有过不解。他说“拍电影”，她曾觉得是“痴人说梦”，但从不打扰他的兴致，甚至在儿子想放弃的时候鼓励他继续。

▲母亲洗野菜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听说哪个村寨出了个超灵的“过阴”（能出入阴阳两界的人），李桂贤想去找，问过世的亲人在阴间过得好不好。陆运坤虽觉可笑，却无二话，跟着妻子跋山涉水。
陆庆屹不解——相信科学的父亲为何如此。陆运坤答：“反正你妈也是出于好心，我当然要陪着，在家里是陪，出去走不也一样是陪嘛。要是她为此不高兴了，才叫得不偿失……只要不影响健康，怎么都行。”
林夕对此感叹，“我们对心中认为的正确都是有执念的，想把身边的人都拉到正确的路上。但往往还有比正确更重要的东西，比如陪伴、理解、全然为一个人好的心意。”
相比许多远走他乡、要改善个人境况的游子，陆庆屹从不觉得家里的那方天井禁锢了他。“我不追求最好的，因为我拥有的都是最好的。”
但他还有一个给自己的许诺。
2017年12月30日，《四个春天》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放映，是两位主角唯一一次在影院观看这部电影。放映结束，陆运坤站起来，对前后的观众各鞠了一个躬，说：“我今天在银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这部片子是献给我们老人的吧。”紧接着又说：“我感谢我的儿子。”
陆庆屹难掩泪水：“那一刻，我终于给他们献上了一份礼物。他们也终于可以对我放心了。”

▲陆庆屹和父母、哥哥的合影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偶然的串联
陆庆屹的好友、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刘欣觉得，“饭叔”从小以不受拘束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他现在的心理空间如此之大，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了自己对人以及世界的感知，恰恰是这种原初的状态塑造了他今天自我确认的人格。”
而培养清醒的认知，看到人生的其他可能，则要回溯到15岁之后的那几个春秋。
1989年年中，决定把自己从泥潭中拔出的陆庆屹跑到北京，投奔在清华教书的哥哥。一开始，陆庆松还托朋友让他借读高中，陆庆屹很快就读不下去了。哥哥和他一起听名著改编电影的配音，带着他去图书馆借书。为了让弟弟不出门惹祸，月工资不过60块的陆庆松，花37块钱买了真皮的“火车头”⾜球，鼓励他上场跟陌生人一块儿比赛。
一个夏日的午后，阵雨初歇。兄弟俩一起往野林里散步，遇到一个陌生人总在绕着树影踱步，还把他俩叫住“配合”，原来对方是为拍水边倒影做构图。发现波纹的光泽和弧线，还有倒影⾥树⼲扭曲的美，陆庆屹心里一动，他和哥哥如法炮制，互为模特，玩了起来。
那天晚饭后，陆庆屹在纸⽚上画出一圈圈的⽔纹图案。不希望浪费弟弟的志趣和禀赋，陆庆松带着他去见朋友昌熙。昌熙告诉陆庆屹，画画的动⼒应该是真正的冲动和热情，要听从⾃⼰内⼼的意愿。

▲陆庆屹在圆明园画家村的住所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再后来，在圆明园附近的村子，陆庆屹认识了一群个性迥异、恣意表达的青年画家。“看了他们的作品，（发现）人对世界的认知可以如此不同，表达也可以有无数种方式。”细想起来，他方觉人的命运就是由这样⼀个⼜⼀个偶然串联，每个偶然都是⼀个转折点。“原来从前我信奉的‘英雄无非拿一命搏一命’的人生，可以有另一种活法。”
此后，他尝试网页设计，到酒吧驻唱，开过公司，去过矿山打工，直至在影像和文字中确立了自己的方向。
他对哥哥充满敬重和感激。陆庆松领受这份感激，承认当初收留和帮助弟弟，多少有弥补自己“少小离家”、长年在外对父母的亏欠。但他觉得，自己所做的无非是在头几年给弟弟一点物质支持，教他“不要触碰底线，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有一项技能让自己持续”。

“幸存者”的自责

兄弟俩平时见面不多，也很少深谈。这几年，陆庆松开了个人公众号。有时，陆庆屹对哥哥生活的了解，还是从那上面的文字中获得。他眼里的哥哥，内心涌动着永不枯竭的源泉，说干就干，始终乐观。
2025年秋，《人物》杂志在陆庆松居住的小院对兄弟俩做了一期访谈。在网络平台播放后，两人对往事的不同叙述、观点分歧，第一次暴露在镜头前：
给《四个春天》做粗剪时，陆庆屹因为无法确定思路而焦灼。他给哥哥做饭，哥哥只顾刷微博，还给弟弟推无聊的笑话。他忍无可忍，爆发出来，哥哥却有些摸不着头脑，“我只是不想打扰他。”陆庆屹认为，哥哥没有看到他的紧迫性和严肃感，“你的天然天真，会忽略掉一些重要的细节。”
我问陆庆屹，那时的紧迫感是源于想要证明自己吗？
“我从来不需要证明自己，我没失败过。我只想做好事情。”他着急的是看到父母一天天衰老，想早点把片子完成。他觉得那时哥哥太散漫，希望能通过拍片“激活”哥哥。
陆庆松拥有过人的音乐才华，却在25岁从清华离开，索居郊外，大半生以给学生上钢琴（含小提琴）私教课为生。几十年里，他只举办了两场个人音乐会。头一场在母校，大概有几十个观众；第二场是《人物》在疫情期间为其筹办的线上独奏会，约五万人观看。

▲哥哥的清华大学告别音乐会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不肯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把人生的螺丝拧紧，纯系个人选择。2021年年底，学者刘擎在与许知远的对谈中，把陆庆松作为“另外一种可能”的例子来讲述。“他既不是内卷，也不是躺平，他在过一种自己热爱的、有意义的生活。”
让陆庆屹无法释怀的是，早年哥哥曾有出国进修的际遇，却为了照顾前途未卜的自己而放弃。“在少年往青年过渡的时期，如果没有他，或许我会走到万劫不复的路上。他曾经是许多人寄予希望的天才，但或许因为我，他一直过着非常平淡的生活，放弃了可能是远大前程的机会。”
陆庆松表达过，那完全是自己发自内心的选择。“看到他独立成长，我也从中获得喜悦，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感之一。”
音乐之外，陆庆松爱打游戏、踢足球，曾担任清华网球队的代教练，这些兴趣常常花去他大半的时间。最近几年，他伺弄起花草，写写公众号。陆庆屹笑着说，哥哥“即便在猪圈里也能找到小乐趣”。可他也认为，哥哥迟迟未能交出作曲的作品，对不起上天所给的天分。
“丰富有趣的生活，不也挺好？”我与陆庆屹讨论。
“丰富有趣不重要，我认为放弃那些东西，潜心在一件事情上也很有趣。”他眉头紧蹙，“如果我不知道他也有做出伟大作品的梦想的话，我就不会督促他。可是他有，他就是不积极。”
陆庆松告诉我，经过患病一遭，他确认了一些原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实在应该去享受它们。他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诉那些没有生命动力的人，用什么方式并不重要，但最后一定是在作品中呈现，“我的音乐一定是奔流不息的。”
面对弟弟的期待，他也理解。“我知道他关心我，他希望我更好。我一直有在创作，作曲里的‘中西结合，洋为中用’，也想了很多年，只不过就是没出成品而已。”
目前，陆庆松手头已经攒了十多首小体量的作品和两三个类似交响曲规模的草稿。“不过还是基础阶段，还没到‘毛坯房’的程度。”
“从‘毛坯房’到‘精装修’，大致要多久？”
他抬起头，“我知道我够好，可我的脑子经常在更远的地方。”
他又想了想，接着说，“毛坯房未必是不好的东西，那些毛刺儿也是它的特色之一。如果逼着我一个月交一部交响乐，我也做得出来。可我还在恢复身体，也没到要把自己‘逼到绝境’的时候吧。”
如今，陆庆松每天早上9点准时吃靶向药，一天吃三次护肝药。周末教两天琴，平时写写东西、练练琴。我眼前的他，讲话有中气。聊饿了，他给我端来花生米，给自己做碗生菜加鸡蛋和鸡肉。不能晒太阳、不能再长跑和骑车，他便举哑铃，跳“鬼步舞”。光处理院子里疯长的牵牛花、牛筋草，给樱桃树打药，也够他忙活。他说，新的个人独奏会已提上日程。“这一次，我肯定会演奏自己作曲的曲目。”

▲三十年后，哥哥还在弹琴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只是这些年，陆庆屹心里还有一份强烈的愧疚感，感觉好像是自己把哥哥姐姐的幸运抢过来了，“我想把我余生的一半分给他们。”
哥哥不在独山的那些年，他多是跟姐姐相处。姐姐说他的话，有时比母亲还管用。从高中到大学，再到工作、婚姻，姐姐后半生的二十余年都留在了东北。陆庆屹总会因此产生浮想和自责。
“我姐她得的是肺癌，沈阳以前的污染是比较厉害的。如果当初不是我，是不是她就不会选择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姐姐复读的那几年，跟他发生过一次并不激烈的冲突，他会把这也算作姐姐选择留在沈阳的动因之一。时过境迁，他也明白，这理由或许很难成立，也无法再向姐姐求证。但出了问题他总是第一时间归咎到自己身上，难以摆脱“负罪感”。

▲陆庆屹家中的书架上摆放着两岁时的全家福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蚊帐与河流

在目前借住的这套房子里，陆庆屹最爱待的是厨房区域的炒菜间，一间只够一人腾挪的小屋。灵感倏然而来时，他站在小屋里，用手机敲过上万字的文本。视线落到菜锅或是油壶醋瓶上，便拉起长长的回忆。“在书房就很干枯，全是电脑音箱，跟我以前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厨房是让陆庆屹灵感迸发的地方，他常站在这里个把小时，用手机逐字敲打出整篇文章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小屋于他，如同蚊帐之于母亲。
母亲喜欢睡蚊帐，不只是挡蚊子，她还觉得只要帐子一放下来，就隔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地盘，自由自在，“蚊帐就像半透明的墙壁。”
陆庆屹被这个比喻的美惊到。许久之后他才发觉，那么火热、与自己开怀畅谈的母亲，也有不曾示人的秘密。
母亲去世的第二年，他有一次走近父亲书房的书柜，视线掠过母亲收藏的苏联小说、收集山歌的日记本，忽地看到一本书皮破开一角的书。书名《写作》，扉页上题着母亲的签名和日期：“李桂贤 76.3.23.”。
他坐在藤椅上细细翻阅这本《写作》，恍然明白，当年母亲为何会去找镇长，申请调动当图书管理员；家里并不宽裕，母亲总挤出钱来给他买书；写作文时，他苦于不知道怎么写“独山的冬天”，母亲启发他想想冬天下毛毛雨到处结凝（结冰）时，他最喜欢做什么？“要是不知道写什么，就闭上眼睛，回忆当时的情景。”
从那时起，陆庆屹不再惧怕写作文，梦想有一天自己的文字能变成被人阅读的书。他不曾深想，那么多年里，母亲可能也怀揣着对写作的渴望。大家都说李桂贤雷厉风行，风风火火，陆庆屹觉得，其实母亲大部分的状态是沉静的，“这才是她。”
他曾与父母去独山一道长长的峡谷游玩。入谷的小山坡顶上有一个池塘，东南角裂开一条小缝，水不断往下流。父亲问他，知道那些水流到哪吗？“他（父亲）说，就往那大河口过去，汇聚成一条河，再从山那边往东边走，经过贵州的三个县，进入柳江之后穿过广西，进入西江，最后从珠江口到大海。流到大海之后，它就可以流到全世界了。”
二三十年后，陆庆屹出差去广东肇庆，同事带着他往一处周边全是绿草的堤坝上走，一条近一公里宽的江面跃入眼帘。同事说这是西江，他突然想起池塘边的那段话：原来父亲早就透露了压在心底的向往。
陆运坤不事张扬，但陆庆屹认为父亲只是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他可不是胆子小，而是不在意很多东西。我的狂野，比较像骨子里的我爸。”
越了解父母，陆庆屹越为他们心痛。这样澎湃的、向往自由的生命，被几万人的小城圈住了一生。“生活的种种责任燃尽了他们最好的年华。退休之后又遭遇家变，生命的灯火很快转弱，匆匆熄灭了。”
姐姐去世得太过突然，他第一次意识到，以为遥远的人生终局，会在毫无准备时突然袭来。八九年后，父母接连去世，哥哥患重病。有一段时间，他恍恍惚惚，如游离于方外，除了倒垃圾从不出门，似乎一切都失去意义。
陆庆屹想起姐姐出殡那天，他哭到昏倒。醒来后，母亲瞪着他说，“要么拿花圈，要么继续拍。”他选择了后者。抬棺的那些脚步，被他收录在镜头里，挥之不去。“摄像机成了你对这个事件和空间反应的一部分，那些脚步在我心里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你始终要往前走。”
父亲去世时，母亲就在一墙之外的房间，却因骨折无法下床，直到最后都没有机会再看父亲一眼。半夜里，母亲仰卧在床上，对着天花板轻轻哼唱起《何日君再来》，声音里没有悲伤，只有绵长的的情意。陆庆屹感到一点安慰，“艺术和记忆让他们有了挖掘内心、抒发情感的渠道。所以他们的衰老，在精神上要比身体延迟许多。”
朋友和同事都知道陆庆屹的“高能量”：好些年里，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年过五十后，疲乏的感觉冒出来了，搬几十斤的重物会闪到腰。妻子让他“控糖、不要久坐”的建议，他照单全收。雷打不动的是每天阅读10个小时，练习书法、写作，“想弥补父亲和母亲的空缺，把他们未竟的梦想延续下去。”
他发现自己越发接近父母生命的本质：不在于要活成什么样，而在于真实可感的体验。他在创作与独山有关的小说，“不一定是人物小传的形式，而是独山人跟生活的关系，他们在命运中保存的尊严，那些被时代辜负的才华。”他还计划在老家和沈阳等地走访，写出他所了解和不曾了解的姐姐。
从2017年至今，许多人由影片记住了李桂贤和陆运坤的可爱与深情，好像认识了一对“就住在楼上楼下”的叔叔阿姨。有人追更“饭叔”的豆瓣账号和陆庆松的个人公号，如寻获一片精神的后院。一位豆友追着给陆庆屹写邮件，送他自己画的画。陆庆屹心里被充盈着，“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深情的人。我们的相识相交，只有通过文艺作品才可以实现，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那些最细微的东西。”
受陆庆屹的启发，观众和读者中有人拿起了手机、相机或笔记本，对准家人和从前忽视的日常：在武汉念大学的厦门女生佳音，用一年时间拍摄了外婆给她开门的若干个瞬间；编剧殷时每年回老家南昌县的村寨看望奶奶，都会拍下奶奶和她的闺蜜、亲戚邻里的生活动态。“亲人的离去，就好像一栋建得很牢固的房子，命运把里头的砖块一块块抽掉，太残酷。但只要还在拍、还在记录，就感觉他们还在我的生命中，还在滋养我。”殷时说。
就在采访的前几日，北京的三伏天迎来了好几场劲雨。陆庆屹不要打伞，兀自迎上前去。“你经历的所有东西都可能像头上的雨。我觉得这雨也是我的幸运。就好像那股从独山山顶上流入大海、又蒸发到天空里边去的水是一样的。当你有了这种体验，你会觉得这世界很广大，而你又跟它紧密相连。”

（参考资料：《四个春天》，《落在我身上的雨》及新书上海分享会记录，《余生》。播客《一横一竖》《城市折叠播客》《除你武器》《我爱每一天》中含陆庆屹对谈或相关内容的单集。感谢刘欣、小赵和薛薛支持，受访的读者皆为化名。）

链接